1982年至1983年间，为编辑《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我与王元化先生有过不少通信。翻检书箧，他给我的信件，保留下来的还有八封之多。这些信札里记录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冯牧、阎纲和我三人编辑《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时的一些情况。而作为《文艺报》工作人员的我们所主编的那套文学评论丛书，至少体现了八十年代版的《文艺报》主持者们的一种时代思想和文学理念。
八十年代版的《文艺报》、或曰新时期版的《文艺报》，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其历史功过、成败得失、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但我坚信，当年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恢复和坚持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文学为人民代言，倾吐人民的心声；在文学理念上，要树立评论与创作是文学双翼的新格局。评论要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既不再是“哨兵”，不是站在创作的头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也决不是寄生的“木耳”，不是创作的附庸。为此，除了日常的约稿编辑工作外，我们还筹划编辑作家作品选集、举办评奖选优、举办读书班培训评论队伍、编辑评论丛书等，梳理和总结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经验，以期作为办刊、推动文学运动的辅助。我们编辑了《文学：回忆与思考［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收录了62位作家写的创作经验类的文章，可以认为是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文学创作经验的一个总结；《女作家作品选》（上中下卷，花城出版社1980年至1982年出版），选录了72位女作家的代表作，大致可以窥见此前中国女作家的阵容和创作概貌。启动了中篇小说评奖并出版了《1977-1980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1980-1982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
接下来，我们计划编一套包括健在的、有成就、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的丛书，以展现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总结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1982年5月前后，我的这一构想，得到了同事兼评论家阎纲和主编冯牧的赞同，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袁琦的大力支持。于是，我和阎纲共同拟订了老一辈评论家的约稿名单和中年评论家的约稿名单。第一步是先出老评论家的选集。老评论家是：罗荪、冯牧、王元化、荒煤、胡采、萧殷、洁泯、黄秋耘、朱寨，共九人。这个约稿名单定下来后，由我起草了一份稿约，我们俩人分别与作者联系，写信和致送稿约。按分工，王元化是我的约稿对象，我给他发了一封约稿信函。
认识王元化，记得是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巨鹿路675号《上海文学》编辑部。那次见面，在场的，有编辑部的李子云、周介人，还有吴强、罗竹风、王元化。王元化是我十分崇敬的文学理论家。前一天，我们刚刚在上海友谊剧院听取了陈沂对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创作座谈会与会人员的讲话。对他的讲话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又恰逢某权威期刊的柯某到上海来，全面肯定和强调坚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台湾选了我们20篇作品，要给每位作者5000元奖金，相当于大陆一人五年的生活费，我们不能被敌人利用！他的谈话，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这次见面的话题。王元化针对柯某的话说：“二战中，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了一个剧本《前线》，希特勒大演而特演，斯大林也给予肯定。不能认为敌人肯定，我们就要反对！”王元化的这番话铿锵有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次会面后，吴强邀请我到梅龙镇酒店去吃午餐，其他人作陪，席间大家的话题很广泛，谈得很是投机。
王元化收到我的约稿信后，给我回信称：
锡诚同志：
手书奉悉。
承嘱编选一本文学评论辑（集），编入您几位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自当从命。七月底前我可将编好拙作送上请您几位审定。在编选拙文时，我当尽量遵照来函所示各要点，可能未编入集内的新作会多些，也许将超过1/3。
本年第三季度我原定将“四人帮”粉碎后之新作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其中包括古典文论研究及美学论文等。其中也可能选入一些文学评论性文章，但此书将于明年第四季度才可出版。不知您对此事有无意见。盼示。
