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水莲天不晌午就回到了家。他父亲贺蹶子下了田，妹妹水英上了学，都还没有回来。母亲独自在家，见女儿推着自行车进了门，车后衣架上还带了大帆布包，喜得满脸是笑：“呀！我娃回来了！”忙帮女儿将帆布包往下解，说：“莲儿，你是一打早就往回走吧？”水莲掏出手绢擦着汗涔涔的脸说：“哪儿呀，我是昨天下午请假走的。”水莲妈好笑地说：“这女子瞎说个啥呀，昨儿下午走的，咋这会子才到家？”水莲目（左）夹（右）着眼说：“昨下午我走迟了，到金龙沟茶馆门口天黑了，一个人不敢走……”水莲妈惊得张大了嘴巴，“啊！你说啥？不敢走你昨晚上歇在哪？”水莲咯咯地笑着说：“妈，我能歇哪里呀，看把你吓的……
我在沟底下没敢消停，叫个人给我把车子推上了坡。上了坡，月亮落了，天越黑了，我一个人不敢回来，只得跟他去了……”“去了哪？”“去了柳树街我姑妈家。”水莲妈悬到半空中的心这才放了下来，长吁了一口气说：“哎晴--是这样呀。你姑妈好着么？”抱起那沉甸甸的帆布包，笑说：“这包这么沉，快给妈搭个劲抬到屋里吧。里面装的啥呀？”贺水莲说：“大米，二十斤大米。”“这么多呀，咋不给你姑妈分上些？”水莲说：“妈，你当是我闹的吗？我才到单位上，哪有这大的本事，这是我艳艳姐给我姑妈捎的。我姑妈说他屋里还有，叫我给咱满带回来。”水莲妈就感动得眼泪巴巴的，说：“看看，真个是鼻子离嘴近，你姑妈吃个虮都忘不了给娘家人分条腿呀，可要把你姑妈的好处记一辈子哩。”水莲说：“那还用说。”停了一会儿，又问妈说：“妈，你猜昨晚上给我推车子的那个男娃是谁？”妈倔倔地说：“管他谁不谁的！”水莲撒娇说：“妈，你试着猜嘛。”“我不猜！一个拽坡挣钱的，你把钱给人家就行了呗。”水莲红着脸说：“人家只不要我的钱。
他……他就是我姑妈给我介绍过的那个会吹笛子的田……田……”水莲妈打断女儿的话说：“现在不管他是甜（田）是苦，再不提了！我娃干了公事，吃了商品粮了，还能再嫁他那个拽坡的！妈早给你艳艳姐安顿，叫给你在城里找个于事的。”水莲撅着嘴说：“妈，你走一步路离了我艳艳姐都不行！”水莲妈说：“当然的，有墙靠墙，没墙自挪，袜子烂了累腿哩。她逢下了这个穷亲戚，不靠她靠谁哩？”
母女俩说着话，太阳影子就落下西厦房台阶了。水莲妈把那白生生的大米倒进灶房大肚子面缸里，又舀出一洋瓷碗淘了做干饭。一会儿，贺蹶子和二女儿水英都回来了。午饭时，一家四口围着一张小桌吃着香喷喷的大米干饭，少不了一声连一声说些感激她姑妈和艳艳外甥女的话。
八年前的那天上午，十八岁的李艳静姑娘第一次十分风光地坐着那辆黄绿色的吉普车去进城。吉普车箭一般在公路上飞奔，她只觉得一阵阵晕眩。是因车子的摇晃而晕眩，更是因不期而遇的好运而晕眩。直到吉普车“戛”一声停在县城东大街面南的一个大院子里，她才清醒了过来。年轻司机打开了车门，她心情慌乱地下了车，只见临近的办公室门口走出来两位年长的干部，面容慈祥地望着她说：“来啦？里边来，里边来。”李艳静顺从地跟他俩进了办公室，只见办公室里除了他二位再无旁人，也不见郭叔叔的人影儿，顿生孤单之感，嗫嚅半晌，问：“我郭叔叔呢？”两位长者给她倒了杯开水，亲切地说：“喝水，姑娘。郭部长正在开会，说他有空了就来见你。这儿是咱‘县联社’，我们给你安排个房子，你先住下，过两天你好去第一门市部上班。”李艳静脸涨红涨红的，连声说：“好，好。”
