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尖锐，突出的，是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我”（《隔绝》、《旅行》、《慈母》、《写在母亲走后》），还是乃华（《隔绝之后》）、继之（《误点》），都经受着相同的精神痛苦，即情爱与母爱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形成，与其说是她们无力反抗黑暗势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因她们无力战胜自我精神上“因袭的重担”而造成更为确切，更能体现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心理的特殊性。母爱与情爱的冲突，使她们的心理经常发生一种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她们在母爱与情爱之间抉择上的矛盾。有时，她们“因为情人的爱”，“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有时，又“因为母亲的爱”而“不敢毅然解除和刘家的婚约”（《隔绝》）。在追求新思想时所带着的旧观念的彩响非常明显。她们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思想认识上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我不能压制我的个性，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抛弃我的挚爱者，……我宁肯做礼教的叛徒，我不做良心的叛徒”（《误点》）。个性主义、恋爱自由与良心相提并论。对情人的挚爱被视为自我良心的完善。就这样，本来是个性主义、意志自由与压抑人的个性的封建意识的斗争，被他们简单地、肤浅地看成是两种爱情的对立与冲突。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但同时又把家庭的反对看成是为自己好。追求自由的意志常常被母爱的力量所消磨，“我觉察得我的微小的灵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躯中射出的伟大的母性的爱威慑--无宁说是感化--着了。”（《慈母》）她们经常被家庭中的天伦之乐陶醉，“我们在母亲面前是孩子，小侄们在我们面前又是孩子，家人的爱--尤其是母亲的爱--把这三代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假如我是个大诗人，宇宙间的一切美丽伟大我不歌颂，我只歌颂融在爱的光中的和乐家庭慈母》）冯沅君把新旧思想的斗争仅仅表现为两种爱情的冲突，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中，却为我们展现了五四青年真实的精神面貌。作者虽然站在与人物同一思想水平上，但她真诚的创作态度，真率的内心袒露，使我们认识到，现代中国所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意识为宗旨的思想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一思想在鲁迅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鲁迅的《离婚》中，爱站的反抗虽小是莨接面对母爱，促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威慑使她失去了前的坚决的斗争态度。冯沅君小说中，与母爱、情爱的冲突相联系，也表现了渗透在其他方面的人物的内心不盾。他们作别人上光之下，那种想互相接触又不敢的矛盾，句母爱、情爱的冲突根源于相同的心理基础。鲁迅曾对冯沅若小说人物的这种矛盾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冯沅君小说“虽嫌过于说理，但还未伤其自然，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溪动而失去了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令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侧之情’的育年们的真实写照”。
五四时期，在其他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对青年所经受的这种矛盾、痛苦，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庐隐的《海滨故人》中，宗莹因不愿接受父母安排的命运却又不敢毅然反抗而“直觉难堪”，“只恨为什么这么倒霉？”云青在给餺沙的信中，承认自己：“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乃近闻外来传，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这种真率的心理自白，展现了五四青年真实的精神面貌。郁达夫《茑萝行》中的“我在向自己“不得不爱的女人”诉说这种不幸婚姻的痛苦时说：“这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但他们对这种不幸的命运不敢直面反抗：“怛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反抗起呢？”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与冯沅君《卷葹》中的人物一样，都经受着心灵深处的矛盾痛苦并因此形成哀伤、郁闷，甚或“游戏于人间”的心理特征。
在冰心和叶圣陶小说中，母爱则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在这里，母爱不但不是人物人生理想的对立物，而恰恰是他们理想的最高体现者，尤其在冰心小说里，母爱的力童巳大大超过了伦理之爱的范围。