又同此函同时邮挂寄拙作《向着真实》一本，请批评指正。
匆此即颂
撰安
王元化（1982年5月）二十七日
在收到他的这封回信的同时，也收到了他寄赠的新版《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一书。此《向着真实》是三十年前署名方典的《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再版。如《改版说明》所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历史阶段所写的论文选集”，虽然改版时作了些增删，却保留着《向着真实》这个书名，也仍然坚持几十年来一贯的文学理念，即：“‘写出真实来！’斯大林同志说的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吗？那么，坚持现实主义，向着真实努力，这是必要的。”这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元化的文艺思想，很有价值。所以，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他在信里所说的已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本书稿，就是后来他赠阅的《文学沉思录》。
晚些时候，天气转暖，王元化便上了黄山。在山上休养期间，到7月中旬他已经编完了我嘱编之《王元化文学评论选》书稿，并从黄山直接寄给了我。然后他就回了上海。发自上海的电报说：“刘锡诚同志：在黄山寄上拙稿，收到盼复。我已回沪。王元化1982年7月20日。”收到他的书稿后，我立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书稿已妥收无误。7月24日，他又从上海寄来一信：
锡诚同志：
来电奉悉。我很想知道您几位对拙稿的意见，望不吝赐教。我不知“丛书”的要求和出版时期（原说年内，不知有无改变），也不知每本书的书名是否是××论文选之类。这些方面您倘能于便中示知一二，则感甚！前经孔周、敬东同志约稿，近又得罗荪同志来函嘱向《文艺报》投稿。听说您现在负责编务。我曾回信罗荪同志，说倘拙稿序言可用，就请编辑部审阅裁酌。您是“丛书”主编人之一，如序称什么集名序（倘有统一名称就用统一名称，如无统一名称就用《论文选集》序为题名），主编中是否有主副之分等，均望改定。
我九月间要来京开会（参加十二大），届时当可把晤。请向编辑部诸位问候。
匆此
祝好
王元化（1982年7月）二十四日
他在此信中所提的几个问题，如丛书名、书名、大致出版日期、以及序言先期在《文艺报》发表等，我即向冯牧作了汇报和请示，然后把商讨的意见写信告诉了他，请他释念。
锡诚同志：
手书奉悉。承将“丛书”诸事见告，并为拙稿与冯牧同志洽谈，诸多费心，感激无量。拙着倘能年内出书，是所至盼。不过很希望您和冯牧同志（倘他有空）对拙着提出直率的意见，使我可以酌情修订，使质量有所保证。我虽忝列文艺界，也写些东西，但始终是个业余的写者，眼光局于一隅，对于许多情况多不了解，因此在角度上、分寸上、提法上可能有不妥之处，您和冯牧同志倘能拨冗指出缺点及如何修改，则对我帮助极大。至于拙序倘《文艺报》可用，就投《文艺报》。希能复制二份，一交《文艺报》，一给我存底。再者《文艺报》倘能早日将校样打出见寄，则最好。拙序中对“丛书”主编及副主编说法倘不确（如未分主副），请您修改。又，文末写于黄山听涛居，在听涛居上加“人字瀑下”四字。现以这些琐事相烦相扰，甚觉抱歉，让我在此先向您致谢！
请向编辑部诸位同志一一问候。
专此即颂
编安
王元化手上（1982年）八一晚
锡诚同志：
昨奉一函，谅已先此达览。
再有一事奉恳，即拙序中在两句诗下，烦代为修改如下：
“我不想为自己掩饰，这是‘由于渴望工作却不能工作而流露出来的’一种颓唐情绪，自然不足为训。”
一再相烦，感激无量。
匆此
祝好
王元化（1982年）八月二日
王元化是一个受过磨难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为《王元化文学评论选》写的《前言》，是一篇信念坚定而文风犀利的好文章，读之，不难见出他对于多年来失去工作的权利和时间而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悲哀和惆怅。他要我代为修正的这句话是：“我不想为自己掩饰，这是由
于渴望工作却不能工作而流露出来的一种颓唐情绪，自然不足为训……”在这句话的前面，他略述了他在心灵上无法忘怀的那段前尘往事：“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一首七律送给一位和我共遭磨难如今已故的友人，借以抒吐当时的抑悒情怀。我从来没有作过诗，今后大概也不会再作了。其中有两句是：‘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接下来，他以“欢欣”的语言表达新的时代和形势下“理性再觉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给他带来的喜悦。有他的老友、我们的第二主编罗荪约稿在先，现在又有他本人的要求，由我执行，把他的这篇序言安排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在书稿编辑过程中，我和阎纲都通读了一遍，我又给他回了一信，并向他索要一帧可以用于扉页的照片。他在回信里说：
锡诚同志：
十九日惠寄大札已收到。
弟甚少拍摄照片，近年所拍摄的多系与人合影，恐不适用，再有工作证照片，更不合适。今检出过去所摄生活照一帧，光线较暗，不知可用否？倘勉强可用，望即用这一张。现随函奉上。拙稿经你和阎纲同志阅过，倘觉其中有欠妥之处，望不客气，予以斧正。现“丛书”即可发付出版社六七本，您等工作效率极高，令人钦佩。又拙稿有二处，望代改正。一，《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关于毛主席、少奇同志称呼，仍照原稿未改正的字样恢复过来。二，《文学与真实》的题名请改为《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诸多费神，感激无量。