当晚，她独自住在联社院内西厢房的一间屋子里。两天后她就成了一名第一门市部的售货员。开头几天，她还带着点农村孩子的拘谨和自卑，上过一个月班，业务熟了，人熟了，觉得自己于工作并不比别人差，就有了自信，有了胆量，人也更加聪明活泼起来。也由于不再下田干农活了，不受田野里的风吹日晒，天天穿着新衣裳，她脸庞儿越发变得桃红菊白，身段也越发丰满漂亮了。单位上一些年轻小伙子都少不了争着向她献殷勤，可李艳静把他们一个也不往心上放。她觉得他们哪儿都比不上郭部长，她决心要找个像郭叔叔那样文质彬彬、有德有才的男人。郭叔叔离开自己家一年多了，还一直记挂着自己，不忘记给自己安排工作，这种慈父一样的关怀，使她打心底里感恩不荆到单位十多天，她就拿了件早已给郭叔叔织好的毛线坎架来看他。郭叔叔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她的礼物，当她的面立即穿到了身上。李艳静见屋里没有女人，床上的被褥乱堆着，间：“郭叔叔，你爱人哩？”郭维德说：“她在农村家里。”哦！男人身边没有女人伺候怎么成呀，李艳静就打开窗子帮他将床上地上细细打扫整理了一遍。
再一次，李艳静选在县委食堂中午开饭时，特意炖了只小鸡，用铝制饭盒盛着给郭维德送来。一进门，郭维德就耸起鼻子喊着：“好香呀，什么吃的？”便从李艳静手里夺过了饭盒，揭开一看是热气腾腾的鸡肉鸡汤，便诞水涟涟地放到桌上，取出两双筷子一瓶“特曲”说：“艳静，来，一起吃吧。”艳静催着他说：“人家是专门给你做的，你快吃吧！我吃过了。”郭维德故意歪着头说：“当真？那我就大快朵颐，当仁不让了！”便连吃带喝，一会儿工夫，就将一瓶酒、一盒佳肴一扫而光。
见他吃完连手指都舔了，李艳静满意地笑着，收拾了饭盒就要走。郭维德却吧唧着嘴喊她：“艳静别慌！”同时很快地退下自己的“瑞士”表，拉住李艳静的胳膊给她往手腕上戴。李艳静羞红了脸，使劲抽着胳膊不让他戴：“郭部长，不要，我不要。你上班离不了……”郭维德坚持着给她戴上了。因她手腕细，表链太松，又给她往紧里收。李艳静拗不过他，就不动了。郭维德给她收好了表链，抬头望着她脸上那一直浸到了脖根的红潮，一时又疼又怜，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她搂在了怀里，在她那滚烫的两腮上狂吻起来。
自此以后，李艳静隔三差五就来找郭部长，郭维德也时常到“联社”西厢房去看她。这样过了半年，李艳静怀孕了。郭维德大吃一惊，要她堕胎，李艳静不干，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郭维德说，那怎么行，你知道的，咱俩根本不可能结婚呀！李艳静说：我将来就和孩子过。郭维德说：“傻丫头，你不打算嫁人了？”李艳静说：“我情愿为你独身一辈子！”郭维德既感动又无奈，只得帮她请了半年长假，送她去邻县生产。李艳静去了邻县一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下沟砍柴的贺蹶子回来时没有背柴，怀里抱着个裹着大红袱子的月伢儿。他说是下沟时半路上捡来的，自己两个女儿没有儿，正好让老婆养着吧。村里人信以为真，都替他高兴。
然而两年后的某一个夏日，郭维德的妻子带着个十岁的儿子从乡下进城来了。那正是午休时间，家属院里静悄悄的，她掀开丈夫的屋门，就看见丈夫身边还躺着个衣衫不整的年轻女人。这个意外的打击，使得这位长年生活在离城几十里的偏远农村的部长夫人怒不可遏，扑上前去拉住李艳静又打又骂。打了骂了还不解气，她又哭闹着要找领导告状，将个家属院弄得沸反盈天。那时候，领导干部一旦有婚外恋之类的作风问题，是要被免职甚至“双开”的。同院的几位和郭维德十分要好的同事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连忙将部长夫人拉回屋内，做艰苦的说服劝解工作，并告诫郭维德务必痛改前非悬崖勒马。郭维德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向妻子作保证，断绝和李艳静的来往，并按妻子的要求无怨无悔地下调到县西北区永宁公社当了社委书记。
