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司面前能而有度。廉价的赞誉之词，可以成为猎取实际功利的“敲门砖”。 要使对方欢欣愉悦，最好的办法是满足对方的需要、投其所好。趋附谄媚是阶级社会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趋附谄媚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常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趋附谄媚者并不是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他们之所以卑躬屈膝，是出于实用的功利目的。官场上充满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于是，趋附谄媚之术便成为某些官员们自我保护的手段。现如今趋附谄媚者的处世方法也常为一些“有心”者借鉴。揣摩对方的心理，投其所好，顺情说好话，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事情在现如今的人际交往中也屡见不鲜。
张仪为楚王“费心”
战国时代著名的策士张仪客居楚国时，曾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楚王对他的态度有所疏远，对他的看法也不予认同，甚至在侍从中也能听到对他的不满之声。张仪心生一计，求见楚王，说：“在贵国我没有什么用处。我请求北上去晋见魏王。”
“好。你愿意去就去吧！”楚王随口而出。
“附带再说一句，大王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吗？如果需要，我将从那里弄来敬奉大王。”
“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等，都是我们楚国所产。寡人对魏国无所求。”楚王冷冷地说道。
“那么，大王是不好色了？”
“你指的是什么？”楚王急忙问道。
“赵魏等中原之地的女子非常漂亮，常常使人误以为是天仙。”张仪竭力强调这一点。当时，楚国作为南方的落后国家，对文化先进的魏国等国所在的中原地区怀有一种自卑感。这样，果然楚王不再居傲怠慢。
“我们楚国地处偏僻之地。早就听说中原女子美貌异常，虽然有所闻，然而还没有亲眼见过。请你费心……”楚王于是送给张仪许多珠玉作为替他“费心”的资金。南王后与宠姬郑袖听说此事后，心中十分惊恐。南后和郑袖当时在楚国权势显赫。两人都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嘴上虽说是行旅之路费，实际上却是阻止美女入楚之酬报。张仪从她们手里取得了大量黄金，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他在最后辞行时，请求楚王赐他酒宴。他说：“当今乱世，往来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与大王相见，望大王赐酒！”于是楚王摆酒设宴为张仪送行。酒至半醉时，张仪起身下拜，请求道：“这里再没有其他人，愿大王召所喜爱的人侍酒。”楚王答应下来，就召南后、郑祐上来斟酒……张仪惊叹一声，在楚王面前倒身下拜：“张仪对大王犯有死罪。”
“什么？”楚王惊奇地问。
张仪于是说道：“我走遍天下，还没有见到如此美貌之人。我说到赵魏去买美人，但对于拥有如此绝美丽人的楚王说什么再从其他国家带来美人，这就是欺王，罪当至死。”
听到对自己后妃的夸赞，楚王一点儿也不生气：“不必介意，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们俩人这么美貌的了。”至于南后和郑袖，听到张仪的话都高兴不已。张仪就这样得到了楚国宫廷的宠信。
以史为鉴
最能体现中国人修养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勿强施于人”。你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求别人去做；即便是你喜欢的事情，也不要强加于人。但是，要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大量的报道，经验和观察发现，有相当多的人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尽管自己不喜欢，甚至讨厌，也可能会“投其所好”。无论什么时候，恭维过于直露，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要使对方欢欣愉悦，最好的办法不在于奉献厚礼或者曲意逢迎，而在于满足对方的需要，投其所好。
