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作零陈若曦印象
妻子从旧金山来信说，陈大姐将于四月底回国，让我好好和她谈谈，也就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我知道，陈大姐，指的是定居美国的，加拿大籍华人女作，家陈若曦。对于她的声望和影响我略有所知，但我们没见过面，我也未读过她的作品。我那旅居美国的妻子，儿女曾多承她的关照。这第一次相见，我该说些什么呢？
四月二十八日，剧作家高行健写来短笺说，他将于三十日晚七时，在首都剧场三楼举行婚礼。对于这样的邀请，自然要风雨无阻：当我到场时，座上已坐满文学界，戏剧界的名流：曹禺夫妇，风子夫妇、王蒙夫妇，白桦和香港青年导演严浩先生、李陀和张暖忻夫妇……坐在吴祖光旁边的是一位穿红色衫衣，咖啡色西裤，松紧口黑布鞋、蓄短发的中年女士。我对国内的作家，艺术家大抵熟悉，唯独这位穿着朴素、气质又颇与国人有异的女士甚感陌生。
过了一会儿，女士和吴祖光站起来说，他们要去剧场看看高行健新作《野人》的联排，先行一步。随着他们的告辞，我也站了起来。女士一下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李硕儒吧？”
“您是陈若曦？”我立即惊喜地反问，“可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她矜持而神秘地笑笑：“我感觉出的--凭着你太太的介绍。”
握着她小巧而柔软的手，看着她质朴而爽朗的笑，我被震慑住了，难怪人们赞美作家的感觉！它的灵敏度有时不知要比电子计算机精确多少倍！
也许，正因为陈若曦的这种超人的艺术感觉，她才能在短短十来年中，就撰写出《归》《突围》《远见》《二胡》四部长篇巨着，并出版了《陈若曦自选集》《城里城外》两个短篇集，此外，还着有《文革杂忆》《生活随笔》《无聊才读书》等杂文集吧！
北京的春天短促而匆忙，乍暖乍寒，风雨无定。五月三日晚七时，阴云密布，细雨霏霏，按约定，我还是准时去她寓居的北京饭店看她。可能因为气候乍冷，她套了件黑色细毛线衣，淡黄色西裤，依旧是那双黑色松紧口布鞋。我凑趣儿说：
“陈大姐，从你的穿着看，真认不出你是久居美国的人呢。”
她哈哈大笑：“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怎么打扮自己。还是在台大上学的时候，学校规定女生要穿旗袍，我才做了一件，一九七三年，从北京去美国时，买了一双狗皮皮靴--那时是不时兴高跟的--我一直穿到现在。”说着，她拉开壁柜，取出一件绿色洒花的旧连衣裙，说；“三十日，胡耀邦接见我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过几天去香港还得穿这件。前年在香港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穿的它。香港是很讲这一套的。人家一定会说，陈若曦就这一件衣服吧？哈……说实话，我也真的就这一件还能穿得出去的衣服，管他呢！”
“可你对文学却是很认真的呀！胡耀邦说，你是个有才能的作家。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我想把话拉入正题。“这倒是，”谈起文学，她的脸色显得沉稳而凝重，那爽然的笑声变作肃穆的深沉，“不过，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
她祖籍福建。在五六代前，她的祖先已举家迁往台湾。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都是木匠。在“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里，一个木匠的女儿怎么敢奢望自己会成为作家。可路是人走出来的，往往自己也很难预先测定，陈若曦的木匠父亲，偏偏拼死拼活供她上大学。陈若曦在台大选修了外文系，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爱上了文学创作。还是在一九五九年，她入台大不久，就与当今着名旅美华人作家，她台大的同学白先勇等合办了《现代文学》杂志，未几，她写出了十来部短篇小说，登在这个杂志上。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台湾乡土文学。这期间，也曾探索过现代派文学的创作，但很快，又回过头来写乡土文学。台大毕业后，她赴美国，专攻美国文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对于文学的创作，你有什么想法？”
“文学当然要反映现实。但也不排斥表现自己的美学观。我主张为人生而文学，也拥护纯文学，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人，今天要面包，明天要花朵，后天又需要绿叶，这一切才拼成人生中完整的真善美。而通过各种途径追求和呼唤真善美，便是文学艺术的任务。”
“自然，对海外华人作家来说，反映现实，就是要反映海外华人的追求，彷徨的奋斗……近年来，我在探索一个新主题，即：落叶生根。住在哪国，就在哪国扎稳根。生活要扎根，政治要扎根，经济也要扎根。”
“这岂不与我们民族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相悖？”我十分惊愕。