离开了县城，郭维德一头扎进紧张繁忙的农村工作里，转眼两年就过去了。可是到第三年开春，妻子又听到了他和李艳静仍旧暗里来往的闲话。于是她选在永宁公社开三干会，郭维德正当着全社三四百名干部作“大会报告”的时候，突然冲上还坐有县上领导的主席台，尖声叫骂着连打了郭维德三个耳光，弄得庄严的会场上一片哗然。虽说随即赶上来的保卫人员很快就将她拉走了，苍白着脸色的郭书记仍旧硬撑着作完了他的“报告”，可是他在永宁公社的政治使命从此结束了。会后他立即打了辞职报告，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县上。
被彻底激怒了的郭维德下决心要离婚。法院调解无效，只得判离。儿子和老家的全部房产归了前妻，再每月付儿子二十元抚养费。当年后季他就和李艳静结了婚，并把已在她妗妈家寄养了五年多的儿子接到了他们身边，打算和李艳静一起过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可是县领导却十分器重郭维德的才干，加上那次坐在三干会主席台上的副县长梁栋又亲眼目睹了那次骇人听闻的“耳光事件”，从心底里对郭维德的离婚表示理解。因此就在郭维德离开永宁公社的第二年春天，他又恢复了农工部部长的职务，去年（1963年）又升任为专管农业的副县长。
李艳静因为自己工作干得很出色，也因为是副县长夫人，同年也被提拔为县联社副主任。她手里有了这个不小的权力，提携替自己抚养了五年孩子的妗妈的女儿当个售货员，并从经济上给妗妈一家帮助点，自然是情理中的事了。
二梁山县现任副县长郭维德，本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父母亲都因为家务负担重，劳累过度，致使疾病缠身，又没钱看病吃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求学期间，就因为总是没钱，时常在学校挨冻受饿。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深的同情和了解。在他第二次担任农工部部长的时候，正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农民尤甚。中央针对农村工作连续颁布了“十二条”和“六十条”改革措施。郭维德本着中央文件精神和报纸、电台上报道的外地经验，在金龙沟西四个公社试验推行了“三自一包”，取得了成功。如今担任了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他更加雄心勃勃，决心大干一常前不久，他去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山西“杨谈大队”参观了一回。县委听了他回来的精彩汇报后，采纳了他的设想，决定动员全县人民学习“杨谈经验”，大打一场农业翻身仗。宣传部和文化局决定举办一次“现代戏文艺会演”，正是为了配合当前这个中心工作。
当举办“文艺会演”的决定以县委文件的形式发放到沟北公社时，公社党委书记樊向新十分重视，立即在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上作了传达和动员。会后他将来参加会议的李见正留下来，问他马多雨怎么没有来。李见正说马支书今日忙，让他把会议精神带回去。樊向新说：“好，李师，你是大队宣传委员，这件事具体也得你来抓。你别看我在会上向各大队都压了任务，可我心里明白，全社十个大队里只有咱柳树街有这方面的人才，能拉会唱的人多。特别是李嘉宝老师又能编节目。为了保证公社在这次会演中能拉得出，打得响，就要靠咱柳树街组织人马去完成这个任务埃”李见正很以为荣地满口答应：“没麻达，没麻达！我回去马上和马支书商量。”
