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界，不只是陈登科听说当年批萧也牧是江青向丁玲提出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也这样写道：“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说是非。《夫妻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这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这样做有以下三个好处：一、可以证实江青在文艺界搞罪恶活动，由来已久。二、对也牧同志恢复名誉，也有意义，使得我们活着的人对得起死去的人。三、可以使得文艺界吸取过志的教训（过去十七年中的一些粗暴批评，可以说是由《夫妇》的批评最初定的调子，而江青则是幕后的策划人，她一开始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江青当年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而丁玲在《文艺报》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正是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上映之后，由此推断，江青极有可能就是这场批判运动“幕后的策划人”。黄伊收到秦兆阳的信后，给了李威一份复写的抄件，并说，准备按秦兆阳提议办，请冯牧为《萧也牧作品选》写序。吴家石在将秦兆阳这封信的抄件提供给我时说：“听黄伊叔叔讲，他确实去找过冯牧，冯牧很支持，但当时正忙于筹备四次文代会，实在顾不过来……”
《萧也牧作品选》编成之后，张羽、黄伊决定请最熟悉萧也牧作品和创作道路的老作家康濯为之作序。尽管康濯当年在丁玲怂恿之下写文章批判过萧也牧，但张羽、黄伊心里很清楚，萧也牧挨批之后，与康濯一直保持着挚友的关系。1957年，当萧也牧得知晋察冀边区时的老战友孙犁病重时，他四处奔走，多方呼吁，要给孙犁出选集。是他约请康濯选了那本足以传世的《白洋淀纪事》，并亲自担任了这本小说、散文集的责任编辑。1963年，萧也牧在东北搞四清时，一次去邮局领取从北京汇来的钱和粮票，归途中不幸失窃，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又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康濯，请他给予接济。康濯收到他的求援信后，立即给他加额汇了钱去……康濯重读了包括《我们夫妇之间》在内的萧也牧的作品后，万感交织，写下了一篇题为《斗争生活的篇章》的长序。在序中，他对《我们夫妇之间》作了重新评价，认为它“抓住了我们干部进城之初某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而又颇有意义，写得也真实亲切”，并痛心地说指出：当年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并也可能开了先例，以致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正常地、健康地发展，怕也与此有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该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可接受的教训之一。而我个人那一次也不实事求是地写了文章批评萧也牧，这更是我近年来早在引以为训，感到难过，深有自咎的。”（《萧也牧作品选》第14页）
《萧也牧作品选》首印65000册，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家朋友纷纷来信赞扬张羽、黄伊“做了一件大好事”。武汉的一位读者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为这位正直作家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和愤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受尽迫害之后，竟死无葬身之地！多么可怕！多不公平的现实生活！罗广斌这样死了，萧也牧这样死了，张志新也这样死了……幸免一死的人也受尽迫害；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凶手和帮凶们，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历史在前进，但这些悲剧会不会重演呢？我作为一个读者，深深怀念萧也牧同志……”
应该说，与张羽、黄伊编选《萧也牧作品选》一样，康濯为《萧也牧作品选》写序，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其目的，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愿萧也牧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是，作为当年批判萧也牧的“总司令”丁玲，在收到《萧也牧作品选》后，不但毫无目自咎之意，而且还对康濯的序文颇有些看法，说什么“我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她不仅把《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又收进自己的评论集出版，还想邀康濯与她一起去厦门鼓浪屿度假，就《我们夫妇之间》的评价问题详细交换意见，试图说服康濯，坚持《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立场、观点、态度都是正确。在张羽1990年9月20日就此事专程采访康濯时，康濯告诉张羽，他那次未随丁玲去鼓浪屿，而是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康濯写给丁玲的信，他自己没有存底，但他明确告诉张羽：“批判萧也牧事件反映了周扬之争”，“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各地来京的人，都来看周扬。有的通过茅盾、郑振铎等人表达态度。这个时候，即发生了周扬、丁玲之争。尤其是政治上曾表示过消极的人，都在发表文章，表示态度，好立足。”“当时，在反小资产阶创作倾向和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上，周扬和丁玲的意见不同。《人民文学》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有次赵丹列席作协党组会，竖起大拇指说，解放区来的作家，如今小说写得好的就一个萧也牧。《文艺报》上化名李定中（实为冯雪峰）的文章，矛盾对着周扬，所有批萧也牧的语言，都适用于周扬。丁玲看过，也觉得太过分了，就写了一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她的意思，不是一个人，是倾向。同时要我写文章批萧也牧。我写之前，她要我和团中央联系，不要从政治上搞他。我和杨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韦君宜丈夫）很熟，他说‘不会的’。柳青当时在团中央工作，他捂着耳朵讲：‘会影响的’。我从批评同志的缺点落墨，并交给柳青看，柳青认为还是可以的。1981年，四川有个评论家给我写了封信来，提出当年的情况不正常，说‘李定中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要骂周扬，周扬当年不知道李定中是谁。我把这封信抄寄给了丁玲……”（引自张羽手稿《初秋医院访康濯》）