矫饰不好声色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
太子杨勇生性宽厚，但过于任性，不懂得如何讨人喜欢。杨坚素来节俭，见杨勇生活奢侈，心中不快。
独孤氏是天底下第一妒妇，绝对不允许丈夫和后宫其他妃子有什么来往，甚至对儿子和大臣的事也不放过。
杨勇有很多内宠，内中昭训云氏尤得欢心，而对嫡妃元氏却十分冷淡。独孤氏为此忿忿不平。元妃不久病故，独孤氏怀疑是被云氏毒死的，派人专门调查杨勇有什么过失，想把他废掉。那杨勇竟浑然不觉，倒是远在扬州的晋王杨广，对其父母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了如指掌。
杨广是杨坚次子，相貌俊美，生性聪慧，还在少年，就已有美名。后来南平吴会，北却匈奴，在兄弟之中，功名卓著。一次出外打猎，途中遇雨，侍从送上油衣，杨广却不愿穿：“士兵都淋在雨中，我又怎么能例外呢？”说得充满感情，令随从感激不已。当他侦察到太子杨勇失宠这一秘闻后，为了迎合父皇母后之意，意图取代太子，便极力“矫饰”起来。首先他针对杨勇多内宠引起皇宫内外议论这一点，极力抑制了自己的欲望，显示自己对女色不感兴趣。
他虽然也合法地拥有众多姬妾，但只和正式配偶萧妃居处。凡是有人前去拜访他，无论贵贱，他必定和萧妃亲自迎送，招待周到。所以，一时间连宫中执役的下人也无不称赞他仁孝。他还为此专门收拾了一间房间，陈设朴素，服役的宫女既老又丑，并把故意弄坏的乐器放在角落里，不让人掸去灰尘，表示这类东西他是从来不碰的。文帝和皇后来看他，他就在这间屋子里和他们相见，使隋文帝觉得他不好声色。
他和杨勇同样拜在好色的登徒子门下，但又兼习竖刁残忍的杀子之术，凡与姬妾生的孩子，从不留在世上，丢人现眼。独孤皇后还以为这个儿子不爱姬妾，对他的宠爱因此与日剧增。同时，杨广又在暗中笼络大臣，通过杨坚最信任的仆射杨索，设计诬陷杨勇，把他定罪后打入大牢。这样，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迁居东宫。
杨坚病危时，杨广喜上眉梢，赶紧和杨索勾结，做登基准备，百忙中还不忘对其父亲宠爱的陈夫人施行非礼（这时独孤氏已入黄泉）。杨坚知道后，方才醒悟，用手敲着床大骂：“这个畜生哪配继位，独孤害了我大事！”说罢派人立即召回杨勇。杨广先发制人入宫杀了父皇。陈夫人闻讯，惊惶失色，自度难免。傍晚，杨广派人送来一只小金盒，陈夫人以为是毒药，哆哆嗦嗦地打开一看，竟是几枚同心结。陈夫人羞愤异常，当晚就被杨广奸污。第二天，杨广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淫主隋炀帝。
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在位君主对于继承人选一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他们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倾向，而这种好恶倾向又常常是以是否“类己”作为标准的。例如汉武帝因其幼子“类我”，“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后来果然得立为帝，是为昭帝。汉宣帝则因与其太子政见有别，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几次想废黜。
以史为鉴
能否符合在位君主心目中的标准，往往成为君权移交归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君位继承权的竞争者或者既定的继承人来说，为了争夺或巩固储君的地位，需要极力讨取在位君主的欢心，在政见、形象、爱好乃至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尽量掩饰自己的个性色彩，力图表现为在位君主的“翻版”。
父皇面前，能而有度