李见正开会回来向马多雨传达了樊书记的指示，马多雨说：这有何难，参加会演是为全社争光，也是为县上的中心工作服务。李老师是郭县长的岳父大人，为配合他女婿的工作，让他编个节目有啥说的？只要节目编出来了，排练的事好弄，让李兴邦把他们那一伙行家发动起来就行了。于是马多雨和李见正马上亲自登门来见李嘉宝。李嘉宝果然已经从女儿口中得知了县上搞这次现代戏会演的来龙去脉，早就按捺不住创作冲动，跃跃欲试，巴不得在县长女婿面前露上一手呢。一听说公社樊书记指名要他编个戏，高兴地连说了几声好，当晚就开始动笔。一连熬了五个通宵，他就将那题名《蓝绫袍》的五场秦腔现代戏编出来了。樊向新看了，大加赞赏，责成大队组织“宣传队”抓紧排练。李嘉宝又在教学之余，和李兴邦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了紧张的排练工作。
田东京和改改抄好脚本的第二天晚上，就来到巷西头的小学教室参加排练。“宣传队”共有十多名成员，大家都很热心，一会儿工夫先后都到了。田东京看见除了改改和田燕云的妹子田燕月两个女的，还有四个男的。本队有田天合的老二田再生，田社民的老大田广才。田广才和改改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同班同学，年前年后又一同停学回了家。他比田东京小三岁，虚岁刚二十。他因见昨天早晨开会没有田东京，就凑过来问东京昨天早晨为啥没到，是不是又下沟拽坡去了。东京含混地“唔”了一声。田广才又问他演什么角色，东京说：“兴邦哥让我演陈福生。”田广才听了一怔，抬头望了一眼跟前坐着的田改改。改改说：“广才，你还不知道呵，兴邦哥说陈福生的戏多，得配AB角，增加了东东哥。我俩昨儿个都把脚本抄了。”就展开手里的本子让田广才看。田广才腾地红了脸，扭过头再没理田改改，独自坐一边去了。
过不多时，李兴邦和李嘉宝老师一前一后走进了教室。李兴邦看众人都到齐了，就是不见田广才，问改改：“广才咋还没有到？”改改正和东京说话，扭头朝人堆里瞅了瞅说：“他来了，刚才还在这儿哩。”李兴邦再没问，向大家说：“好了，大家肃静。这两天各人都把自己的脚本抄了，只有田广才还没抄完。好在他和田东京是同一个角色，东京到了。好，今晚咱们先把脚本对一遍，让李老师盯着剧本，看抄的过程中有遗漏没有。”于是大家都哗哗地展开了自己的脚本。李嘉宝仍像给学生上课似的坐在堂桌上，戴上了老花镜，将剧本打开来，抬起头，眼睛向大伙扫了一圈说：“行，咱们现在开始对戏吧。头一个出场的是陈队长，陈队长念。”演陈队长的是田再生，他一出场就是一段唱。只见田再生清了清嗓子，就红着脸高声念了起来。
这里大伙热热闹闹地对着戏词儿，田广才却早赌气跑回家去了。田社民正躺在炕上听收音机，见儿子嘴噘脸吊地走进屋来，问他：“不是排戏去了，又跑回来干啥？”田广才说：“人家不要我了！”田社民说：“胡说！是你见正叔给我说叫你参加的，谁敢不要？”田广才说：“我见正叔不拿事，人家李兴邦说了算，把我的戏都另安排给田东京了。东京都把脚本抄了我还不知道，到那儿白伤了一回脸！”田社民一听就关了收音机，从炕上坐起来说：“啊！当真把你换了？”正在罩子灯下纳鞋底的社民老婆也停住手里的针线说：“哟！谁把李兴邦那小子抬下恁高些，他说不要谁就不要谁了？”田社民气得咧嘴冷笑了。这个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直当会计，公社化后又断断续续干过几任大队长和大队支部书记，前年冬才卸了任的特殊社员，自恃和马多雨、李见正等现任干部关系密切，哪里把李兴邦放在眼里！他大声说：“不行！今回这宣传队只能咱不参加，不能让他谁不要！李兴邦他准什么东西，我问李见正去！”他说完便跳下炕，披了件棉袄，大步来到李见正家。李见正和柳穗儿都还没睡觉，听田社民说李兴邦排戏另叫了田东京，不要田广才了，李见正把脖子一扭说：“他胡整啥哩，这事我咋一点都不晓得？”柳穗儿也插嘴说：“满没原则了，‘四类分子’的儿子还能参加‘宣传队”李见正立即拿了手电筒说：“老会计，我去问问他。”便和田社民走出屋来。在门口分手时，田社民说：“老李，你去问问原因也行。咱娃也不是不参加那个就不活了，人家万一不答应，你也别为难。”李见正说：“笑话！我再拿不了这点事，把副主任白当了！”
