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受辱，拔剑而起”必然会“乱大谋”；一蹶不振，灰心绝望，则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终被无情淘汰。只有处变不惊、善于忍耐，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正所谓“一忍万事成”。
刘秀的隐忍待发
汉光武帝刘秀小时候，在家表现得十分勤快，尚干实事不尚虚夸，显得十分憨厚、平和。他虽想出人头地，但从来不露声色。为此，他的哥哥刘绩自比刘邦（少时是一个浪荡公子），把刘秀比做刘邦的二哥刘喜（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很是瞧不起他，并常常以此嘲笑刘秀。刘秀去长安读书，当他读到《论语》中“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句时，简直是手舞足蹈地说：“说得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一针见血！”从此，他便以这句至理名言规范自己的言行。
刘绩、刘秀兄弟二人发动青陵起义，结果皇帝却被刘玄当上。致使刘绩心中不快。刘玄也清楚刘绩性情蛮横，又野心勃勃，再加上以他为首的青陵兵在与王莽的军队作战中，节节胜利，战功卓著，无疑，这一切对自己的皇帝宝座是个巨大的威胁。所以，总想找个借口除掉刘绩。
刘稷是刘绩的部将，听说刘玄当了皇帝，心中也十分不满，便大发牢骚说：“今起兵图谋大事，全是刘绩的功劳，他刘玄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配称皇帝？”刘玄听后，想收买刘稷，封他为抗威将军，刘稷拒不接受。刘玄要杀刘稷，遭到刘绩反对。刘玄一怒之下，便将刘绩、刘稷一起杀掉；尔后，为了斩草除根，便伺机将刘秀杀掉。
刘玄为找借口，便派人去对刘秀宣布诏书说：“太常偏将军刘秀英勇善战，特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还没等刘秀谢恩，接着又宣布说：“大司徒刘绩，一向图谋不轨，常有抗帝之意，所以把他杀了。”以此来试探刘秀的反应，如稍有恨意，便就地将其正法。刘秀是何等聪明，对刘玄的这点用意怎能不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刘秀听完诏书后，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杀兄之恨，慌忙磕头谢恩说：”陛下赏罚甚明。我建功微小，不值一提，皇上如此嘉奖，秀实在受之有愧。兄刘绩素有反意。我也常劝他野心必毙，但他就是不听，发展到今天刑及其身，实在是罪有应得。”刘秀一席话语，表现得十分真诚，不要说报信宣诏之人深信不疑，就连他的部下也都信以为真，无不为刘秀的大义灭亲之举感动得流下眼泪。
宣旨人走后，刘秀回到帐内，关紧房门，便捶胸大哭，恨得咬牙切齿地说：“杀兄之仇不报，还配做人！”但在第二天，他又立即跑到刘玄住处，言必称陛下，口必言皇恩浩荡，绝不提昆阳大捷之功。既显得十分恭谨，又表现得粗犷大度，平时谈吐不透半点哀痛意，也不为刘绩服丧，饮食谈笑和平常一样。
刘秀“以小忍成大谋”的表演，终于使刘玄解除了猜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以为刘秀真的忠于他。三个月以后，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被派往河北。从此，刘秀便摆脱了刘玄的监视和控制，迅速招兵买马，网罗人才，扩充实力。他在到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发展到十余万人，有了一大批既能征惯战，又对其忠心耿耿的战将，使其很快具备了和刘玄抗衡的力量。之后便公开和刘玄分道扬镳了。
刘绩易于喜怒，专横跋扈，锋芒外露，成了刘玄的刀下之鬼。刘秀性格内向，事不外露，城府深沉，容忍一时而不乱大谋。当刘绩被杀的消息传来时，刘秀为避免过早与刘玄发生正面冲突，极力克制自己，立即从出征的战场赶来当面向刘玄谢罪：他对自己所立战功只字不提，而且深深引以自责，也不为其兄服丧，饮食言笑如同平常，毫无丧兄之痛的表示。这番成功的韬晦表演，终于使刘秀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加官晋爵，为其以后建立东汉王朝保存了实力，最终成就了东汉王朝的一统大业。
以史为鉴
孔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小事情不肯忍耐，就会打乱整个计划。对于孔子这句至理名言，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算是学到了家。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或者喜怒不形于色，爱憎深藏不露；或者制造假象，用表面上的臣服和亲近来掩饰内心的憎恶仇恨，此类手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屡见不鲜。
司马懿诈病
公元239年1月，魏明帝曹睿病死了，他的儿子曹芳即位。明帝死前，由于曹芳年仅八岁，不能理政，故下诏大将军司马懿和曹爽辅政。最初几年，两人之间还面和心不和地维持着，但从正始八年（247）后，两人的权利之争日渐表面化。曹爽的资历、名望、军事才能虽不如司马懿，但他是曹操的侄孙，有宗室之亲，故被封为大将军，在权利争夺中始终占着主动。曹爽见司马懿权势日重，而且又手握兵权，很是妒忌，伺机夺其兵权、控制朝政。果然不久，曹芳按照曹爽的意思任司马懿为太傅，明升暗降，命令他将军权交给曹爽、曹真兄弟。