帝王在选择太子时心理是很矛盾的。太子仁弱一点吧，怕将来继位后缺乏驾驭众人的能力；太子贤明一点吧，又怕众望所归会危及自己。宋太宗见到自己的太子颇得人心，就酸溜溜地说：“人心都归向太子，欲置于我何地？”皇帝既有这种心态，太子也委实难处。不能不得人心，也不能太得人心；不能太不及父皇，也不能太胜过父皇，这中间的尺寸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隋炀帝的儿子杨柬就因为把握不好这个度，而与父皇形成隔阂。造成父子失和的是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了一个美女。
有一次，乐平公主告诉炀帝，有个女子十分漂亮，但不知为什么炀帝听后无所表示。过了一段时间。乐平公主以为炀帝对此人不感兴趣，就把她推荐给了太子杨柬。杨柬马上把她纳入后官。后来炀帝忽然记起这事，就问乐平公主：“你上次说过的那个美人现在哪里？”乐平公主回答说：“已被太子收用。”
这件事本身是不能全怪杨柬的，因为他不可能凡得到一个美女，都先请示一下父皇是否感兴趣。乐平公主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按理炀帝问起，她满可以将始末和盘托出，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引起炀帝对她的不满。所以，当炀帝再度问起这件事，她意识到自己捅了漏子，只好含糊地说一句“在太子那里”，似乎与己无关。
第二件是为了打猎。
炀帝去狩猎，命杨柬率领一伙侍从参加。狩猎的结果是杨柬猎获颇丰而炀帝一无所得。炀帝龙颜大怒，认为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一问左右，说是猎物被杨柬手下一伙人阻挡，所以打不到了。炀帝因此猜忌起杨柬来，认为他是为了想出风头，于是处处寻找杨柬的不是。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太子本非圣人，结果太子的名号也就无法保留了。父子间从此结怨，直到后来宇文化及起来谋反，派人分别去囚禁、杀害炀帝父子时，炀帝还认为是杨柬派人来抓自己的，杨柬也认为是炀帝派人来杀自己的，父子至死不能相明。
以史为鉴
中庸之道，无处不在。皇子要当上太子，继承王位，也要深谙此道。过于仁弱，力不服众，难以驾驭天下；过于贤明，众望所归，又危及皇帝老子的地位，使其持有戒心。因此为了继承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得隐忍自己，在夹缝中求生存。
居然打起“鬼”主意
唐代萧至忠出身于世袭官宦之家。武则天时期，她的侄儿武三思权势过人，萧至忠便一头拜倒在武三思门下，很快由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升为御史中丞。他仗着武三思的权势，在官员任选上肆无忌惮，飞扬跋扈，渐渐有了一些名气。不料武三思被中宗太子李重俊所杀，萧至忠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不得不重新寻找靠山。他利用自己与武三思的旧情，极力向曾与武三思有染的韦皇后讨好。但他却没有武三思风月场上的本事，未能把韦皇后勾搭到手。无论他如何努力，和韦皇后的关系总是密切不起来。但萧至忠并不气馁，他挖空心思，竟想出了一条与韦皇后结成“冥婚”之亲的妙计。
所谓“冥婚”，即是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同穴合葬，使他们在阴间结为夫妻，又称“鬼婚”、“幽婚”。这是一种起源比较古老的陋俗，唐代曾盛行一时。韦皇后的弟弟韦洵死时未娶，而萧至忠恰好有一个女儿未嫁而终。于是萧至忠便去和韦皇后商量，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韦洵为妻。韦皇后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到了某一吉日良辰，萧至忠便将自己亡女的棺柩从坟中起出，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将其送人韦洵的墓穴，完成了“再婚合葬”之礼。
死人虽然无知，但活人却大获收益。萧至忠靠着这层“冥婚”之亲，大大密切了与韦皇后的关系，很快就官至宰相。他用女儿的清白之骨为自己换得高官，真可谓机关算尽。
景云元年（710年），李隆基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专权的韦皇后并追究其党羽。萧至忠惟恐自己受到牵连，便急急忙忙地重新掘开韦洵的墓穴，将其女的棺柩起出，还葬家坟。以此来表示自己与韦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