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在基调上是悲剧性的。她所集中表现的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烦闷”。早在1921年，茅盾就曾指出：“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文学家不仅要反映出这种“烦闷”，而且“应该把光明的指导给烦闷者”，“使无形中还受着历史束缚的现代人的情感能够互相沟通，使人与人中间的无形的界线渐渐泯灭”，在创作中倾诉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带有“人性论”色彩的见解，是当时许多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青年共同的希望。冰心小说中的母爱常常是与人物的“烦闷”同时表现的，它是人物在“烦闷”至极时幻化出的理想。在冰心那里，母爱之所以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是因为“世界上的母亲与母亲都是好朋友”，因为世界上没有不爱儿女的母亲，所以“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由此，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互相遗弃的”（《超人》）。
把宇宙观、人生观建立在母爱的基础上，这种宇宙观、人生观就只能是一种空虚的，唯心的理想，而母爱成为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者，这种母爱就较多地成为一种抽象哲学的化身。在冰心小说中，母亲的形象被剔括成一个只在梦境里和幻想中才能出现的理想天使。“星光中间，缓缓地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地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地看着--星光里充满了爱”（《超人》）。不仅如此，母爱既然是人句人互相牵连的天使，那么，它的力量就不是一般的对儿女的关怀、惦念、操劳，而是“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超人》），“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生，一步一步够向光明”，而那光明便是“人类在母亲的爱抚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
冰心小说表现母爱的这一特征，是她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深感现实黑暗，寻找不到理想而又要努力做出表示的夹缝中的产物。事实上，连冰心自己对这种理想都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就在她大唱母爱赞歌的同时，又在怀疑和否定这种理想，她坦率地说明，她在表现这种“宇宙的爱”时，“只是闭着眼儿想着，低着头儿写着，自己证实，自己怀疑，开了眼儿，抬起头儿，幻象便走了！乐园在哪里，天国在哪里？依旧是社会污浊，人生烦闷！……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有快乐光明？”冰心是个热切关注现实的作家，她自己深感母爱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出路。因此，母爱既是种暂时的理想，同时又是一个逃避所：
母亲啊！
夭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能躲到你的心怀里。
无论理想也罢，慰藉也罢，冰心对母爱的表现从根本上是人世的，即使躲在母亲的“心怀里”，也不能平息“心中的风雨”。她的母爱描写没有使她成为“象牙之塔”内的作家，而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是五四时代的“时代儿”。
作为一个女作家，冰心对母亲之爱有着特殊的敏感，尽管这种情感被湮没于抽象哲学的表现中，但也时常从中闪现出来。《遗书》中的宛因，在海滨养病期间，曾有过这样微妙的心理活动：“我这病恐怕很危险，……我所最关心的，就是我--后，最好不要使母亲触绪怀人。我平日看书，遇有可心处，便用笔在眉上加些批语。现在也不敢写了，恐怕以后母亲拿起书来，要伤心的。”如此细微的心理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儿女对母亲的敬仰之情。可见，冰心是一位对母爱有真切了解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她的散文比她的小说好”因为在散文中，她对母亲的爱力做了比小说更真实，更细腻的描写。《寄小读者》中有许多对母亲的热情赞美与真切怀恋。
叶圣陶是一位以客观、冷静地写实着称的作家，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母爱的表现与赞美。在他的小说中，母爱不像在冰心小说中那样遍撒宇宙和世间，他是失望于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赞美母子之间高尚、纯洁的感情的。
叶圣陶表现母爱的内容包括：（1）母子之间在感情上是相通无间的，如《伊和她》、《母》；（2）母爱是人间不可缺少的感情，如《潜隐的爱》、《地动》；（3）母爱的力置是不可抵御的，如（萌芽》。在表现这些主题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种母爱之情都经历了一个从平淡甚至抵制到逐渐“发现”的转折过程。《伊和她》写儿子不小心用皮球打伤了母亲的眼睛，母亲的痛状使他慊恐、难受，而母亲却因此激动，母爱得以发现。《萌芽》描述一对青年夫妇，从害怕生孩子受拖累，到最后因母爱之力的驱使反而盼望孩子早日出世的微妙的心理过程。
因此，尽管叶圣陶把母爱视为一种“描写不出的感觉”（《母》），“不可名言的感动”（《萌芽》），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他对母爱的表现在情感倾向上是有所选择的。他描写的母了一之爱并非生离死别的大喜大悲，而是生活中几乎被人注意不到的极平常、极自然的细节。作者把这些细节像放到显微镜下一样体察人微，从中提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即母子之间的情感相通。他力图从小中见大，暗示人与人之间情感相通的可能性，把母爱描写成从“‘灰色’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他对母爱的这种表现，是对他在《孤独》、《隔膜》中表现的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补偿，是对自己内心孤独感、寂寞感的慰藉。
