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篇小文看过之后，我却在大脑里产生了一连串的联想与发问。吴亮的二分法是否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风潮造成的文学天地的重新营造，是否真的就把那些三流以下的人踢出门外，留在其中的就正好是自己想象中的纯粹的、真诚的艺术天才？一个浮华喧嚣的社会肯定会淹没文学原有的声音高度，从而使许多制造和搬弄文学概念的装腔作势者，制作印刷垃圾却坦然自若的世俗功利者从这块越来越小。
与其拐弯抹角地借用别人的思想，不如把他们的思想精华直接抄录下来，供我们思忖自己及周围的世界。米兰·昆德拉曾是一个时髦的名字（现在还是吗？），在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呷着不知是谁掏钱喝到的名酒，让他的名字在自己的嘴里转来转去。然而，有谁思考过他的大脑正想着什么？在他的小说（不朽》里，我们看到他借笔下的人物打量着当代艺术的景象：
道路消失了，但它改变了形式，化作一股“永远向前”的希望之火，永远燃烧在画家们的灵魂里。然而，路不存在了，哪里能算是“向前”呢？哪个方向能够找到已经消失的“前方”呢？于是，永远向前的欲望成了画家们的心病，每一个人沿着不同的方向起步，他们行进的轨迹纵横交错，犹如一群人在某个市中心广场上来回兜圈子。他们希望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但是他们各人所发现的仅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已被人发现的发现。”
正如昆德拉所说，这种无序状态很快由生意人和出版商使之化为有序，商人明码标价购买画家们的作，品，然而，“买下这些作品的人，正是十年前对毕加索和达利大加耻笑的那些阔佬们……这些阔佬们又赶上了时髦，鲁本斯（小说人物--笔者注）只好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画家。
我们果真看到了一种分化的景象，文坛的“乱世英雄”很轻易地又伸手一抓，找到了一碗令旁人惊羡的饭食，而且他们看上去永远也不会摘下“作家”的头衔。那些在纯粹艺术的天地中跌打翻滚的人们，倒程度不同地产生岌岌可危的感觉。也许津贴将会失去，也许你不情愿也得去做水果批发商，什么时间，和谁去探讨情节的转化和意象的表达？如果不能平静如水地生活下去，宏篇巨着如何问世？如果平静如水地生活下去，你又要去写什么？什么才是创作的最好环境？假想是没有用的，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吧。有一本装帧漂亮的书，叫《世界着名作家访谈录》，书中收录了近三十位世界一流作家的访谈录。几乎每一位作家都面对“你认为最好的创作环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福克纳的回答最惊世骇俗。他说艺术和环境无关，它才不在乎环境。对我来说，最好是当妓院的老板。我认为这是艺术家最理想的工作环境：生活富裕，不愁吃住，不用担惊受怕，除了记点小账，按月给当地警察送送红包之外，就没什么事要做了。早上清静得很，最适合写作，晚上有的是社交活动，如果愿意的话，大可插上一脚解解闷。”
在福克纳看来不但作品不能随意模仿，生活也一样仿效不得。我觉得有趣的不是他举的职业，而是职业所具备的条件，这就是“生活富裕，不愁吃住”，早上清静可写作，晚上喧闹不妨一乐。如此看来，创作是需要物质前提的，而且这个前提并不容易彻底满足。我们没听说历史上有哪位妓院老板写出过不得了的作品，福克纳也没有去张罗办妓院，况且他还说过与上述言谈相悖的话，即他同时认为作家创作无需以生活宽裕为前提，“他只需要一支铅笔，几张白纸。我从来没听过接受别人的津贴能写出好作品来。”与福克纳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着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也许，平稳的意见最能说出常情，本世纪着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庞德在面对“为什么现在的美国诗人大多是大学教师”的提问时答道：“这是经济因素。一个人总得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T，S，艾略特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答道广诗人除了写诗之外也是要讨生活的。毕竟，艺术家很多是教书的，音乐家也一样。”一方面是妓院老板，一方面是大学教师，这两个无论如何天差地别的职业，在当代艺术家那里被很荒唐地放到了一个天平上面。我想，福克纳的回答浪漫像诗人，诗人们的回答倒平实如常人。作家要不要有别的职业，换言之，创作应不应当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是一个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用的问题。但是，艾略特有一句话是对的（至少有启发意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点儿也不必为生活操心，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上，很可能会扼杀我的创作生命。”“我怕的是，没有其他事好千，会写得太多，粗制滥造。那对我来说是很危险。”
