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刚步入政坛时，还是个极不成熟的政客。也许他因病在棕榈滩休养时，正好可以静静地思考一番他政治生涯中走错的第一步棋。这一着棋，就是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
经过二战以后，当美国人迎来50年代的时候，美国正处在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全国上下，在参议员麦卡锡的煽动下，正发着反共的歇斯底里症。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美国人对于共产主义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循序渐进的胜利感到恼火，对于国内主张遏制——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感到难以接受，听来令人生厌。1951年元月《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
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从大陆崩溃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把全部真相向美国人披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1054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由共产党领导，并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结局的一系列事件经过。美国三位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结果无一成功。对日战争以来，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数额已超过20亿元。但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 75%最后落在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手中。
艾奇逊的白皮书导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绝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在美国人对《白皮书》还议论纷纷时，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上轮船逃到台湾，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一批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属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这一切表明在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大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要在50年代末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再摇头道：“真的吗？真的吗？”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美国人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杜鲁门在国内反共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曾经公开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的最后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同时要求台湾的蒋介石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把第七舰队像楔子一样塞在台湾海峡不让共产党解放台湾，也不许国民党反攻大陆，从而给美国添麻烦。
但是，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认定当时可以很容易就打败毛泽东的军队，右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亲自到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主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后高呼“反攻大陆”，他们压迫艾森豪威尔取消杜鲁门当初的命令，让第七舰队站一边去，要把蒋介石放出笼子，让他能够放手对大陆采取行动。
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30个师越过麦克马洪线，美国国内的反共态度更加激化，麦卡锡也就变得炙手可热。许多政客惟恐背上“赤色”或“亲共”的黑锅而害怕与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正面交锋，就连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一类正直之士，也出于党派利益的需要，甘愿支持麦卡锡妖言惑众。
麦卡锡这个名字，代表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1951—1954年间，麦卡锡一手遮天，操纵参议院设调查委员会，大肆搜集黑名单，大搞非法审讯，以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人士，红帽子满天飞。麦卡锡肆意践踏宪法规定的权利，严重损害美国在国外的声誉和形象，使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举凡马歇尔将军和迪安·艾奇逊等人，都遭到了最下流的辱骂，无数科学家、政治家、学者横遭不白之冤，这种思潮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称他对参议员麦卡锡有好感。肯尼迪称麦卡锡为“伟大的爱国者”。
尽管这样公开的表态并不太多，但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他一直后悔得要命。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险些因此败北。
似乎很难说清在当时肯尼迪是以一种什么心态支持麦卡锡的。但有几点也许值得注意：第一，由于麦卡锡的一手遮天，肯尼迪也不愿在这场是非难辨的运动中背上黑锅。由于麦卡锡的法西斯式的做法，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对麦卡锡的支持是对自己的保护。第二，当时美国相当数量的选民被麦卡锡所迷惑，他们相信美国只有全面遏制共产主义才能够得以生存，他们对美国国内存在赤化分子深信不疑，一句话，他们深信麦卡锡的妖言，如果约翰·肯尼迪要争取选民的话，他自然会站到麦卡锡的一边去。在某种程度上，约翰·肯尼迪经常是为了赢得选民不惜改变立场的。第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肯尼迪属于美国战后“新的一代”，是坚决主张冷战，主张美国以国际领袖的身份到处伸手的一代人，他们与约瑟夫·肯尼迪作为战前孤立主义的一代人有着明显的思想分歧。所以他才会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来理解麦卡锡的疯狂行为。
无论如何，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留下了洗不清的污点。但是这对他的影响暂时还无法觉察。
麦卡锡对美国一代人甚至都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人并没有发现。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他到威斯康星州时，有摄影师要求他和麦卡锡俩人合拍一张照片，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也错过了处理麦卡锡政治迫害运动的好时机。1954年春，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森在麦卡锡的一个叫沙因的小伙计身上找到机会。沙因由于麦卡锡变相干涉免除了兵役，但取得了军官头衔。陆军将这些材料披露给新闻界。麦卡锡一跳八丈高，大吵大嚷。随后在麦卡锡委员会就陆军对麦卡锡一案的控告与反控告举行的正式听证会上，出现了十多年来最荒诞可笑的戏剧性插曲。这时，电视的日间实况转播达35天，估计吸引了2000万观众。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政治把戏，而且麦卡锡当场的所作所为给公众的感情以极大的震动。尽管过去曾一度对麦卡锡有过同情，但大多数观众在电视上见到这个家伙的卑俗粗鲁、暴戾恣睢、举止不端和缺乏公共态度的那副架势，实在不堪入目，不能不表示出强烈反感。不久，参议院通过一个谴责麦卡锡的报告。大学教授也早在反对麦卡锡主义。从此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1957年5月，麦卡锡悄然死于不明之症。