康濯对张羽说到的这位四川的评论家叫李士文，是他最早写了一篇题为《记不记得萧也牧？》的长文，提出要求重新评价萧也牧的作品和1951年对萧也牧的批判。197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汇编》第一五二八期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注意。吴家石告诉我，萧也牧在晋察冀时的老战友吴江，当时在中央研究室工作，看到这份“内参”后，曾立即复印了一份给李威。这事恰好发生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之前，我想，文代会主席团把萧也牧列入开幕式上“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的名单，就是重新评价萧也牧的作品和1951年对萧也牧的批判，公开为萧也牧恢复了名誉。但是，出席了10月30日文代会开幕式的丁玲，不仅未参加11月7日的萧也牧追悼会，而且至死也未能对当年挥舞极“左”的棍子批判萧也牧而有所悔悟。殊不知那场“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不只是“一棍子打死”了萧也牧，而且也致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爱情题材从此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以至发展到“文革”时代，“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几乎全都单身，唯一有丈夫的是阿庆嫂，可阿庆“跑单帮”去了，形同虚设，也没有日常的夫妻生活……后果之严重，恐是她和冯雪峰、陈企霞始料不及的吧？
引人注目的是，在参加萧也牧追悼会的行列里，有来自杭州大学的陈企霞。他的冤案已在当年的5月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原行政级别，是作为浙江省的代表来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他能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萧也牧的追悼会，就表明历经磨难之后，他对1951年与丁玲、冯雪峰一起，在《文艺报》上错误批判萧也牧有了深刻的反省。这一点，我们在他写于1979年11月的《自写传略》里得到了印证：
……在编辑工作中，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1951年出版过评论集《光荣的任务》。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有粗暴的批评？也就是，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一个文艺编辑可以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也可以埋没作家，扼杀作家。这个道理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的，想起来使人不寒而栗。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250-251页，徐州师范学院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陈企霞提到的评论集《光荣的任务》里，就收有那篇为粗暴批判萧也牧公开辩护的《关于文艺批评》一文。他终于勇敢地作出了自我否定，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也使他在重返编辑岗位，出任《民族文学》首任主编后，赢得了各民族作家的爱戴与尊敬。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文艺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历史再次选择了周扬。他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加上他在此之前已出任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就重新执掌起文艺界的帅旗。周扬复出后，大彻大悟，曾多次流着眼泪向在文坛历次运动中受伤害的同志（包括陈企霞）道歉，但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丁玲也不与重新成为文坛“总管”的周扬握手言和，就像对被她的批判文章“消灭”了的萧也牧一点也不感内疚一样，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回到文坛“总司令”的位子上去。文艺界领导权的周扬、丁玲之争又开始了。在新一轮为时近五年的激烈较量中，丁玲临了得到的是一个文坛“红衣主教”的雅号，而周扬，却最终被建国初未能在思想文化战线取代他的胡乔木“一棍子”击倒了。陆定一在周扬逝世后写信给周宓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被气死的。我比他大两岁，身体不如他。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人心照汗青，就不虚此生了。”（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619页）我觉得，陆定一的这番话，也可以说是对延续了四十年之久的文艺界领导权的周、丁之争作出了一个公正的评判！
又三十年过去了，丁玲、胡乔木也已远走天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想，无论是反右还是防左，但愿像萧也牧的悲剧、周扬的悲剧不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2009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