一方面弓自己的理想相冲突，一方面又是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者，五四小说表现母爱的这两种倾向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统一在一个相同的归结点上，即他们灵魂深处大胆与怯懦，反抗与屈服，热情与郁闷，追求与退避的矛盾统―。思想上的二重性，决定了表现内容的二重性。对人类天性的赞美与表现时代的要求相掺和。但从总的倾向来看，五四小说家没有把对人类天性的赞美当做表现母爱的最终目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表现自己对个性主义的执着追求与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尽管冯沅君在《慈母》篇首题了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首脍炙人口的歌颂母爱的诗歌，但她的小说却未正面表现母爱的伟大，而是贯穿着卷葙这种“拔心也不死”？的草的精神，象征自己对个性主义、意志自由的不灭信念。冰心等对母爱的赞美，总是伴随着诅咒黑暗现实，抒发内心“烦闷”，探索人生理想同时进行的，人物对母爱的渴望与赞美，是他们的精神力镦难以支撑黑暗现实的压力，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寻求自我意识的虚假同一的必然结果。
只有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斗争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这种二干现象。到了大革命时期，无论是丁玲笔下的莎菲，还是茅盾小说中的“新女性”，较之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发牛了臣大变化，个性主义已融人了她们的灵魂深处，她们不再像五四青年那样，经受封建意识的“因袭的重担”所带来的矛盾与痛苦。作她们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时，似乎从未顾虑父母的意志。到了40年代，即使表现农村青年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时，母亲也不再是一种“善”的对应物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母亲“三仙姑”是个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青年一代敢于同她进行公开的、坚决的斗争。
时代在前进，作家创作中的表现对象和思想倾向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冰心于1928年写下了诗歌《我爱，归来吧！我爱》，表现f母亲盼望儿子早日返回家园、铲除不平的强烈愿望。1931年创作的小说《分》，通过两个婴儿的对话，表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不平等，“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一类观点，被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代替。叶圣陶早在1922年就在小说《啼声》里，对扫己曾热衷于赞美母爱表示怀疑和否定，此后，母爱题材从他的创作中消失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对五四小说中的母爱描写，既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人类天性的赞美而大加赞赏，也不能因其局限性而忽视和否定包含其中的时代精神。只有坚持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考察、研究，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对于五四时期“母爱文学”的探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特殊面貌。
五四于传统：是革新，不是全盘否定
--严家炎先生访谈录
严家炎
阎晶明
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十分引人注目，这场讨论涉及到对五四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对这场讨论有什么看法？我想这对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问题，会很有帮助的。
当前对五四的反思甚至发难，可能源于美国的一位学者林毓生先生。他的一本叫《中国意识的危机》的书，80年代中期翻译过来，在一些青年学者中间引起反响。90年代，就是前两年吧，我们学校哲学系的一位教授陈来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发表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他们两位都是我尊敬的学者，学术态度严肃，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们之间看法很不一样。大体上说，他们两位的观点很激烈，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当时高涵他们就说，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非君师主义》）。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辛亥革命吃亏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革命之后，封建思想、帝制思想还在人们的头脑里普遍存在，认为没有皇帝不行。所以林毓生先生这个大前提就搞错了，他没有顾及到这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