由于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自由派人士有理由不信任这位年轻的参议员。
很有些意思的是，在这个对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的关头，没有勇气面对国内不公正狂潮的肯尼迪，却出版了一本歌颂勇气和独立精神的书。
这就是1956年在美国出版的《勇者之像》，在疾病缠身的那段时间里，肯尼迪阅读了大量作品，思考了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尤其对民主党的发展史进行了思索。杰奎琳在写作方面帮了肯尼迪的忙，她帮助肯尼迪构想了书的主题，为最初的研究工作做了大量事情。肯尼迪在书的前言中说：“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杰奎琳从最初就给予鼓励、支持和批评，这本书是根本不可能写成的。她在我整个康复期中所给予的帮助，我是怎么感谢也不够的。”肯尼迪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也整理了这本书的基础材料。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因为《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而闻名全国。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作品，写的是那些显示政治胆略的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勇者之像》中，肯尼迪将重建时代描绘成“南方始终不会忘记的一个十足的噩梦”。这句话反映了内战后南方的这个历史性看法，这个看法在50年代仍然广泛地为人们所持有。民权运动只是刚刚开始，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还没有完全发现种族主义的前提，过去对重建时代所作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对于民权的记录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存在特殊的看法。他在竞选总统的运动中会争取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选票。50年代参议院进行的四次主要的民权投票，他两次都站在自由派人士一边，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他两次站在南方一边。他投票要求陪审团对被控破坏1957年民权法的分子进行审判，当时南方的白人陪审团几乎没有人尊重黑人的法定权利。
肯尼迪的记录是否是冷漠的反映呢？约翰·肯尼迪早期在众议院委员会上对哥伦比亚特区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反对可能对贫穷的黑人失之公平的销售税。他强烈支持地方自治，保守分子却加以反对，因为特区的人口大部分是黑人。1952年，他主张参议院应该通过一项规定，反对使用阻挠手段（南方人曾使用这种手段来阻挠民权法案的通过），但未获成功。他要求仅仅以多数票使提付表决成为可能。1953年，他挑选内布拉斯加州的西奥多·索伦森作为自己的主要顾问，他喜欢索伦森，因为他喜欢重实际的自由派人士而不喜欢重感情的自由派人士。但是索伦森早期的民权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包括在其家乡成立一个种族平等大会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伦森还是一个拒服兵役者。选择索伦森证明了肯尼迪的开通。因此，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保守的投票，并不说明道义上的冷漠。实际上，它们意味着这些问题对他并不是最主要的，他还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拥护者，这种自由主义将从他总统职位的意料不到的运气中获益不少。
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投票记录前后矛盾，不管其原因何在，他作为一个潜在的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更多的拥护者，而不只是罗马天主教徒和东北部的城市居民。在1928年的选举中，赫伯特·胡佛与纽约州的罗马天主教徒州长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竞选，冲破了传统上一贯投票赞成民主党的南部各州，除了南部四个州外，赢得了南部所有其他州。在战后年代，反天主教教义有所复活，反天主教教义的增强是由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攻击埃莉诺·罗斯福写的一篇只不过是赞扬政教分开的专栏文章。反动的斯佩尔曼还说服纽约的政治家禁止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里阅读《民族》杂志——它在大部分天主教学校的图书馆里早已查禁——因为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天主教会的等级权力。1950年，肯尼迪本人犯了错误，他支持给予天主教教区学校以联邦资助，他的强烈支持对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家是无益的。对于肯尼迪，幸运的是，最高法院后来以五比四作出赞成的决议，体面地提供了这种援助。其他富有经验的民主党人，最主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能够不太费力地消除了自由派北方与主要是保守主义的南方之间的分歧。但他们都是新教徒。
肯尼迪深入到南部并深入到非天主教徒中间。他与保守的南方人结成私人朋友，主要是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金以及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斯佩萨德·霍兰和乔治·斯马瑟斯。即使在提出新英格兰的经济计划时，他也力图不去疏远南部那些经济上互相竞争的各州。同时，他的战略旨在利用自己的天主教教义。在民主党1956年代表大会召开前，索伦森透露了以康涅狄格州民主党领袖命名的贝利备忘录，认为一位天主教候选人将会加强全国的候选人名单。备忘录认为：艾尔·史密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点是他损害了城市男女天主教徒，而不是1928年他的选举失败；那年经济非常繁荣，这自然使他的共和党对手赢得了胜利。1928年和1956年之间的巨大不同在于天主教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拥有大量选举人票的州里。备忘录还认为，那些选区的一个危险信号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天主教徒选民中间有强有力的显示。
《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好莱坞摄制人多尔·沙里的注意，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摄制了一部关于民主党历史的彩色影片。肯尼迪作为一部关于政治廉正的畅销书的作者，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还有谁比约翰·肯尼迪更适合讲述呢？肯尼迪出色地叙述了民主党的由来，从杰斐逊和杰克逊起一直叙述到它战后与共产主义的冲突。接着他为艾德莱·史蒂文森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总统提名演说，更增添了他自己的光辉。《纽约时报》称肯尼迪为“电影明星”，使人们对他惊人的崭露头角有了重要而深入的了解。
《勇者之像》于1957年获普利策奖的人物传记奖。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们认为，对于那些也许有志于成为政治家的男孩们来说，它是一本极好的书，因而排除了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其他选择。
1956年，由于《勇者之像》的畅销和一系列越来越精彩的演说，约翰·肯尼迪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勃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功而获得的勋章，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56年亦是美国选举年。民主党最有希望的史蒂文森组成了竞选阵营，并且透露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即戈尔和克莱门特；两个天主教徒，即肯尼迪和瓦格纳。这样，一批崇拜肯尼迪的人就开始活跃起来，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德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也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整个问题时，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暴风骤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