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中国的忧患与梦想
中国文学在近代发生的革命，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运动，均为社会原因所激发。其基本触媒与一个帝国由兴盛转向衰亡有关。中国人因这一事实而普遍感到了社会和生存危机，这些，均可溯源于痛苦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文学便有了投身救亡而且变革自身的要求。这个过程的基本表征是痛苦而缓慢的，它的计算单位大体以百年为期，这与这个社会的古老以及它的悠远时空相对应。
在这个社会构架之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动，都是以数十年乃至百余年为期方能稍稍见到一些端倪。社会事实为文学的改革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佐证，这使我们考察文学的时候能有一个从容的和不那么大惊小怪的心态。在中国，一条辫子的兴废，要以若干年的光阴和难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一种愚昧仪礼的兴革同样是以漫长时日和难以数计的“认真的废话”来换取的。
距今大约200年前，是乾隆盛世的时候。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访华，8月出发，10月到达广东。那时的清朝仍以“天朝”自居，认为对方是“进贡”而来。乾隆皇帝阅读英商禀文及两广总督郑世勋的报告后，以英方“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而准予觐见。英使抵京后，陆续有各项禀报，皇帝仔细阅读并推敲这些奏章，特别是有关礼仪方面的细节，前后都极仔细地考问。在雪片般的奏章与上谕之间有一份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皇帝给直隶总督梁肯堂的上谕，对使团进贡礼品的细节等都提出极认真的盘问：
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着传谕徵瑞：如该使臣于延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便跪拜，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候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赆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引自《谕直隶总督梁肯堂尊英使礼品可在圆明园摆放》，见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这是一段相当琐屑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处于开放世界格局的封建王朝的尴尬。封闭的中央帝国在被迫的世界交往之中，已经失去了那份恢弘和大度。该文件中流露出来的小心翼翼和市井小民般的琐碎，已经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末世悲凉。但他们还是用虚荣和谎言来给自己打气，借此维持心理上的平衡。在那份上谕发出四天之后，即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有一份给长芦盐政徵瑞的上谕，其中引徵瑞奏折中的话说，该使臣“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其敬奉天朝系出于至诚，断不敢稍衍礼节，致蹈不恭之咎”（引自《谕长芦盐政徵瑞英使节应到承德时日》，见《掌故丛编》。）。
那时正是清朝极盛时期，还能维持那种局面，维持一种虚假的尊严，尽管这一切在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已经显示出它的愚昧、委琐和可笑。从那以后，清朝局势逐渐衰弱，其中经历重大的丧权辱国的失败战争。但这样一种外国使节也需一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的陋习，一直被拖拖拉拉地延续下来，直至1891年1月。史载：“光绪皇帝见各使臣于紫光阁，各国使臣向皇帝呈递国书，鞠躬施礼。于是各国使臣觐见之例遂定。”1891年距离乾隆年间那一段逸事的1793年，大约接近百年。一个小小的礼节的变更要付出那么多的笔墨心机，绞尽那么多的脑汁，经历那么多的心灵的痛苦，这就是中国、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学变革的节奏和效率，大体也是如此。
以上是中国封建文化顽强地维系及挣扎的事实。这一文化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要求成为各国一起遵照的文化统一体，但是中国国势的衰微使这样的文化固守难以维持。列强的炮舰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必然使经济落后的帝国维护垂亡的文化的努力化为泡影。清末光绪的礼仪改革是被迫的和无可选择的。
19世纪末叶，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苦痛唤醒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1888年康有为上书“极言时危”，请求变法维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未达”。翌年，光绪皇帝“亲政”。1891年，康有为刊《大同书》，宣布大同思想，撰《新学伪经考》。1895年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国势濒危使志士仁人为之心焚。
1898年1月，康有为第5次上书，光绪大集群才面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5月，御史潘庆澜弹劾康有为“聚众不道”。5月29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提出：大集群臣明定国是；设立上书所，广开言路；开制度局，以重章程。其内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实行民主和法制。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皇帝，重新垂帘听政，并通缉改革派。康梁出走，六君子被杀，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从1888年康有为上书倡导变法，到1898年慈禧发动政变，大约是10年光景。这就是19世纪末的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命运。
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就没有停止过战乱；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停止过理想主义的追求和抗争。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不安，那种康乾盛世的繁华已经成为永远的梦幻。由于中国人和中国知识者的韧性争取，中国同样无可逃脱地开始又一个圆的描画，开始又一个百年中国的梦想与追求。
二、中国悲剧文化的特殊时空
20世纪以一个大苦难为标志降临于中国大地。这个世纪的开始，带给中国人以异常不祥的兆头，预示了又一个长时期的不幸。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出逃西安。1901年1月，慈禧接过改革的口号，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声称此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为了讨好外国列强，一再声称改革的方针不变，并杀参加反洋教的王公大臣以换取各国资本的信任。一时域中形势极为复杂，更有诸多假象足以迷惑国人。
但是19世纪最后数年的沉沦，未曾把最后的希望星火扑灭。那些颠沛流离的逃亡和立志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者仍在黑暗之中，以拳拳之心祈祷光明。在沉郁悲苦之中不时也有使人激奋的声音，使人感受到岩浆依然悄悄运行于地心。20世纪开始了它的纪元，在黑云沉沉的天空中闪过一道雷电。梁启超在《清议报》第52期发表《过渡时代论》。该文确认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失去获得转机的时代机缘，他认为中国的潜在生机并没有因为暂时的黑暗而消失。相反，他以非常确定的语气认为中国不仅正处在而且应该利用这个历史转型的机会：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之时代也，而今则过渡之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又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步不进，跬步不移，未曾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过渡之道。