以史为鉴
萧至忠的这种见风使舵的无耻行径，在当时便遭到了人们的耻笑和指责。只可怜他那死去的女儿，因为有了这么一位寡，他们所巴结的，与其说是某个权贵本人，不如说是其权势和地位。一旦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地位，这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翻脸，与之彻底决裂。
梅林、白塔一夜起
乾隆在位时，耗费巨资扩建了圆明园之后，又在圆明园的东边修起了长春园，在东南边修起了漪春园，后改名为万春园。三园相连，规模宏伟，景色动人，但仍满足不了他贪图享乐的欲望。善于察颜观色的几个内侍、宠臣早已揣摩出皇帝的心思。为了讨皇帝欢心，他们乘机建议道：“陛下，您整日操劳政事，也该出去一游，以养身息神！”乾隆帝道：“景色不过如此，还有什么好游的！”一个内侍回答道：“陛下竟没听到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么？何不去江南一蝣？”其实，乾隆帝早有此意，只是怕众大臣阻拦罢了。现见近侍提起这事，于是就十分高兴地说道：“卿言有理，正合朕意。”
于是，乾隆命大学士刘统勋代理朝政，和珅为开路先锋，自奉太后乘銮舆去东门运河码头，率千余艘船只浩浩荡荡离开京城，开始了江南之行。在运河两岸，乾隆皇帝的船只走到哪里，哪里就要泼水清尘；当地自督抚以下，都要摆设香案，跪伏在地，迎接圣驾。
乾隆皇帝一行先来到山东，在济南停了一天。接着顺运河南下，几天之后，来到扬州。扬州富绅汪如龙听说皇帝驾到，知其是有名的“风流天子”，便投其所好，献上了一个名叫雪如的歌妓。汪如龙仅此一举，便被赏二品顶戴，并准许在御前当差。扬州其他地方官吏、商人、绅士，都在码头跪接。
乾隆帝上岸之后，只见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锦毡铺地，路两边挂着绸帐，装饰得富丽堂皇。乾隆帝在众嫔妃和文武百官陪同下，走过街道，来到一片梅林，不禁问道：“这梅林实在好极了，不知何时营造？”随驾导游的扬州大商人江春立即跪地奏道：“是奴才江春听说陛下要驾临扬州，特地根据北宋诗人王汉的《梅》诗意境连夜雇人布置起来的。”乾隆帝一听，十分高兴。乾隆帝离开梅林，来到大虹园，为其山青水秀所吸引，兴致大发，顺口说道：“这里确实风景如画，然美中不足的是少一座白塔！”江春听后，暗中询问了白塔的图样。回到家中，连夜召集工匠，赶运木材、石料，限期一夜之间建起这座白塔。
第二天，江春建议乾隆帝再游大虹园，说又添新景。乾隆帝听取了他的意见，又来到大虹园，一下子便被那高耸入云的大白塔惊呆了，急问左右大臣这是怎么回事。大臣们回答道：“是江春连夜召集数千名工匠专门为陛下建起来的！”乾隆帝叹道：“难得爱卿一片忠心，朕今日特有兴，就在此摆宴以赏众卿吧！”圣旨一下，众人立即准备起来。
到了晚上，塔下临设行宫。文武百官，富商大户，应邀而至。一时间，整个行宫灯火辉煌，宫娥彩女翩翩起舞，乾隆帝乘兴举杯道：“朕此次江南巡察，实为整顿吏治，今见一片繁荣富庶，井然有序，朕甚放心。为此，朕特赐众卿酒一杯，各加顶戴一级。江春造梅林、筑白塔实为用心良苦，特加顶戴一级！”乾隆帝话音一落，众人皆跪倒在地，高呼万岁不止。
以惊人的速度使梅林、白塔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江春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实为用心良苦，不过这还是很划算的。因为皇帝一高兴就会行赏，这样，顶戴花翎，美女琼浆，就什么都有了。
以史为鉴
“佞臣”者，领导同志属下趋附诌媚、溜须拍马之人是也。这些人多为心术不正之徒，有事没事总爱围在领导者周围，焦神竭虑，巧为奉迎，“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领导者工作中（尤其是个人生活中）有何“难事”，均被此等人洞察秋毫，并主动为之“排忧解难”：或编造舆论吹捧领导者的“功绩”，或欺上瞒下开脱领导者的“过失”，或暗送“红包”解除领导者的“囊中羞涩”，或鞍前马后照顾领导者的“起居生活”……。表面上看，这些人对领导者忠心有加，甘愿犬马劳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 由于这些人“陷言以邪”，最终结果势必“坠主于不义”，甚至于乱政、败法、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