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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只皮球和万家灯火(1)

我好像触动了社会的一条敏感的神经--住房问题。我的眼前是这条神经的末梢--一位叫于书香的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矮矮胖胖的不起眼的“末梢”,他的触觉却灵敏地反映了上至名人领导、下至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他在闲谈之间实在是描绘了当今社会的一幅风俗画……

“我觉乎着,分房比盖房还难……”

我是搞拆迁工作的。我觉乎着,分房比盖房还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年先治坡后治窝的,结果是坡没治,窝更不治。人口按乘法在递增,可生产呢,连加法都难说。这几年盖的住房够可以的了,可是欠的债太多啦!一个,得落实政策,像科学家啊,你们作家啊--你不是?反正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另一个,50年代诞生了一大拨孩子,如今都是大儿大女了,都憋着要房子结婚呢。另外,一些住户想逮住拆迁这个机会多得好处,多要房子,恨不得一下子解决几代人的房子似的,要不说赶上拆迁,一步登天么!不称了他们的心,就不搬。有什么办法你们房管局就尽管使吧!

好比有一个拆迁户,我们都答应了他对住房的要求了,他还不搬。这为什么呢?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搬家费。我说你搬家时我们公家给你出汽车、出人。他说:那我也费钱。譬如我这大衣柜,要是不搬动它,是个静物,可以延年,这磕磕绊绊的一搬家,可能少用两年。你们得给一百元钱的搬家费,否则我就不搬!

他们就好用这句话拿人。

还有个拆迁户,提出的条件是离机关远了不行,近了也不行。瞧你,把眼睛都瞪大了!你也不明白吧?为什么近了也不行?原来按北京规定,家离机关四站地以上的才能每月有两元钱交通费,太近了交通费就没了。我就得以四站地的距离为半径来给他选住房。

现在有些人真是以为社会主义软弱可欺啊!我气急了就想起拳打镇关西!

不怕你笑话,我也就是这么想想。干我们这行的,什么人都见过,什么气都受过,也惯了。就好比那天天洗冷水澡的人,也不觉得水凉了。如果我哪回去做拆迁户的工作,特别顺当了,我反而要嘀咕了,反而不踏实了。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上一位领导干部家。他正歇晌呢!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给我们拿烟。可我一说给他四间房,他把脸一沉说:“那就算了!”一下就说成了?可他那脸沉的!连烟也不拿了。你说他同意我们的拆迁条件不就行了?可他心里别扭,到时要变卦了呢?我说:“咱们今天来的意思是商量,不是宣布。”他说:“既然是商量,那好办。抽烟。”我说:“您是领导干部--”他说:“在这儿我是你的拆迁户。我也不想利用拆迁额外增加房间,我只要求维持现状--五间。”

好吧,就五间!

我走出机关门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可走进家门也是个居民啊。是居民谁不愿意住舒坦些?拆迁户的要求只要还近情理,我还是能体谅的。我这人又只会跟自己生气,不敢和拆迁户闹僵了。否则我怎么再登人家的门,把人家请走啊?你不知道,我们做一个“钉子户”的工作,就不知得往这家跑多少趟!不过,其实拆迁户也不敢真得罪我们,他也想找个好房子啊!这么着,我们往往保持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我得用人家地皮,就得硬着头皮去哄地皮!没话也得跟人找话说!还得察言观色,猜测人家的心理,观察人家的情绪。气氛紧张的时候,少说两句;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多说几句。其实谁也有个自尊心。可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只能委屈自己的自尊心了。没法儿!

你们搞写作的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我们也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我们也得琢磨心理学呢!

我研究了各个拆迁户的情况,发现如今一般都是“内政部”当家,“外交部”听“内政部”的。有一回,我们跟一个“外交部”--就是说那家的男同志--谈妥了拆迁的条件。这时女的下班回来了。我说:“大嫂,你回来了!”这也是套近乎。女的说:“你别走啊!”我说;“我们和老张谈妥了。”女的嘴一撇说:“和老张谈妥了?老张说了不算!”那男的坐一边儿吧嗒吧嗒抽烟,蔫不几儿地也不敢言声。刚才老张跟我说话时还人儿似的,这下威风全完了。可咱们得给人体面哪!我对女的说:“行啦,大嫂就是爱说个笑话儿。你们家外交部办事,向来是很体面的,不过今儿咱也得听听内政部的。”我得缓和缓和气氛,试着步地来,天真无邪的可不行。

一个家庭里,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好比说男的愿意离大街近,交通方便,可又嫌汽车吵得慌,下了夜班白天不能睡觉。那好,找一个胡同里的房子。可女的说了,她下了夜班走胡同,怕流氓。那好,找一个挨着交通中心的。老人又说了,小孙孙过街撞了车怎么办?我说,那你们指个地儿,我给你们盖!你们指得出来吗?唉,哪有样样儿都称心的?八九不离十的就行了呗!

