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6月，普希金从皇村中学毕业。在第一届毕业生中，普希金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名列第19。根据当时俄国的行政等级，他只能得到中等秘书的头衔，这是一种文官头衔，相当于陆军或海军中尉。他和同学丘赫尔别凯、普希钦等一道，分配到外交部供职。
普希金到外交部后，无意于仕途的腾达，只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常常沉醉于各种舞会和宴饮，一时间简直落得个“荒唐少年”的称号。不过，他很快从这上流社会的泥潭挣脱出来，反省自己的放纵行为和过失，这在他后来写的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惟一没有中断的便是诗歌创作。离开皇村中学时，他曾对自己的创作作过一番整理和回顾。中学期间，他一共写了120多首诗，他从其中精选了36首，编成一部诗集，在封面上他用遒劲的字体写下：《亚历山大·普希金诗集，1817年》。
随着他踏进社会的门槛，面对着日益黑暗的社会现实，经历了短暂的“沉沦”，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开始成熟起来，他的天才迅速地成长着，很快地脱去了古典气味。其实，早在1815年写作的《致利金尼》一诗中，他就开始告别《皇村的回忆》中的古典情感而转向现实。普希金以古罗马灭亡的历史，来影射当时的俄罗斯：
噢，罗马，荒淫与邪恶的骄傲的国度！
末日就要来了，带来惩罚和报复。
……
“罗马生于自由，而奴役把它毁掉。”
诗人还这样写道：
我有一颗罗马人的心，自由在胸中滚沸，
伟大民族的精神没有在这里沉睡。这已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大胆的表白，一种坚定的誓言，透露出诗人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新的严峻的公民意识。无怪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普希金的第一首公民诗。
1817年写作的著名的《自由颂》是诗人抒情诗中的重要作品之一，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政治抒情诗”。诗一开头以非同凡响的气势，向诗人向诗歌提出了新的使命：
来吧，请摘下我的桂冠，
打碎这娇弱的七弦琴——
我要向全世界歌唱自由，
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
普希金这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那就是为了消除“人民苦难的阴影”，必须使“强大的法律”与“神圣的自由”相结合。他用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路易十六和保罗一世都先后遭到惨死作为例子，来警告当今的君王，并呼吁他们服从法律：
君王们！不是自然，是法律
把王冠和王位给了你们，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却高于你们。
自然，普希金在这里提出的纲领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纲领，但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使沙皇专制政权感到害怕的，是下面的诗句：
战栗吧！世间的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这样的诗在当年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它以手抄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它也是沙皇政权要流放普希金的主要“罪名”。这首诗在1856年首次正式发表于国外，而在俄罗斯则到1905年才得以发表。
1818年，普希金创作了《致察尔达耶夫》，这也是他另一首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诗中，普希金提出了消灭专制制度：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酷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着那神圣的自由的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心灵的美好激情，
都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政权的废墟上，
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这一首赠诗所表达的并非个人的情感，而是一代革命青年的共同心声。普希金写过为数不少的赠诗，它们多半是表达个人的感情，或者是怀念友谊，或者是表示爱慕，或者是颂扬德行。其中，抒情主人公几乎都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我”出现。自然，“我”所表达的情感也许是典型的带普遍意义的，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的，普希金有不少的赠诗（以及其他的抒情诗）都是这样的。但也有少数作品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一般说来，这其中便显示出作品思想意义的大小和艺术水平的高低了。在《致察尔达耶夫》这首赠诗中，抒情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出现，而且表达的感情又是一代青年所熟悉的所拥有的，是他们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或者说是他们无法用如此形象、准确、有力而又深情的语言说出来的。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普希金奏出了时代的主弦律。仅凭这一点，这首诗就是不朽的。更何况诗中形象是这样的鲜明，比喻是这样的贴切，语言是这样的具有感染力，感情是这样的自然。没有夸张，没有虚饰，没有半点高谈阔论，也没有丝毫哗众取宠之心，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实实在在，那么确定无疑。对即将逝去的青春的追忆之中包含有某种惋惜，但还谈不上是忏悔，谁又能够保证在青春年华不留下一点遗憾？何况这些都“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过去了。重要的是眼前，是现在，是报效祖国，是去争取自由，愿望之强烈，心情之急迫，“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跃然纸上。而正因为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献身，祖国未来的天空中必将升起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专制制度”必将被埋葬，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代革命青年要追求的“荣誉”。这首充满激情、富于感召力的抒情诗问世后，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中的一些诗句和词语，如“迷人的幸福的星辰”、“专制制度的废墟”等，便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语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自由和解放的代名词。这首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范例，年仅19岁的普希金能够创作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既取决于他进步的民主思想，也不能不是他卓越的诗才所致。
1919年，普希金创作了另一首有名的诗作《乡村》，在这首诗中，诗人转向了另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即农奴制问题。但作品不是一开始就直奔主题的，它的前半部分极富于牧歌情调：
祝福你，荒远僻野的一角，
闲适，工作和寄兴的所在，
是在这里，我的日子悄悄流去了，
沉湎于快乐和遗忘的襟怀。
……
我是你的：我爱这一座花园，
幽深，清凉，各样的野花开遍，
我爱这广阔的绿野，洋溢着禾堆的清香，
一些明澈的小溪在树丛里潺潺喧响，
无论放眼哪里，我都会看见生动的画面，
……
啊，到处是劳作和富裕的景象。诗人在这里描绘的田园风光是充满诗意的，这种视角也十分符合诗人的身份，大自然美丽宁静；“成群的牛羊”，“旋转着的风车”和“谷场冒着的青烟”，勾画出一幅乡村“劳作和富裕的景象”。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是真实和自然的，而且，这种描绘和感受也感染着读者，唤起读者某种美妙的和美好的期望；另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又是一种衬托，一种伏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假相”，随着诗人笔触的深入，出现了与前面的景象极不协调的画面：
这里有野蛮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无感情，仿佛命中注定
他们该是人们的灾星，
对于眼泪和哀求一概不顾，
只顾用强制的鞭子掠夺
农民的财产、劳力和时间。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这里，一切人毕生是负着重轭的马牛，
没有希望，谈不到一点心灵的追求，
就是青春少女的娇艳
也只供恶棍无情的摧残。
……
这幅“愚昧的令人心痛的情景”才是这块土地上的“真相”，才是诗人要着意描绘的，才是诗人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随着诗人的笔触的推进，田园风光顿时失色，牧歌情调也消失殆尽，一种沉重感、压迫感油然而生，而后又代之以疾声的呼吁、抗议和深深的思索。在普希金以前的任何诗人，不论是罗蒙诺索夫还是杰尔查文，既由于思想方面的原因，也由于艺术视野和艺术才华方面的原因，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许茹科夫斯基能写出《乡村》前半部那样的富于牧歌情调的作品来（还未必有普希金的明朗），但他断然写不出下半部富于公民情感的诗行的，这无疑是由诗人的思想高度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处在社会革命前夜的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主精神的公民，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一首风景诗或自然诗写成一首公民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