“我不这样想。试问美国国民，除印第安土着外，有哪个是在美国国土上土生土长的！可一当他们在美国扎下根之后，照样可以报效祖国，为本民族争光。我以为，在美华人也应该如此，只有你在政治上，经济上扎了根，才能反哺祖国，回报祖国。如果自己扎不下根，生活尚且无着，报效祖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说实在话，过去我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加入外国籍，是颇不以为然的，连自己的国籍都不要，还谈什么民族观念和爱国心？去年，经过一年来的海外旅游和与众多海外华人的接触，我才意识到，一些海外华人改变国籍，往往有很复杂的生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对中华民族的儿女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坚定执着的向心力--心向祖国、心向中华民族。陈若曦一家何尝不如此！六十年代初，她同丈夫段世尧先生，一个攻读流体力学，一个攻读美国文学。多年来的美国生活，使他们充分感受了这个金元帝国的世态炎凉。他们感到，祖国需要现代科学，也需要现代文学。一九六五年夏，丈夫获力学博士，妻子获文学硕士，估量一下自己的学识和智熵，觉得可以报效祖国、为自己民族的富强驰骋冲杀了：第二年，这对离乡的游子告别了北美大陆，渡过太平洋，飞向祖国的心脏--北京。可他们走下飞机不几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寂寞和失望的暗影不断在他们的脑海里扩大……夫妻俩决定趁这少有的闲暇，收获人生旅程的另一个成果--生个儿子。说起生儿子，他们也是早有设计的，这个设计也使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大不以为然。近几十年，许多海外华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生在美国，因为按美国宪法规定，不管父母国籍如何，凡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一律可获美国国籍。陈若曦夫妇则是另一种设计：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祖国的天，第一次身落之地就是祖国的地。拳拳此心，使他们虽在美多年，却一直不敢生育。在那动乱的年月，一千新的生命落地了，而且是个儿子：小生命的来临，唤起了这对夫妇彩霞般的希望。他们就父亲的“段”姓！给儿子取名作“炼”，寓意颇深--暗含父母归国决心经受锻练的意思。
在北京华侨大厦一住两年，一九六九年，组织同他们谈话，决定分配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填表格时，单纯而执着地填写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而且申明，夫妻可以不在一起。组织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还是给予照顾：夫妻一起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教书。可在那“革命”第一的年代，丈夫一到任，即被派到青龙山挖煤，接着，就到干校“锻炼”，一去三年，陈若曦，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再也没有拿笔，教了一年的英语，去了三个月的干校，又生了老二陈赓。
当他们每天听着“继续革命”的说教时，两个儿子带给他们的希望逐渐化作了忧虑：他们虽不愿意为儿子在美国铺就舒适的路，但也不愿“革命”祸及儿子。
“不用说，这就是你归而复去的原因了？”
“唉，这场恶梦总算醒过来了……”她支颐沉思，瞬时间，眉宇中凝满了智慧、忧虑和希望……
“孩子们久居美国，对祖国，对祖国的文化还有感情吗？”我问着她，自己的心飞向了远在美国的一对儿女。四年前，我的儿女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随妻子去美国上学。如今，他们长成多高？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还有中国人的气质？魂牵梦绕，我无时不在想着他们，忧虑，担心、希冀，思念，混揉错杂地交织在一起……
她察觉了我的思绪，开朗地笑了：“放心，毕竟是华人子孙，不管到了哪里，他们总是彻底的华人气质。我的两个儿子就有这样一个过程；刚到美国，生活，学习，游戏整天同美国孩子在一起，为了认识这个新国度，他们似乎对中国文化不太热衷。可几年以后，自觉不自觉地，他们总在间中国的事，读中国的书。我每写一篇文章或每出一本书，是不习惯自己介绍给别人看的。但我的着作，他们都争着看。这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对华人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好好写，认真写，才不愧对民族，不愧对孩子……”
咀嚼着她的话，咀嚼着她话中的涵义，我觉得，我认识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