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韩国人走后的第二天，医生的帐单寄来了，一共1000多马克，居然帐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和地址。于是我赶紧到医院去声明，看病的不是我，但是我的医疗保险合同，却在医院的电脑中登录在案，那上面地址和姓名都是我的。而且由于我的医疗保险合同是十分廉价的，只能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住院。随意选择门诊医院是要自己付款的。
我向护士。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一场误会。
然而德国人的文牍主义是十分可怕的，他们只相信文件，绝对不相信活人，而且他们看亚洲人的脸都是一样的。我申述再三，第二天信箱里寄来的仍然是医院的催款通知，我再次去说明，他们再次通知，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每天早上就出去奔波于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到了一个月以后，居然医生方面用中文给我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如不付款到某大银行某某帐户，将采取法律手段，而且这封信是从我工作的特里尔大学转来的。
于是我每天又增加了往大学去交涉的任务。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感到十分心情舒畅。因为每天都变得有目标，每一单位时间都有一大堆重要的话要讲，而且每讲一句都有对方的反应，这比之打越洋电话不但便宜，而且充满战斗的豪情。虽然往返奔波要花不少的的公共汽车费，但后来我买了一张月票就便宜多了。
我的生命变得充实，我的舌头也享受到发音的欢乐。我知道，我的奔波，不仅仅为了保护我的存款和名誉，而且有利于治疗我那可怕的失眠症。
两个多月奔波下来，我的面色恢复了红润，我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那简直是青春焕发。
美中不足的是我的申诉胜利了，医院方面终于弄清楚了两个亚洲人形象的区别，恰巧韩国人来看望我，很爽快地付清了医疗费。
然而我却并未因此而产生了失眠的忧虑，因为暑假结束了。
菲利克斯又在花园里欢乐地叫了起来，隔壁大学生的房间一大早又透出了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我们又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了。
同时，从澳大利亚那边寄来了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函，连每次讲座近200澳元的价码都写得一清二楚。我自然十分开心，打了电话到波恩澳大利亚驻德使馆去，对方的答复是像我这样的情况签证大约需要等三四个月以上。
我随即给悉尼大学的那位好心的克拉克教授写了一封抱歉的信，说是我病了，不能去澳。等到我的学生林茂生从澳洲打来十分惊讶的电话，问我为什么变卦，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问题说清楚。接着另一个学生范希健又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来说服我，我也千方百计地婉谢了。
那是因为4个月后，就是为期一个月的假期，我不能再度在这座空楼中忍受孤独的折磨和失眠耳鸣的摧残，可以肯定那绝对不会再冒出一个生病的韩国人来让我操心了。
不久以后，尽管在德签证期还有三四个月，我毅然启程回到福州。
艾滋病虚惊
西德当局很怪，不管你申请多长时间的签证，他都只给你三个月，然后就等着你去续签。这时，德国式的文牍主义就来折磨你了。
首先是健康检查，我向那位主官员用英语声明，我在中国已经检查过了，现有中国卫生部颁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另有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均放到他桌上。谁知他看也不看，用德语讲了一长串话，那神情很是严肃，而且有点固执。我连忙向他说明，我初到德国不懂德语，请他用英语回答。
他眼也不眨，又用同样的德语，以更高的声调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才仔细观察了这位官员，胖胖的脸上一对圆卧的眼睛，射出来的并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而是某种善良的自信，看看他那刮得铁青的圆下巴，我不由得想到捷克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世界上这样的人多得很：明明做着蠢事，可是却满怀着庄严，神圣的感觉。
没有办法，只好请来一位走廊上的德国大学生，经他解释才知道，西德政府不信任任何外国医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没话可说，我不再争辩，做一个屈服的手势。我看到他不胜同情地笑了。