这是这位哲人在20世纪第一年说的话。在20世纪刚结束不久重温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强烈的警策意味。一百年又过去了，这一百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国这艘漂荡于重洋巨涛之中的扁舟总是在“两头不到岸”的滚滚波涛之中打漩。我们用一个世纪的奋斗，换来的总是舟已离港而不知彼岸的事实。这是中国人的百年苦闷的象征。这情景，只是到20世纪后期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方始有了大的转机。
梁启超的一番话，能够给陷于深层苦闷的中国人以信心。恶劣的际遇不会改变和泯灭中国知识者的良知以及他们对于社会民族命运的思考。即使是经历了1898年那样惊心动魄的突变，大搜捕和大迫害也不能扑杀那些默默生长的信念的火花。但这一番话也让人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悲凉。中国的历史何其漫长，中国的速度何其缓慢。在中国，任何一个事件的改变都必须以超乎寻常的坚韧和耐心来换取。在中国，有更多的时候不给致力于推进者以看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它会把无数的验证交给后人，包括再期待和再争取。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它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痛苦和欢乐，成功和失败，都维系于我们前面论述的那一个大背景中。世纪末的忧患已经成为文学变革的潜因，尽管发生鸦片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这些近代史上燃起希望而瞬即失望的事实，但是无数失望却郁积着一次又一次更大的争取。
从根本的导因来考察，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酝酿是有感于旧文学的未能适应新时代和新生活。文学作为传达情感、思想和愿望的机能受到运载工具的局限，而未能在现代交流中发挥作用，但它的兴起却是由中国的社会因素而触发。“五四”新文学革命是“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伴随物，或者说，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诱导和支持了作为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文学运动。郑振铎对这次新文化革命与它的背景作了紧密联系的阐释。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五四运动是跟着外交的失败而来的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其实也便是这几年来革新运动所蕴积的火山的一个总爆发”，“说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其实也便是文化运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会上受到屈辱。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国人的义愤。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当日有32人被捕。5月6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人力主解散北京大学，教育总长傅增湘强烈反对，随即愤而辞职。
对腐败政权的失望引发了对中国社会积重的全面思考，“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一个契机，并由此兴起了全面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等新思想的引进与阐发，以及先进的文学界对于革除旧文学弊端而兴起的新文学革命的主张，都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命运思考的现实性延伸。
中国在19世纪末所经历的苦难凝结的噩梦，在天安门前化为了现实的呐喊。呐喊过后所经历的镇压与迫害，变作沉郁的思想岩浆在地心运行。它期待着借助一切可能的喷火口，爆喷出地面成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
三、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宏阔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革命都是天安门呐喊所唤醒的实际行动。它们不是偶然被触发而产生。对于中国久远的封建主义传统的警觉与批判，许多先行者都意识到中国必须终结它的古老帝国的历史，从而进入现代世界。为此，必须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替代专制。其基本诱因是世纪之交的衰微沦丧的刺激及反应。
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中国人心情悲凉，步履维艰，为了寻求疗救社会和心理的药方而不惮前行，可以称之为求医心境。这种心境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总因。它是系列爆破的总的引信。它叶脉般伸往中国社会以及个人的一切角落，输送着支配整个世纪中国一切行动的心理情绪因素，成为智慧、才能与热情的基本能源。
我们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那里感受到这种生发于民族社会忧患而以新进观点为前导的紧迫感。1915年《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创刊，有“敬告青年”的“谨陈六义”：
1、自立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所体现的科学、民主、进步和开放的意识，即使在今日读来亦不失原先那种先进性的辉煌的震撼。1919年《新青年》发表宣言，更加鲜明地高举不与传统观念妥协的反抗精神：“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创造的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在与过去保守陈旧观念决绝的同时，高扬的是自立自主的创造精神，这就是“五四”当年的民主思想在学术领域的显示。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传达了中国知识者基于忧患而产生的焦躁迫切的心境。他认为欧洲从复兴到人才辈出用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情况有其不容忽视的迫切性：“至少应该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因为“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这番话写在五四运动后十数年，他认为新文学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行进中”，他希望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十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拉斐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
这是充满浪漫精神的理想，从这种热切的期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这一代知识者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知识者心态的共同性。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为想象中的过渡时代祈祷，而又眼巴巴地看着船只在急浪中打漩。中国总是在“两头不到岸”的境界中等待着和失望着。
可以把新文学运动看成是又一次的争取和等待。这是百年中国梦想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文学在国人和当局者心目中是微小的，但文学家却把它视为匡时济世的伟大事业。几代知识者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而且以非常投入的精神在此后数十年中参与并与中国文学共同经历了举世震惊的文艺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