司马懿知道这是曹爽从中捣鬼的缘故，内心虽然有一千个不愿意，但是圣命难违，便从此称病不去上朝。曹爽知道司马懿诡计多端，心中怀疑有诈，便派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府中探听虚实。司马懿知道李胜来的用意，故意装做大病在身、神志不清、语言错乱之状。不一会儿，他又以手指口，侍婢会意端上一碗粥来。司马懿又假装喝不进口，边喝边流，十分狼狈。李胜见状，心中暗喜，回来报告曹爽。曹爽听后十分高兴，于是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备。
此时，司马懿正决定要除掉曹爽。他白日装病，夜间设谋准备，伺机而动。公元249年1月，魏帝曹芳祭扫高平陵，大将曹爽和他的兄弟们同行。司马懿得到这一消息，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发动政变。他首先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尔后率军占据武库，又派军占领曹爽营地，解除其武装。接着，他又派人上书魏帝指责曹爽等人背弃先帝之命，败乱法纪，排斥旧臣，安插亲信且骄横日甚，怀有谋逆之心。为此，司马懿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为国除害。但这封信落在曹爽手中，并未报告魏帝。司马懿又派人告诉曹爽，指出如其主动放弃军权，归降认罪，可保身家性命。曹爽兄弟见之慌张窘迫，不知所措。在走投无路之下，曹爽兄弟只好决定出降，上书魏帝，主动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尔后侍帝回宫。此后不久，司马懿又以曹爽图谋叛乱，下令将曹爽兄弟及其心腹全部逮捕处死，诛灭三族。司马懿除掉曹爽之后，独掌了朝政，为以后司马氏篡权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成功了，探讨一下他成功的原因，可以窥出决定政变成败的诸多因素：
等待时机。当司马懿被曹爽排挤之初，他完全可以和曹爽进行一番较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等了长达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中，曹爽倒行逆施、腐朽无能的本质得到充分暴露，天下失望，人心怨愤，而司马懿却声誉日隆，被看成国家的柱石，舆论倾向于他这一边。
深藏不露。保密对政变至关重要，这个“密”，既指内心的秘密，也指行动上的机密。
假传圣旨。任何一个政变的发动者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增加号召力，总要拉大旗作虎皮，说这是出于皇帝的旨意，或者为了保卫皇帝。野心家们为了达到目的，是什么借口都可以找出来的。
突然袭击。政变的酝酿时间可以很长，但政变的实施时间一定要短。要在对方全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他个猝不及防，速战速决，丝毫不能拖泥带水。
兵权问题。这是决定政变成败的头等大事，是任何一位政变发动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变既要以武力作后盾，也要以武力开路，暴露罪名。任何一方政变的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是正义在手，总要暴露对手的罪名。如果对手的确恶名昭著，自可大肆宣扬；如果对手名不当罪，便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军事谋略是为了消灭敌人，政治谋略是为了战胜对手，都是血淋林的事情。
司马懿故作病重垂危的姿态，从表面上看，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应付上司的猜忌不安和同僚的嫉妒谗毁，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有效的韬晦手段。韬晦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退却忍让，而是深藏着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是一种进取的掩护手段。
以史为鉴
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败北认输而不复他图，在宦海沉浮中自甘沉沦而万念俱灰，也就不存在韬晦的需要。只有在主观上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而环境和时机等各种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韬晦之术的依赖。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韬晦行为总是同政治抱负和权欲野心形影相随。作为一种进取手段，韬晦之术常常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借用，成为他们实现私欲的重要凭借。野心需要韬晦作为掩护，韬晦必然隐藏着进取的野心。风烛残年、久卧病榻、奄奄一息、不久人世之人，即使不能令政敌产生恻隐之心，至少也可以使他们稍觉安心。
朱棣佯狂伺机而起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俗话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都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在蛇之蛰，以求存也”，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之后，为加强宗族势力，除了徐达等几个异姓人物外，把自己的十四个儿子全部加封为王。明太祖驾崩后，因皇太子朱标早死，就由长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建文帝一登基，即感到了十多位皇叔的威胁，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削藩运动”，把各位皇叔一个个剪除羽翼，有的流放，有的借机杀掉。最后只剩下燕王和宁王两个，因其环境特殊，又一时尚未找到借口，便暂时存留下来。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子，为人骁勇善战。但颇感自危，决意伺机行动，只是力量不足，只好暂时忍耐。建文帝也顾虑朱棣拥兵在外，又勇悍多谋，也不敢轻易下手。