到了指定的检查机关，还算顺利，抽了血，进行了胸部X光透视，女技师还让我在那只容一人的小房间等一下，让她看了片子我再走，我惊讶，不过几分钟的功夫，那么大的一张片子就出来了，女技师仔细看了片子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走了。我说，要不要给我一个证明？她说广不用，我直接通知移民局。
我从这家医疗机关走出来的时候，直为我那白白花去的45马克心疼。申请一架电话不过60马克，我为了节约，去和一个西德大学生合用，可这眼一眨，45马克就白扔了。不过这种不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通过了健康检查，就意味着我可以把居留期限延长九个月，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怡然自得之感。
回去以后，我对几个中国留学生叙述这一事情时，虽然夹杂着牢骚和夸张的怨言，但是这时巳经没有任何苦恼，而只感到某种智慧高出洋人的心灵愉悦，甚至是享受了。
不过在国外的人，最大的享受不是这些，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家信。第二天一早，我到信箱去看信，没有，很是扫兴，压抑着失望的心情，上街去买东西，心里还安慰自己：今天去看得太早了，买完东西回去，肯定有。
果然。
但都是德文的，仔细辨认了好久，才发现是健康检查机关发来的。我很奇怪，不是说不给证明吗？怎么又寄了这个来。再仔细研究了一下里面的文字，查了字典，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通知我下星期三到他们那里去，理由是一个德国字，我查了德英字典，英语是recall，是回忆，召回，撤销的意思。莫不是要叫我回国，撤销对我居留的签证？这说明，我的健康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胸部是已经说了没问题，成为问题的自然是血液检查，可那是査艾滋病呀。我怎么可能有艾滋病，但是，没有问题，他们叫我去干什么？这真是太恐怖了。
我没有心思吃饭，也没心思做事了，连来访的朋友我都不敢握手了，我不想把艾滋病传染给这花朵一样的青年，可是我自己又是从哪里染上这毛病的呢？扪心自问，出国一个多月，并没有和任何外国女人发生过接吻拥抱之事，就是那一天，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我到汉堡的红灯区去游览，在圣波力看着妓女在一片橱窗里等待顾客，我都觉得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至于朋友问我要不要到性商店花十几个马克去看性表演，我简直打了一个寒噤，连忙说精神上承受不了。同时加快了脚步。
我午饭也没有吃，躺在床上，完全被恐怖压倒了。
这艾滋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可能，那就是我住的地方洗澡间有浴盆，我洗了几次，洗澡间是三人合用的，一个西德人，一个埃及人。我的天哪，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有问题，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如落到我的头上，这在我，就变成了万分之万。
我得了艾滋病吗，所有去美洲、澳洲的计划，所有人生之乐，对我来说都己成为痛苦的回忆，未来留给我的则是一连串的苦恼，我将成为人们歧视的对象。我记得在出国前夜，一个年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别的不怕，就怕你回来得了艾滋病。大家一笑。可现在这样的玩笑如果无意间开了起来，那就太残酷了。
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两封信，一封是妻子来的，说不尽的相思之情，最后还写了一个挺长的吻。信内还附有才12岁的女儿的信，她告诉我她描写自己想念父亲的信得到语文老师表扬，还在班上朗读了。
另一封来自澳州，一个学生说，已经为我弄好了经济担保人，趁这西德大学放假三个月之机，请我到澳州去逛逛，散散心。最后还说让我见信后挂个电话给他，以便确定日期。
我拿着信只有发呆的份儿，这时最巴望的就是赶快到那个检查机关问个究竟，是死是活，见个分晓也好，可是，收到信的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假日，星期一、星期二都工作，可是该死的德国人偏偏约我星期三才去。这就是说我还得忍受5天的苦刑。
人生真是太漫长了。
在这五天中一切都失去意义，可是偏偏又逢复活节，一大早一些德国人都一桌一桌地聚集在花园里，平时很少看到人的路上停满了汽车，随家长出来的小孩子们四面八方地飞奔。
铜管乐队在教堂前面的花园没完没了地奏着叫人难以忍受的乐曲。这些要命的德国人，一个个都笑得不可开交。
最糟的是房东来了，硬是把我拉到他们的圈子中，和他们一起唱，一起跳。
我不能不以最大的克制力让自己和他们一起笑。笑，本来不难，只要看他们笑了，你就露露门牙，他们大笑了，你就露出全部牙齿就是了，可是可怕的是你怎么笑也忘不了内心的恐怖。那天，我体会到不管笑还是不笑，活着都成为很苦的一件差事。
终于熬过了15恐怖的5天。我硬着头皮来到那家检查机关。
一位小姐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交给她的那封召唤文书，用最优雅的西方美女的姿态从档案中抽出了我的胸部透视片，我看到上面有一张德文条子，便紧张地审视上面有没有AI。S类的字，当然没有。
