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和焦点问题一涌而出，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疑难棘手问题，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用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模范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标准、严要求，兢兢业业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圆满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党员领导干部要满腔热情地为增强信心、重振经济多做工作。用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引导人们看到主流、看到机遇、看到希望，自觉地为应对危机贡献力量；引导人们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团结广大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应对各种灾害的政策措施。
诚如温家宝总理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困难面前，只有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产生号召力和影响力，人民才会跟你走。党员领导干部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做合格的人民公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日知录》
【释义】国家民族的存亡，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他奉献了多少，不要问我们的祖国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可以为祖国做什么。责任成就爱国，多一点责任，少一点依赖，用心去爱国，用行动爱国。惟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强大。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例如《左传》里“弦高智退秦师”的记载，就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题。
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名商人，以贩牛为业。当时秦国将领杞子协助镇守郑国的首都新郑的北门。公元前627年，晋文公与郑文公先后死去，杞子认为这是里应外合灭亡郑国的好机会，便差人密告秦王：“郑国北门在我手中，若派兵速来偷袭，就容易就可以得手。”秦穆公接到杞子的密报后，于是任命孟明视为主帅，率领兵车三百，偃旗息鼓，悄悄地向郑国进发，一路上竟未遇到什么阻挡。不久之后，便踏入了南接郑国的滑国境内。
弦高此时正赶着畜群去做生意，走到滑国境内，得知秦师将偷袭郑国的消息，不禁心焦如焚。他想到秦国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一时间毫无准备，怎能抵挡得住强大的秦军呢？现在要赶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定要设法解救。他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缓兵之计：一面派人日夜兼程回郑国报告敌情，一面直接迎上秦军，自称是奉了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的郑国使臣，向孟明视奉上肥牛十二头和熟牛皮四张。并对孟明视说：“敝国国君听说将军远道而来，因时间匆促，不及修书，恐迟了有失迎接。特派小臣赶来在此敬候，先赠薄礼一份犒劳贵军，物轻义重，务请赏光。”孟明视听后大吃一惊，只得顺水推舟地收下礼物后搪塞说：“听说贵国国君新丧，我国国君为防止晋国乘机进犯，故派我来协助防卫。”弦高镇静地说：“郑国处于秦晋大国之间，不得不日夜警戒，不怕有来犯者，请将军放心。”秦军本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与杞子里应外合进行偷袭。如今大军才入滑国，郑国就派了使者前来迎接，又听说郑国早有戒备，难以强攻，又怕久围不下，后继无援，大军将陷入困境。于是秦军只好班师回国，半道上却被设伏的晋国军队全歼。
再说郑穆公接到弦高的紧急报告，十分震惊，立即布置城防，加强戒备，并派人到北门侦察秦军的动向，了解到秦军正在收拾行装，厉兵秣马，到处笼罩着一片备战气氛。郑穆公当机立断，立即给秦国将领杞子下了逐客令，杞子知道军机已经泄露，只得连夜撤走。郑国因此度过了一次危机。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临危不惧，舍财施计，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机智，以一颗爱国之心，计退秦师，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而当郑穆公要奖赏他“存国之功”时，他却“辞而不受”。
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健康发展、达到目的的。事实上，正是我们对思想教育问题重视不够，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宣传、强调、落实得不够，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丧失了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有的人甚至沦为党的败类和社会的渣滓。这也从反面证实了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传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创造和维护一个幸福安宁的社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社会团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维护国家的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当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最能考验公民的责任意识。我们每个人都要肩负着塑造民族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释义】德修养破败了，其余的事也就像瓦片一样破裂。意指品德修养是成败的根本。
个人的品德修养是党员领导干部为政的关键。我国在历史上就特别重视领导者个人的品德修养，把德当作作官、为人的关键和核心。孔子曾说过：“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为官者德行好，民众就会拥护你、支持你。德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古人尊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作为第一要求，看成是做人为官的最起码的资格。
“做人是做事的开始，做事是做人的结果。”天下万事之难，最难的是做人，不会做人的人，是不可能在人生中有所作为的。俗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有的人，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才能与本领，但因为不会做人，结果“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最后还是做不好事情，现实就是如此。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其做人的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在于其做人的失败。
北宋的蔡京早年才华横溢，素有才子之称，诗词、散文、书法样样了得。他的书法，有人把他称为宋四家“米、蔡、黄、苏”之一。可他从政却是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耻的机会主义分子。“元祐更化”保守派当政时，他见风使舵，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变法派当政时，他又转而支持变法派章惇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徽宗即位，因为他的名声太臭，被劾削位，贬到了杭州。正好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对这位内廷供奉的笼络无所不至，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在赵佶当政的二十多年里，前后一共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着他，直到自己退位。
徽宗退位后，蔡京也终于走到尽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记载：“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老百姓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都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不约而同的想法。大家忽然悟到，既然不能动他一个指头，不能打他一巴掌，却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蔡京充军发配的路上，坚决不卖给他一粒粮，一根菜，更不要说是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了。