李见正大步走进小学教室时，见众人正热热闹闹地对着戏词儿，没人注意他。他一言不发地在旁边站着，站了好一会儿，仍没人理睬他。那坐在李嘉宝旁边的李兴邦分明看见他了，却只顾用嘴哼着板胡曲儿，顾不上和自己搭话。他便大喊一声：“停！停！”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地停住对戏，一齐朝他望过来。只见李见正铁青着脸，涨红着脖子挥着胳膊说：“你们脱离党的领导了吗？给了点权，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是谁乱裁人乱收人的？”李兴邦忙站起来说：“李主任你坐下，坐下，大家肃静。李主任你有啥指示，给大伙说说。”李见正说：“我敢有什么指示？你李兴邦眼里有谁呀！”李兴邦红了脸说：“李主任你这话从何说起？”李见正说：“文艺宣传是党的重要战线，队伍一定要纯洁，为什么要随便换人？”李嘉宝听出他是冲着田东京来的，扭过头来故意说：“没有换人呀。”李见正说：“田广才的角色换了谁？”李兴邦解释说：“李主任，你没闹清，是这么回事。李老师见一号人物的戏多，建议添一个预备演员，叫来了田东京。但还是以田广才为主，东京只是个副手……”
李见正说：“那也不行！你们只能管戏咋个排，人员方面我要把关！”李嘉宝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说：“李主任，田东京是我叫来的。他嗓门好，演这个角色比较合适，我是为了万无一失……”李见正瞥了田东京一眼，半会没说话。田东京感到李见正那一瞥寒森森的，知道自己是绝对演不成这个戏了，与其被他撵走，倒不如自己主动退出算了。他便趁着李兴邦和李老师应付李见正没注意，将自己抄的脚本悄悄塞给了改改，就走出教室去了。李见正注意到田东京自动走了，才皱着眉头说：“李老师，你要体谅我的难处呀，东京他大有问题呀！我不把这个关，有人向上边反映咱‘宣传队’有路线问题咋办？”李嘉宝说：“你多虑了，人无完人啊，谁身上能多多少少没点儿毛病哩？人有毛病受受教育又是好人嘛，何况东京只是他大有问题，又不是他自己犯过什么错误。”李见正自己心里有病，被李嘉宝一句一个“毛脖说得脸上热辣辣的，虽知道他是故意给自己带刺儿，却对这位如今人人称为“县太爷”的李先生奈何不得，加上看见田东京已自己走了，便口气缓和了点说：“反正我把话说到这里，对与不对李老师你们参考着办吧。不过千万不要出个啥事儿。再是，既是田广才为主，就打发个人马上把田广才叫来。”李兴邦说：“这没麻达，我亲自请他去。”就和李见正一起走出学校去了。李兴邦到田社民家时，田广才却睡下了，叫不起来，说他不参加了。田社民见李兴邦亲自来叫，知道是李见正的面子，就大声骂儿子：“起来赶紧去！你兴邦哥叫你，你还不知好歹，摆什么臭架子！”
过了三两天，沟北公社组织全社大小队干部去永宁公社参观。原来县委决定开展学杨谈运动以后，郭维德同志就将永宁公社作为试点，率先行动，宜传部紧跟报道，在省报上发了照片和文章，一时声名鹊起，引来全县甚至邻近几县的许多公社专门组团来参观。沟北公社既然近在咫尺，自然不甘落后，今天的参观团就有五六十个人。柳树街除了四个生产队各有一名队长外，支书马多雨和副主任李见正、女主任杨玉簪也各骑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了永宁公社驻地，按主人的安排，他们由带队的樊书记带领，依次到各大队去参观。路上，李见正看见樊向新也骑辆自行车走在前面，就叫声“老樊”，追了上来。樊向新回头见是李见正，他后面还紧跟着马多雨和杨玉簪，就放慢了车速，等他们到跟前就问马多雨：“马支书，你们的节目排练得怎么样了？”马多雨指着李见正说：“这事儿有咱李主任负责。他们天天晚上熬到晚上一两点，想来差不多了。”樊向新就笑眯眯望着李见正说：“李师这回辛苦了。”杨玉簪跟着椰揄说：“当真哩，李主任把着政治关，功劳大大的！”李见正这回没有像往常那样一戴高帽就摸不着北，相反他脸上却连一点儿笑影也没有，低着头一声也没吭。樊向新接着和马多雨谈着柳树街学杨谈运动的开展情况，他也无心插话，就独自落到了后边。