我根据小姐的指点，又来到体检室，那位管透视的技师和管血液检验的便拿着我的透视片讨论起来，由于讲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是两盼愣愣地望着她们，也许我的目光恐怖的神情很叫她诧异，她们一边谈着，一边不时地情不自禁地望我一眼，后来，她们可能实在忍受不住我的目光了，便领我到门外休息室的椅子上，叫我等等。
这时，一种不祥之兆更加严峻地笼罩在我的头上，我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地响，心里像有一种冷空气在不断膨胀，一直胀到胸脯发痛的程度。
我曾经念过一本书，是讲废除死刑了，作者认为死刑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宣布死刑之后，执行死刑以前这一段时间。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恐怖中忍受的痛苦越深也就越是希望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例如医生弄错了号码等等。然而，当我听着她们在讨论自己的时候，就连这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好容易那位女技师出来了，把我领到原来的房间去，重新拍了一张，并且像上一次一样，叫我等在那只容一个人的小房间里，让她看了片子再说。
那小房间和死刑犯人的单人囚房有什么不同？
我听到她拿了片子又去讨论，声音很大，可是听不懂，我的心都被恐怖感压痛了。终于她回来了，我屏住气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原来那张有一个角落不清楚，医生要求重照。现在这张很好！（她把片子一扬）你可以走了。
她的英语虽然词汇量不多，但语调好极了，简直像唱歌一样。到这时，我才仔细看了她，原来这位头发已经发白的中年女人，脸上还残留着那正在逝去的美，同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紧张得昏了头，既然是照X光，就不可能是艾滋病。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可以给我妻子和女儿写信了，而且要把这历险的过程写得幽默，让她们在万里之外分享我心灵获得解放的欢乐。
信在第二天写好，还没有来得寄，谁知第三天，又收到这个医疗机关的一封信，我又感到恐怖，打开一看，跟前一封一样，只是这回的理由，不是RECALL了，莫非刚刚照好的那张照片。
我的心房再一次被焦虑的痛了。
这次肯定不是艾滋病了。胸部透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肺结核。不管属于哪一种，我都得回家。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巳经写成的给妻子的信撕了，虽然那封信写得很幽默，很调皮，可是我只能在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的时候幽默，事情的后果严重了，死到临头了，我就幽默不起来。据说金圣叹有此才能，西方人也有绞刑架下的幽默，然而我没有这种黑色幽默的心理素质。心灵已经完全为焦虑所充满，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卑微之希望：但愿是肺结核，如果是肺癌呢？那么，上帝留给我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了。
好容易又熬到该到那个鬼门关去的日子了。
一进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正在把我的两张胸部透视片放在屏幕上审视，并且指着一两个地方用德语说，不好，不好其他的我就听不懂了。在我跑到走廊上去找懂英语的人来翻译的时候，我的焦虑已达到绝望的程度。通过翻译，老爷子问我是不是生过肺病，我说生过。什么时候？35年前。他笑了，讲了一句德语，由于词汇是和法语一样的，我悟出来是广没有毛病的意思，心跳得自己也听到了。我反复问了翻译的：我，是不是没有毛病，翻译再三肯定。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以致没有力气再讲任何话语，便走出门去。待我到了门口，才发觉还没有和医生握手道谢，于是再返回去。这时翻译正走出来，我把整个过程都讲给他听了。翻译笑了，说这个医生，是非常认真的，他刚才告诉我，为你年轻时的胸部钙化点，他研究了三个晚上。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反复地用才学会的德语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和医生道别之后，我想到许多好心往往带来灾难的悲剧和喜剧。
第二天我顺利地到移民局办了续签手续，没有什么意外，只是，没有想到还要交30马克的签证费。
然而这回交出30马克，心理愉快多了。惟一的遗憾是回到住处看到那已经撕掉的给妻子的信还在桌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