当我们为未来的生路诚惶诚恐时，是否想过，真正的文学时代正因此将要降临？有没有纯粹的职业作家？当我们在书桌前正襟危坐，强迫自己非写不可（受昆德拉所说的“永远向前”的欲望驱使）的时候，是否感到痛苦的不仅是心灵，而。还有大脑和握笔的手？如果一个作家完全以写作为生，那势必很高尚，但如此一来，这些坚守文坛的职业作家们，还有没有可能像卡夫卡、普鲁斯特、陀斯托耶夫斯基那样把自己苦心经营的着作付之一炬：在失去物质利益的同时获得灵魂道德的升华与赞誉？假如既不可能做妓院老板，又无力去大学教书的话，这群被釜底抽薪的文人们，又该去做什么？
有人恨生命短促，不能写得太多，这是多数人的想法；也有人害怕专事写作，写得太多太滥，这是伟大如艾略特这样的诗人。有人不能没有生活保证去冒险创作，有人害怕生活处优失去艺术创造的锋芒。这道理翻来覆去也不会有满意结果。
世事如烟，时光果然快得很，许多刚刚念熟的名字再听起来，仿佛已经很遥远，还在几年前才冲刺出来的先锋人物，如今大都踪影全无，不知去向何方，不能不让人感慨嗟叹。“无主题”的徐星为什么不再“变奏”？“别无选择”的刘索拉又选择了什么？（似乎早已出国）张辛欣怎么不再续做“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极揎“虚构”的马原如今在哪条“上下都很平坦”的路上行走？（仿佛从报上知道他正在作画）阿城在何处称“王”？残雪莫非在“山上的小屋”做栽缝？“今天”派的诗人今天还能否坐到一起谈谈诗歌？“撒娇派”诗人还能在什么地方撒娇而不被认为是疯子？还有，那些一样潇洒地走过一回的批评家们，为什么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些或轰轰烈烈、或洋洋洒洒、或风风火火、或扎扎实实的学子们，心境怎么样呢？新星陨落得如此之快，真让人扼腕叹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或许正是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标志的。
一切都还在运转，用不着谁来特别搡心。有人找不到出路，也有人忙着为自己找代理人，作家也许还未走向世界，却也有小说通过电彩等等在洋人的地面上“高高挂起”。
读书人难以安坐斗室，股票和巨奖买卖让你口袋里捏得发热的锎板无法权衡支配。末流文人的粗制滥造之作在书市上横行雅舍”里走出来的梁实秋也不过正借耄耋之年的情书为芸芸众生所知。俗文化的势力的确不可低估。金庸已被正名，琼瑶原来也很有艺术造诣，三毛的自杀足以证明婧称得上是艺术家，港台原来不是文化的沙漠。霈要调整的是我们对文化概念本身的理解。董桥先生想得真够独特，拿印度也不换的莎士比亚今日复活，一样也得考虑生路何在。
文字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工具，文学也不再为少数人特权般垄断，就好比卡拉0K使普通人也可伴乐歌唱一样。文学必须膊出一大块天地分给千奇百怪的新生艺术。正如米兰·昆徳拉所提到的某些洋人的见鲫，小说的道路越来越窄，甚至有可能消亡。消亡也许言过其实，但腾清天地之后，小说也许才可以还原到自身。纯粹的精制的文学永远是有读者的。往昔的某些人的成功，或许正是无意中利用了文学的蒙昧状态。一旦一切都廓清之后，谁能真正算得上文学天才，方可被更多的人看到。卡夫卡的长篇最初只卖了五本，据说一位日本纯文学作家听到自己的作品突然在某地畅销，心中不免甘火。
文学越是收缩自己的功能范围，本来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鲁迅先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却把他打跑了。王朔戏称自己是一位“写字师傅”，而不是堂而皇之的作家，止是把创作视做一种技术劳动。在“金属和塑胶硬体”的挤压下，从事文学的人或许应平静下来，把文学写作视为林林总总的职业中普普通通的然而又是极其崇高的职业。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这话是谁说的？果然不错。
据说，在莫斯科的书店里即使是买一本有关中东出十文物的书，也得排队，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家庭里摆着普希金的全集，我们这里的古典名着和鲁迅全集也一样一版再版，精神文化并不会完全被物质潮流所冲垮，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不是别的，正是在文学回到自身位置的时候，我们还能否继续适应？八股文的衰落是否与废除科举有关？当艺术创作成为甘于寂寞，乐于守贫者们的职业，或者在它成为每个人本来职业的业余劳动时，我们还有没有勇气继续自己的追求？文学的切肤之痛的革命正在来临，虚假的文学，无病呻吟的文学，自我膨胀的泡泡糖式的文学，用报刊语言写就的文学，将会在烈日下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这些也许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理想）。“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躬身收拾“旧河山”的，也许是真正的文学家。
还能做几天文人？这不是一个物理时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整体作答的问题，而是要各个人拿起来，面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