不久，建文帝以高官厚禄收买了燕王的亲信葛诚，令他随时密报燕王的举止。葛诚就怂恿朱棣入宫见帝，以释嫌疑。这无疑是驱羊人虎口，朱棣的军师道衍力主不去，但朱棣却说：“此时我能兴兵，便当兴兵，若不能，不如暂往一行。”因此毅然进京。建文帝本想找个把柄趁机杀掉他，但燕王到京后，处处谨言慎行，又显得十分驯顺，他反而无从下手。一个月后，他只好放燕王返回燕京。
京城一月，燕王察言观色，益感危机重重。回到燕京后，他立刻诈病，并传言病重。建文帝终不放心，又寻机把燕王所属劲旅调离燕京，并杀了他的几个得力部将。朱棣为使皇帝不疑他有变，便诈癫扮傻，甚而溜出王府，在街市上奔走呼号，抢夺酒食，说话颠三倒四，有时竟仰卧街头，整日不醒。建文帝派遣谢贵前去探病，当时，正逢盛夏天气，只见朱棣穿起皮袄，围炉而坐，还直喊天气太冷。但葛诚却密报朝廷，说燕王实是诈病，切勿被他瞒过。于是建文帝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密令燕京守城副将张信下手捉拿朱棣。
张信一直是燕王的亲信，接到密令后十分为难。他的母亲知道底细后，则劝他不可忘恩负义。张信就去见朱棣，朱棣仍在装疯。张信说：“殿下快不要这样。有什么，便对老臣直说无妨。”朱棣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张信便把建文帝的手谕拿出，以实相告。
于是，燕王急招军师道衍人室，共商救急之计。当晚设宴，预作埋伏，将内奸谢贵及葛诚一并擒住。燕王朱棣愤愤地说：“如今在籍的普通百姓，尚且知道兄弟、宗族互相体恤；我身为皇叔，性命却朝不保夕。朝官如此待我，遍天下还有何事干不出来？”他扔掉手中拐杖，长叹一口气说：“我哪里有病，都是你们这帮奸臣逼出来的！”于是令人把谢贵等人斩首。朱棣随即起兵，直向南京讨伐建文帝。经过四年征战，终于获胜，登上皇位，定都北平。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成祖。
以史为鉴
纵观古史殷商末期，纣王叔父箕子身居太师之位，曾因纣王无道，力谏不听，披发佯狂为奴；春秋战国时代，孙膑因受庞涓嫉妒迫害，装疯卖傻而逃脱；文人名士唐伯虎也曾为避祸而装癫食污。可见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装疯卖傻，实为韬晦之计的一种，这一大本领是值得后世学习借鉴的一大心机。
慕容垂雌伏待变
慕容垂，字道明，从儿时起就聪明过人，成人后身长七尺四寸，手垂过膝，他的父亲对他特别宠爱，曾说“我这儿子最终能破人家，或者能成人家”，因此给他起名叫“霸”，字道业。他二哥慕容谎即位后，改名为“垂”。慕容谎死，其子慕容隽即位，慕容垂被任为河南大都督、征南将军、兖州牧、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但太傅慕容评和皇太后不能容人，他们不仅不赏慕容垂的军功，反而要诛杀他，他不得不与儿子慕容全逃离前燕，投奔了前秦苻坚。
苻坚早有并吞前燕之心，只是顾忌慕容垂为将，未敢轻举妄动，现在见他们父子来投，不禁大喜过望。他亲自到市郊恭迎，给以隆重的礼遇。苻坚的谋臣王猛认为慕容垂有雄才大略，不杀将成后患，苻坚听不进去，反任他为将军，封他为宾都侯。这个前燕的宗室子弟总算在苻坚的羽翼下蛰伏下来。
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苻坚俘获慕容睥，灭掉了前燕。当苻坚率军进入前燕的京师邺城时，慕容垂也随军前往。他见到几个未随他出逃的儿子，想到故国沦亡，不免悲从中来。他原来的属下见他成为敌国的战将，都在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下谒见慕容垂，劝他道：“大王才能超群拔萃，却遭无妄之灾，辗转流离，备尝艰难。有幸上苍让我重见大王，如今国祚暂移之际，正是大王重开伟业之机。唯愿大王收揽旧臣子弟，以建丰功伟绩。不要因为一怒而捐弃燕国。”慕容垂心中正有使前燕东山再起之志，对高弼的进言自然心领神会，但并未表露出来，表面上仍旧忠心耿耿地为苻坚征战。苻坚因他战功卓著，又升他为京兆尹、泉州侯。
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大举进攻晋室，与晋将谢石、谢玄在淝水展开激战，结果遭致惨败。前秦诸路兵马中，只有慕容垂一军完整地保全下来，苻坚带领千余人残兵败将逃到了他这里。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全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劝父亲趁机拿下苻坚，不要拘泥于忘恩负义的小节。但慕容垂以为时机尚未成熟，要等苻坚北归后内部裂痕更深时再动手，到那时“既不负宿心”，又“可以义取天下”。他弟弟慕容德不同意“负宿心”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就弱肉强食，不可错过报仇雪恨、复兴燕国的机会，如果“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乱”。老谋深算的慕容垂则认为前秦衰亡在所难免，苻坚授首臣服的机会不会没有；他现在之所以不举事，是要等到别人袭击苻坚的关西地区时，他再出手平定关东。所以他才说道：“关西之地肯定不会归我所有，自然会有人骚扰进攻那一带，而我正可以不费力气地占据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姑且走着瞧。”随即把自己那支完整的军队交由苻坚指挥，更增加了苻坚对他的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