我发现拆迁户的思想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前。那时候政府说话谁都信。要建人民大会堂了,市长在中山公园给拆迁户开会,说拆迁后很快给安置,大家都信。那时人的荣誉心又强。“你是党员。”“你是老工人。”有这一句话对方就不提什么条件了。对方就是群众,我们说你还得替子孙后代想想,要算政治账。如果名声闹坏,子孙们脸往哪儿搁?他们往后还要入团、入党呢!对方就老实巴交地说:可也是。咱服从国家!人都是国家的,个人利益算得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那时的拆迁工作也好做,不过用的是高压政策。一问拆迁户的出身,对方说是地主,这他就矮了半截。如果对方说是工人,那敢情是领导阶级。领导阶级不带头谁带头?你知道那时的积极分子积极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了,党指向哪里我就搬向哪里!我不用去看房,拉上我的行李家当,把我拉到什么房里都行!你瞧我忠不忠?

第三个阶段是现在。思想活泛了,说话也快当了,也没顾忌了。可是也别出格儿啊!我说是国家征用你家这块地皮,国家国家还是国在前头么!谁知我这话也犯了忌了。人说了,别拿大帽子压人!我心想怎么了?好像人人都受伤害了!可是再怎么着,这人总得向着国家不是?要不还有个人情味儿没有?兴许那些年把人情味儿都批没了?

碰到这号怵头的人物,我在“文革”前或“文革”时,就找他领导,很管用。可现在我说找领导,人说了:“你去找呀!你要找哪个领导?就在那屋!我带你去!”人不在乎了!赶上领导也缺房,领导就同情他们;赶上领导做人情,也向着职工。结果这职工更来劲儿了!所以我现在只是拿找领导来探对方的口气。他要说你找呀,我就先不找了;他要说别价,那我就非找不可!这是一种没办法的侦察手段。话得说回来了,对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党员、老工人,或者知识分子,用不着这个侦察手段,他们是知情达理的。就怕那不讲理的刺儿头,领导还怵他们呢?

拆迁工作不顺利,就影响施工日期。竣工迟了,又影响居民搬入新居。有时本来给居民许的愿:一年后上新楼!结果一年后才开工!于是我信不过你,你信不过我;没信用带来没信用,没信心带来没信心,造成恶性循环,信用危机!这个问题你们写东西的得反映反映啊!

其实,这两年盖的房还少吗?我们北京市光是住宅区就有劲松、团结湖等七处!如果每户都能匀个一米两米的,兴许就能多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可现在让人匀都不干啊!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甭说匀了,就是让人别出格儿都不易啊!有个拆迁户我去了多少次他就一句话:“你就行行好,给四间房,否则我不搬!”

什么叫行行好?真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可是我们这工作不就得说吗?好,过两天我再去。一进门他说:“怎么又来了?话不都说过了?”我说:“我少不了还得来。你是没请我来,可我得请你走啊!”

于书香不无得意地笑了。

“碰到这种拆迁户还不把人给气死?”我愤愤然了。

“我这不还没死吗?惯了。而且我对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国家现在这么重视盖房,住房问题会慢慢缓和的。”

我想起我在北京各处经常看到像变魔术似的突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物质的东西被破坏后,还容易建设起来;但精神的大厦呢?有些人认为现在的精神危机比“文化革命”时更甚。这也未必吧?那时候很多人是麻木,现在很多人是迷惑。(我都用“很多人”这个说法,那就是说还有不少人,或还有很多人不在此列。任何时代都不能一概而论。)唐代的韩愈就说过:“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迷惑到从膜拜神一下变为只信自己,甚至从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一下变为只要物质的满足,只要自己活得痛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总是从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认识世界的。不正之风刮过后留下的痕迹,是多少“五讲”、“四美”也难以弥补的。我们的宣传机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经像一个说假话成性的机器人,现在却是再怎么说真话,很多人(注意,这里又是说“很多人”)也置若罔闻了。你讲你的道德,我讲我的价值;你讲你的精神,我讲我的物质。我又不违法,我又不乱纪,我也没特权,我也没职权,我只不过要我家的住房宽敞些,你管得着吗?

好,管不着。可是当你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你也正在助不正之风一臂之力。风势蔓延开来,于是又齐声大喊:“精神危机!现在的人不行了!”

