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觉得妨碍了他的兴趣，对这些不着边际的劝告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命令：谁再来劝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楚成王没给他足够的报偿，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实现，也心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俩派子孔、潘崇二人去征讨舒人，又把二人的家财分掉，并派人刺杀二人。刺杀未成功，潘崇和子孔就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庄王逃跑。在到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们，庄王才得以回郢都亲政。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不见有甚起色。
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晋见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馐，观赏轻歌曼舞。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当头喝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呢？”
伍参抑制住慌张，连忙赔笑说：“我哪敢来进谏，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知道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
当时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做“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就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
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形象，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的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诤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他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多年寻找的社稷栋梁之臣！”庄王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竟是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
苏从惊异地发现，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发现使苏从激动万分。
原来，这是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不明所以，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了。
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开会，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
应当说，楚庄王确实是一个有智谋的人。
这只“大鸟”真的“一鸣惊人”，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他国的进攻，争取了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然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后来，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以史为鉴
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地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但这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
康熙：“忍”中奇才
康熙历来被人称为“少年天才”，我们不否认康熙身上有政治家的天赋，但康熙为了大业的那种忍的精神，的确值得后世效仿。
实事求是地讲，康熙在中国所有的封建帝王当中，应该说是较有作为的。别的不说，就其为中国留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足以将他划入英明君王之列。
康熙8岁即位，16岁亲政，在内忧外患的8年间，康熙一直采取了守势，也就是忍的策略。尤其是他以隐忍手段一举铲除鳌拜一事，更是把中国传统智慧中的隐忍韬略运用得炉火纯青。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2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死，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即位之时，刚刚7岁零9个月，年龄很小，顺治死前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召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使康熙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
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因年纪大了病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暴躁，为人勇武，极难制伏。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把苏克萨哈凌迟处死。
面对鳌拜的专权跋扈，康熙决定除掉鳌拜，他知道如果下令捉拿鳌拜，自己肯定不是鳌拜的对手，因为鳌拜掌握着军权。于是，只有采取忍耐之计，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他心中非常清楚，弄不好，自己将会很危险，以弱示强是最佳策略。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检查，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族人的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1667年，康熙14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除掉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16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拥上，顿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且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13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
康熙擒住鳌拜后，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目瞪口呆。在这件事上康熙忍了8年，终于一举夺权，还了天下一个清明政治，如此看来他比“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的忍术还要高，还要深。
以史为鉴
在对待鳌拜的问题上，康熙一忍再忍，直到时机成熟，才一举铲除了鳌拜，如果不是忍得不露声色，不要说开创“康乾盛世”了，性命能否保得住尚在两可之间。如果没有忍耐的意识，即使一点小小的冲动，也将会毁掉一个十足的希望。人们一定要学会“忍”这一心机，正所谓：百炼可以成钢，百忍则可以成金。
屈辱之下的“史家绝唱”
司马迁之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体已死，精神不灭。在耻辱的狂击之下，他没有倒下，反而被推上了光辉的顶峰，他忍住了对男性最惨无人道的摧残，创作出了傲睨古今、凌轶百代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职务，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在改历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才干，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事业上的成功使司马迁的心情十分舒展，他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考虑将父亲的遗命变为现实。他认为应该像父亲说的那样，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作一番努力。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准备建造他那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他推进了深渊。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在与匈奴的大战中李陵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有的甚至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适逢这次主上亲自召见询问，我借此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之心，堵塞那些对李陵过分怨恨的言辞。”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摒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偷生，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宫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宫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良心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戴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连他多年的好友任安也有这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