原来那晚在东京参加“宣传队”的问题上，李见正虽然明确表明了态度，当场就使得还有点自知之明的田东京自动退出了排练现场；可是第二天晚上，李嘉宝竟然不顾自己一再提出的必须纯洁队伍的要求，又擅自将田东京叫去继续排练。这个仗着自己是县长岳父，公然和他对着干的李某人实在叫他恼火。他曾要求马多雨出面管管，马多雨也哼哼哈哈，采取迁就的态度。他忍无可忍，就想着今天如何向樊书记反映反映。
樊向新和马多雨、杨玉簪说了一会话，因没听到李见正开口，回头找他时，见他远远地落在了大伙后面，就觉出他今天不大正常，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便跳下车撒了泡尿，等上了李见正，和李见正并排推车走着问他：“李师，你今天情绪好像不太好，工作上有啥困难吗？”李见正“唉”了一声说：“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哩！你交给我的那个工作不好弄啊，剧本是李嘉宝编的，他仗着女婿是县长，谁也不放在眼里，明明演员够用，却背着我叫了‘四类分子’田志忠的儿子当主角。我不同意，硬顶着不执行！”樊向新说：“他怎能这样，凭他是天王老子，也不能不服从大队领导啊四类分子’的儿子绝不能参加县上的会演！时间不多了，回去马上换个人。”李见正说：“人倒有个现成的，是老会计田社民的儿子，我早让参加了‘宣传队’，就是受到排挤，不被重用，气的我都不想管了。”樊向新说：“你这想法不对。你是共产党员，大队宣传委员，困难再大也不能放弃你的领导权。你没和马多雨谈谈？”李见正说：“别提了，马多雨专会和稀泥，我看最好公社派个人来吧。这回是代表公社赴县的，绝不能在政治上出差错。”樊向新说：“也行。我考虑考虑。”
当晚从永宁参观回来，马多雨就决定召开全大队干部会议，布置“学杨谈，赶永宁”的工作。李见正回到家吃了碗干捞面，就向南巷大队部走来。路过小学校门口，见教室里灯火通明，鼓乐声声，“宣传队”正在排戏，那直撞进他耳朵里的正是田东京洪亮的嗓音。李见正气得直想捂着耳朵走。走到大队部，见还没有人到，只有会计田天命一个人正在擦桌子，摆板凳，就朝田天命说：“天命，把你的活先撂下，赶紧去学校把李兴邦叫过来，就说公社党委有重要指示。”田天命说：“哦！公社有啥指示？”李见正说：“你别问，叫他赶快来就是了。”田天命就走了。没大一会工夫，李兴邦和田天命走进了大队会议室。李见正一见他就说：“兴邦啊，今晚还排戏吗？”李兴邦说：“正排着哩，再一周就要上县啦，不抓紧不成。”李见正说：“急婆娘嫁不下好汉！今晚不要排了，宣传队要整顿！公社明天要来人。”李兴邦听了一愣怔，说：“不就是演个节目嘛，还要整顿个啥呀！”李见正说：“这话不要给我说，明天公社的人来了，你给人家说去！看宣传队是不是重要路线，队伍不纯洁行不行？”李兴邦听明白了：“队伍不纯洁，还是说田东京吗？”李正说：“不是我说，是公社党委说的。这次‘宣传队’是代表的公社，不是柳树街，我也没有这个权。我只是传达上边的指示，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就是这，你去吧。”李兴邦便不再说话，转身走了。