匆此
祝好
王元化（1982年）八月二十二日
弟不日即将来京。请问候《文艺报》各位同志。
序言决定安排在《文艺报》发表，校样很快就出来并遵嘱寄给了他。下面的一札，就是他审阅校样后的回信。
锡诚同志：
校样已改定。奉上，收到后请赐一简短回音，以免悬念。拙照不日寄上。
匆此
祝好
王元化（1982年9月）十四日
由陈望衡担任责编的《王元化文学评论选》，自1982年7月底交稿，半年的时间，便于1983年3月出版了。收到样书后，我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文集的篇幅不大，总共才13万字，薄薄的一册，分量却并不轻。这本书，和差不多同时出版的《文学沉思录》一起，是王元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历程和思想信念的记录。元化自己也还算满意。我保留下来他于1983年5月23日写给我的一封信：
锡诚同志：
久未见面，近来忙不？念念。
选集已出，谅已见到。弟另有一集《文学沉思录》，为六年来结集，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不日即可问世，出书后当寄奉给兄及《文艺报》诸同志叱正。
兹有一事奉恳，即华师大张德林同志（副教授），《文艺理论研究》责任编辑，是解放初我在复旦教书时的学生，他写了不少文艺论文，有一定成就。不知可将他论文编入中青年当代评论家选集丛书中否？现附上他近年所写论文目录一份，请兄与冯牧、阎纲同志酌裁，尚希赐复为感。
匆匆不尽。请问候《文艺报》编辑部诸位朋友。
即颂
撰安
王元化手上五月二十三日夜
张着倘蒙采用，请与他直接联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
经我们的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第一辑推出了九位老一辈评论家。无庸讳言，这九位评论家的选定，体现了我们的取舍标准和眼光；别的人来选，会有另外的取舍标准和眼光。第二辑是中年评论家。计有：李希凡、王春元、张炯、顾骧、潘旭澜、陈辽、王愚、陈丹晨、缪俊杰、谢冕、李元洛等11人。作为主编，阎纲和我，都不加入这套丛书。老阎的《小说论集》（1982）和我的《小说创作漫评》（1981），作为单行本，由同一出版社另行出版。王元化提议的张德林，固然是当时崭露头角的优秀中年评论家之一，但考虑到这套丛书还要继续编下去，故而第二辑暂未列入。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于1982年5月启动，1983年3月第一种出版，1986年4月出版最后一种，前后经历了四年时间，一共出版了20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文学评论丛书及其历史作用，在建国五十年前后出版的文学史上，已为几位文学史家所关注和首肯。所惜者，在出版了两辑之后，由于人事的变动和情况的变化，未能再继续下去。被誉为“老黄牛”的黄起衰，责编张永如、唐维安、萧汉初诸公，功不可没。大约十年后，由前辈评论家荒煤和冯牧联名主编了一套《文学评论家丛书》16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选入了好几位青年评论家。那已是后话了。
由阎纲执笔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序言里说的一段话：“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宣言。现在，在纪念《文艺报》创刊六十年的今天，冯牧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也还这么坚信。只是，似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坛，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
原载2009年9月26日
文艺报的简易楼房
贺绍俊
二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社。沙滩北街2号，门口还有解放军战士荷枪守卫，顿时感觉到我去的地方将是一个多么威严的部门。没想到绕过那幢高大的红楼，来到一座简易楼房前，看到了墙上钉着的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文艺报》编辑部”几个红字，这与我进大院时留下的威严印象相距太远。但很快的，我就适应了这座简易楼房，并且慢慢发现这是一座不简单的简易楼房。我在这座简易楼房工作了四年多，直至文艺报社搬迁到文联大楼。当我准备为《文艺报》创刊六十周年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座简易楼房，因为这座简易楼房在我心目中就像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文艺报》的传统和品质。
简易楼房的确很简陋。它夏天酷热，太阳把薄薄的墙板烤得发烫；冬天寒冷，北风从四面八方的缝隙里钻进来。但人们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烈日下，还是在寒风里，照旧将贴着墙外的楼梯踩得咚咚响。
简易楼房里充满着亲情与友爱。在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概念，不论是主编或主任还是普通编辑或司机，都是相互间老某或小某之称。进了每一个房间，都是一张张和善的笑脸，亲切地叫一声“小贺”。从此，小贺的称呼伴随我在文艺报社的二十年，哪怕更年轻的人调进报社，仿佛约定俗成似地仍然叫我小贺。不是老师，更不是主任、贺总之类的叫法，折射出文艺报社难得的平等友爱的氛围。因此我喜欢“小贺”的称呼，当我遇到文艺报社的老同事，一声小贺的呼喊，会让我怦然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