于是，前无古人的情景出现了，蔡京充军沿途的老百姓，没有人给他们发通知，没有人给他们贴布告，下命令，但是沿途的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凡蔡京所到之处，大家都关门闭户，更不要说能买到任何食物了。所有的老百姓，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就是不供给他的饮食，让他活生生地饿死。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但是这种“饿死贪官”的惩罚，真是从古到今，空前绝后的。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尘后录》这样写道：“初，元长之窜也，道中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蔡京是一路上老百姓不卖东西给他，还加上不断地“辱骂”，是“羞辱”加饥饿而死的。说他“穷饿”似有不确，他钱多得很，怎么会“穷”呢？至此，蔡京才发出沉痛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腹与背贴”饿极而死。真是“万千钱财今何在，千古留下惟骂名”。
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利已为价值取向，势必千方百计追名逐利。那些拼假政绩、报虚材料、瞒真情况，不惜误国害民，一门心思为自已谋利益、图升迁的干部就属这类人物；一个人如果以“金钱”为目标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攫取钱财为价值取向，势必一切向钱看。那些因嫌钱财少，至使枷锁扛的贪官污吏就属这类群体；一个人如果以“为民”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为价值取向，势必一心奉献他人。无数革命先烈，众多英雄模范、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这类典范。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基铺路，普写了一曲永垂不朽的生命赞歌；他们用辛劳的汗水、智慧和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实现了光照千秋的人生价值。
我们党历来就高度重视领导者的品德，选拔党员领导干部的原则历来就是德才兼备，而德与才相比，德又是第一位的。因此，一个有所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时刻注意和努力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确立崇高的价值目标，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珍惜人生，无愧人生，珍惜手中权力，无愧人民重托，应成为每个干部的座右铭，时时高悬眼前，深深铭刻心中。
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有修养、讲党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做人、做事和做官的关系是互为关联、互为作用的。做人是根本，人做的正了，做事容易，做官也不会出问题。做事是基础，因为做人做官，都离不开干事创业。做官则是履行职责，在其位尽其责，说到底，做官也是为了做事。我们要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进。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诸葛亮《诫子书》
【释义】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的，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
“静以修身”，说的是通过宁静才能够修养身心，静思反省。“俭以养德”，则是忠告人们要通过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德行。诸葛亮时常忠告家人说：“志当存高远。”那么怎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呢？他明确指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静，另一个是俭。学习既要有志气，更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精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历来是涵养道德的重要条件。
“俭以养德”不仅是人之规范，可以成就事业，而且是立世之基，可以成就天下。古人把勤俭视为美德，一再警训人们力戒骄奢淫逸。勤、俭这两个字看似寻常，却不能等闲视之。它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美德，是成才的一种激素。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忘怀得失，不慕荣利；只有具备这种美德的人，才能胸怀大志，处困境而不沮丧，受窘厄而泰然如常；也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摒弃奢欲，以事业为重，有所成就，有所作为。
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临危受命，大胆改革，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减轻农民负担，触犯了许多官僚、富人的利益，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对王安石的改革群起而攻之，使改革终于失败。有人说，古往今来，改革者落马，总没有好下场。但王安石是个例外，尽管有人对他恨之入骨，他安然无恙。奥秘何在？
王安石一生淡泊明志，不迷奢欲，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住的是茅舍一处，风雨飘摇；晚年骑匹小毛驴，安贫乐道，吟诗作对。即使在是他大权在握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结奉承他。据说他晚年患有哮喘病，药方中有一味药是紫团山的人参，但此参很难找。有一个人正好有，就给王安石送去了几两，不料王安石坚决不要。有人劝他：“你的病没有这种药治不好，为治病考虑，又何必推辞呢？”王安石说：“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有个官僚叫邓绾，曾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职，王安石就将此事公开，并宣布为邓绾的“罪过”。就连他的夫人为他找了个美妾，他都坚辞不受。正是他的人格魅力使政敌对他无懈可击。
在这浮躁的社会中，在面对着社会的起伏跌宕时，我们往往不知所措显得多么的无知：面对功名、利禄、前程、金钱，所有的一切，我们常常昏昏然萌生出种种邪念，仿佛上天安排的一种“障眼法”，用这些来考验我们的定力。此时，“俭以养德，静以修身”就会告诉我们，抛却功利，抛却浮躁，抛却盲目，面对功名、利禄、前程、金钱，视之“于我如浮云”，宁静安定，宠辱不惊，不要急于求成。相反，一些人身居高位，目迷五色，利欲熏心，难以自持。他们之所以会身陷囹圄，是因为他们在利欲熏心的市场经济中，难以保持一份宁静，错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他们升官发财的手段；错把为民服务的本分，当作可以高高在上的本钱。他们在功利面前变得浮躁起来，从而忘乎所以。
纵观贪官堕落的过程，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个人如何在这物欲横流中，不坠青云之志？一是需要有俭朴的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二是远浮躁，有些人一路青云，得意忘形，变得狂妄自大，浮躁起来。医治浮躁的良药，就是要牢记“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有一颗平常心。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去浮躁要保持宁静的心态，看得清自己是谁，找得准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真正的智慧，可以超越时空，历久常新。的确如此，“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两句话，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的科技时代，仍然有着它不菲的参考价值。宁静才能够静思反省，修养身心，为官做人才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做到不受利诱，不受物惑。许多党员领导干部终日忙碌，是否应在忙乱中静下来，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反思自己的为政得失。同时以节俭培养自己的德行。审慎理财，量入为出，不但可以摆脱负债的困扰，更可以过着怡然的简朴生活，不会成为物质的奴隶。在鼓励消费的文明社会，党员领导干部仍然需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