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就职日，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冰冻的看台上检阅游行队伍，他注意到，从他面前经过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仪仗队里看不到一个黑色面孔。回到海恩尼斯港，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询问这件事，海岸警卫队归狄龙管。肯尼迪得知海岸警卫队学院建立86年以来没有录取过一个黑人学生时，他对狄龙说，那么就从明年开始这第一次吧。狄龙犹豫了一会儿，同意了。
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到了他的发现。他要求每位内阁成员检查一下自己管辖部门的情况。他强调，“我关心的不仅是数量，而且是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肯厄迪自己此时已任命黑人安德鲁·哈彻任副新闻秘书，罗伯特·韦佛为房屋财政署署长。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高级职务的。
肯尼迪的告诫得到他的内阁成员们的重视，陆续，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由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约翰·肯尼迪还从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总统所任命的都要多，他任命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黑人律师、有才华的瑟古德·马歇尔到上诉法院任法官。他提名美国第一个黑人女法理学家马乔里·芬森夫人到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任职。
在新旧政府交接初期，约翰·肯尼迪曾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主持几个有关政府签订契约和雇佣人员等方面的反歧视委员会。上任后，肯尼迪把这些委员会合并成为单一的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这使黑人在就业方面所受到的歧视大为减少，在纺织厂里，黑人过去仅仅当清洁工，现在出现了管理人员；黑人也可以在过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请工作的飞机厂里找到工作……
但是，所有这些旋风般的活动并未真正改善黑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受歧视地位：选举权受到限制，黑人受教育的权利无以保障，失业者、收入过低者在黑人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在其他人种中所占的比重，还有更多的问题。肯尼迪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长期的，事实上，肯尼迪在1947年刚当选众议员后就为禁止征收人头税以保障黑人和贫苦白人有投票的权利的法案投下支持一票。1953年，还是参议员的他，又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现在他也在努力工作着。事情的解决需要时间，但是黑人不愿意再忍受下去。那时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比白人短七年，可望挣到的钱只有白人的一半。这太不公平，而这太不公平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一直持续到了近一百年后，这不公正持续得太长了。黑人希望结束以前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也希望肯尼迪能够了解，对今天的黑人来说，自由比苏联的赫鲁晓夫重要，比越南、古巴或者空间竞赛都重要。
黑人想提醒肯尼迪，于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同情者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南部。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洲：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西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向前，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风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自由乘客在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这些地方都停留了，他们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铺里吃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不是很糟，只是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有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都是在广告栏边上占那么两三段，其重要性还不足以让州长们或更高级的官员们引起注意。但对那些喜欢在报纸里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游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些人来说，这些自由乘客却是被注意的对象了。
麻烦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开始。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在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到温斯博罗，有两名自由乘客被捕。自由乘客一路无事地到达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他们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在1961年，旅客只能通过弯弯曲曲的78号美国公路，经亚拉巴马州由亚特兰大到伯明翰。中间要经过一片穷乡僻壤，就是在这，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他们是从周日的报纸上知道自由乘客的行动计划的。一块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是燃烧弹和火焰，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自由乘客已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其余的自由乘客被从伯明翰赶来的黑人营救出去了。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有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但在终点站伯明翰遇到了更糟的情况。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车站包围起来，暴徒足足殴打了自由乘客30分钟之久，尽管伯明翰警察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知道事情的发生，但他却一个人也没有派去。自由乘客中有三人被打成重伤，需要住院治疗。出事后的第二天早上，《伯明翰新闻》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州长约翰·帕特森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出事时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那天是“母亲日”，他们都放假了。
这次殴打事件引起了司法部的注意。罗伯特·肯尼迪这位部长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识帕特森，总统竞选中，他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电话通了以后，罗伯特·肯尼迪请求帕特森保护自由乘客，他们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任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同意了。可随后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需要他的报答。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再和帕特森通话，但一连几天都回答说州长找不到，也许去度假了。
伯明翰的形势继续发展。原来的自由乘客挨打受惊之后乘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另外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德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及一些新近组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
肯尼迪总统再也不想听到自由乘客被殴打的消息，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回答还是他不在，联系不上。他跟副州长通了话。几小时后，副州长告诉约翰·肯尼迪，可以安排他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约翰·肯尼迪对自由乘客的行为有些厌恶。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呢？他已经在努力了，他在过渡期间用联邦剩余的粮食赈济了田纳西州海伍德县和费耶特县为争取投票活动而被逐出的黑人佃农，联邦法院下达了一项制止驱逐他们的行动的命令。
在肯尼迪看来，这事赶在这时候实在糟糕，不仅仅是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刚败给俄国人，中央情报局不断催促他同意古巴旅去攻打卡斯特罗这位共产党领导的哈瓦那，他还得准备去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俄国人现在还在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宣传，美国被描绘为种族主义者，这次，肯尼迪需要胜利。
约翰·肯尼迪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罗伯特·肯尼迪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同罗伯特·肯尼迪通了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点头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是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罗伯特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肯定了州长帕特森的保证。
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由21名黑人和白人学生组成的自由乘客队伍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可是出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又在电话中和猎大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费尽口舌。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自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
但是到了蒙哥马利，自由乘客发现处境更糟了。
公路巡警队长曼是尽了责任的，他的路警保证了自由乘客的长途汽车在联邦65号和31号公路上都平安无事，在车子距蒙哥马利约14英里时，曼还向蒙哥马利警察局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根本不理睬通知，他认为自由乘客是不守本分的黑鬼和忘了本的白人。因此，车到了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时，自由乘客陷入了估计有一千到三千人的包围中。起先一名警察也没有。自由乘客下了车。很快有人抡起拳头开始揍他们，人越来越多，还喊着“揍他们，揍他们！”
来了警察，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的警察。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脱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打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在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可他说：“你们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一顿。”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在人行道上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足躺了25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后来肯尼迪弟兄大发雷霆，警察局局长沙利文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是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坏了。
殴打发生时，正好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查官办公室里，他把所看到的及时报告了司法部。没有耽误，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就开始接受弹压骚乱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400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被派去对付目前局面。多尔也在忙着，他已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和全国州权党干扰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这群暴徒大都是这两个组织的。帕特森州长也露面了，他是出来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的。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帕特森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美国最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次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做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拜伦·怀特正在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走进了会场，记者把他和帕特森之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的关于争取民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州长最后问怀特自由乘客的行踪，怀特又让他失望。
当时，自由乘客跟马丁·路德·金一道在浸礼会教堂。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车——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100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排成了一条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入恐慌。如果教堂真的被暴徒们烧掉，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好。
州长帕特森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罗伯特·肯尼迪否认这一说法。帕特森指责他，说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事件也应由他负责。罗伯特告诉他，“别对我来这一套。”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总统肯尼迪和司法部长肯尼迪在一起，他拿过话筒，对帕特森说：“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一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州长帕特森对着总统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本人的意见，而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声称肯尼迪总统在政治上将他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