李兴邦回到学校教室，就宣布停排。李嘉宝和演员们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来看热闹的十来个男女社员也都嚷嚷着：“演的好好的，停啥哩！演吧演吧。”李兴邦一言不发，跳上桌子就把挂在房梁上的汽灯灭了。
众人纷纷扫兴地回家去了。李嘉宝莫名其妙地夹着剧本回到他的办公室里，李兴邦跟进来说：“李老师，咱这戏排不成了，扫帚顶门，头头太多！”便把李见正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李嘉宝。李嘉宝一听是这么回事，气得说：“这李见正肠子咋恁短！行，咱就等公社来了人再说。”
这晚田志忠和吕玉英领着迎迎都在学校教室看排戏。李兴邦忽然让停了，一家人在月亮地里往回走着，都没话。田志忠回想起刚才李兴邦正拉着板胡，田天命来把他叫走了，就估摸是大队部叫停的。今天大队干部去永宁公社参观时，肯定见了公社领导，也说不定是公社又不让排了，或许是县上又不调演了吧？可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像。因为若是县上不调演了，李兴邦就应当向大家说明白呀，李兴邦刚才从大队部回来一言不发只说叫停，显然是带着情绪的，看来是他和大队部闹矛盾了。会是什么矛盾呢？莫不是还和咱东京有关吧？便闷闷不乐。
田东京回家前曾问李兴邦为啥要停排，李兴邦没好气地说：“别问，今晚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再说。”东京就不多想了。回到家已经睡下了，却听见有人敲门，又穿衣起来，开了门，才见是改改站在门口，见面就说：“东东哥，我回去。我妈说柳穗儿告诉她，公社不同意你演戏。”东京听了心里一“咯噔”。其实他也多少感觉到是这么回事了，就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没关系，那我就不演了呗。”改改说：“你不演我也不演了。田广才那嗓子鸡打鸣似的，谁跟他演？”东京说：“你演你的吧，叫广才多练练就会好些。”改改说：“他一张口，嘴里那气喷到人脸上，一股子食腥气。”东京就笑着朝她脸上呵了一口气说：“你闻闻，谁嘴里的气是香的？”改改俏皮地耸耸鼻子说：“你的就香……”东京脸上热热说：“好了，好了，不早了，回去吧。”改改说：“你把我送到南巷口。”东京就送改改到家门口才回来。
第二天晌午，宜传队全体成员（除过田东京）都被叫到了大队部会议室。李嘉宝也安顿好学生来了。只见公社果真来了一位细高个干部，认得是党委秘书仁新昌，便向前打了招呼。仁秘书四十多岁，知道李嘉宝和郭县长的关系就坐到他跟前来，小声向他通报了樊书记的指示，笑笑地说：“李老师，你看照那样调整一下行不行？”李嘉宝苦笑着说：“兴邦是队长，让兴邦说吧。要我看，这个演员是主角，现在离演出只剩下一周时间了，换个新手根本拿不下来！”李兴邦在旁插话说：“就是这几个原班人马，排练了一周多，还忘词儿哩，再要换人咱公社就干脆弃权别参加了！”仁秘书忙说：“不能这么说，参加是一定要参加的。咱这个节目郭县长都知道了，还要弄得像模像样呢。既然换人来不及了，就原班人马加紧排练吧。我回去向书记解释解释。”
过了一会儿，马多雨和李见正也来了。仁秘书就和他俩一起走进大队办公室，把他和李兴邦、李嘉宝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俩。李见正见仁秘书这么快就倒向了李兴邦他们一边，又失望又恼火，赌气说：“不说了，不说了。从今夭起，宣传队的事我再不管了，让他们想咋弄就咋弄吧！”马多雨原本就对“宣传队”的事不重视，听李见正这么说连忙哈哈一笑说：“行呵，李主任你还要给咱负责‘学杨谈，赶永宁’的事儿呢，‘宣传队’的担子满推给兴邦他们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