看问题又是这么绝对!现在同样有很多人虽然不会用笔去宣传精神美,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平衡这个不平衡的社会,去支撑起新的精神大厦。就像于书香说的:要紧的不是如何宣传社会主义好,而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国志·蜀书》里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于书香的工作恐怕谁也不会注意到,善“小”啊!但是他日复一日地行了多少“小善”?这样的人就像那新盖的一幢幢高楼似的,虽然绝不能一下子解决全部居住问题,但是毕竟给人带来了希望和慰藉啊!

“他直跟我道谢!我说得了,得了。我别的不落,就落这一声谢了!”

我看,别瞎耽误你工夫了。你尽找人采访什么的,你知道的不比我多呀?你还非要我谈下去?那好,接茬说。

我觉乎着,现在有些人的需要,脱离了现实。结果是给别人找麻烦,他自个儿也不舒坦。

有一个人,身为领导--我想想这人叫……名字不必提了?好。他原先五口人住四间房,赶上拆迁,他要八间!说是因为儿女要结婚,说现在结婚不比以前了,儿女都得一套沙发、大立柜,多少件、多少腿的,那得多少占房面积?我说过去我结婚时就是两块床板拼在一起,挂一块镜子,搞点红绿纸,齐了。他说现在还回到过去啊?咱得向前看!生活得步步高。步步高找谁去?就得找你。我说你这话不错,可是步步高就得一步步来,下次再提高一步嘛。他说这次就说这次的。我说你那小儿子才八岁,离结婚还有多少年?不能给他留房。等到了年龄再说。他说到年龄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说你得相信国家也会步步高的嘛。你没看新房一批批地盖起来了?他说别别,少来这一套!用不着跟我上政治课!我看的《红旗》杂志不比你多?你瞧你像念经似的得吧得吧的,你自己也未必就信这一套!我不听将来,只说现在。我要的间数行不行?

你听听,他只说现在!可我觉着,我们也得说说过去,看看我们的起点很低,我们这两年已经很有起色了。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将来有信心啊。

解放前我租私人的房住。常有这事儿,房东说:下月房钱不用交了,我要把你住的这间房卖了。他卖房咱就得搬家!可搬家又得花钱啊!急得我把房租折成礼物,给房东买肉,买点心。房东说,这也不行!你要不搬走就轰你。这种房东就是人称吃瓦片的--老是捣腾房子,买卖房子。像我们这种穷人,叫串房檐的,就是说老在这家那家房檐下串来串去,哪儿也住不长,与其说是房客,不如说像旅客。另外,每次租房都得交几份房租:当月房租、下月房租,还得给拉房纤的人一份钱。你问什么叫拉房纤的?就是租房的中人。唉!要不那会儿流行一句话:搬家三年穷。

解放了,我听说农村搞土改--不怕你笑话--我还想,城里能不能搞“房改”,平分房子?我是让房租整治苦了!

以前老百姓租房愁的就是房租!这会儿生活提高了,谁还把房租当回事儿?唉,要是大家都体会体会当年我们串房檐的苦,就会体谅一些国家的难处,也不至于尽想逮着几间是几间,恨不得八岁的儿子也给他准备好结婚的房子了。如果人的胃口都这么大,你怎么满足他?也不应该满足他!因为他不想着别人的需要啊!

就说9月30日那天,有一个拆迁户要搬家,我跟车去了。这人叫--你笑什么?你说怎么这么些拆迁户的名字我都能记住?我也五十岁的人了,记性不行啦,可就是能记住那些刁难户的名字-印象太深啦!就说我们到了那家,木工把门卸了,电工把电线摘了,那个一家之主冷不防地又翻脸不认账了,又要我们给他再增加一间房。你说为什么?不为什么,他说他需要!

这下我真要抓瞎了!你想,明儿就过国庆了,电工、木工的都想七里咔嚓地帮他搬得了好回家过节啊!这会儿跟他不战不和地僵持着也不行了,我只好装傻充愣地说,天不早了,大家伙搭把手好好搬家!我说着拿起一只痰盂就往卡车上放。人家说:“老于真热乎啊,进门就端尿盆!”我说:“这是职业病!”你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这是试探性的行动。你想,我要是搬碗盏,那位一家之主万一过来一拦,碎了谁赔?我要是卷铺盖,万一铺盖下压个存折呢?咱也得回避着点。所以我单挑那碎不了的搪瓷尿盆。我看他拦不拦!他要不拦,我就越搬越大。先头那一家之主还撑着,后来见我们搬炉子、搬桌子的,他说:“得了,看你们哥儿几个也不容易,算了!要不我还非找出个真理来计较计较!”

他也下了台阶了。这个真理就让他独个儿上新房里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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