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之五：一杆子还是半杆子？
悄悄地干杯！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世界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光学大国
并非神话：一个老母鸡下了五个与它一样大的蛋
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没有谁能忘得了那个畸形年代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种种畸形的场面：田里的小麦、水稻号称亩产十几万斤，庄稼密得在上面躺个大活人都压不倒！圈里的肥猪被割掉了耳朵、尾巴、甲状腺、胸腺，据说一天能长19斤膘！满山遍野的炼钢炉没日没夜地吞噬着好生生的铁锅铁器，吞噬着一座座青山的绿色植被……
大跃进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的都是一幅神魂颠倒、不堪回首的图画。
但任何时候都会有例外。那个把整个中国由大疯狂带入大倒退的年代，却正是长春光机所得到长足发展大步前进的年代。至今，光机所的人们提起长春光机所在大跃进中的那段辉煌历史，还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1958年，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这时，王大珩对目前的科研进展开始有了新的考虑。1956年，王大珩曾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制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大地开阔了王大珩的眼界。王大珩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他力主将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为重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建议。在制订规划时发生过的一件事，使王大珩始终无法忘掉。十二年远景规划在制订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意见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大珩和他的同行们曾提出过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当时，苏联专家不无轻蔑地打断他们的话，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的中国同行说：就目前中国精密仪器的落后现状来看，十二年内你们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电子显微镜！这句话连同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一起深深地刻进了王大珩的心里。
1958年4月，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光机所，提出了他想要研制电子显微镜的想法。当时，王大珩正在外地，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年轻人这个胆大妄为的想法后不由有些发愣，他措辞委婉地告诉这个年轻人，长春光机所在短期内还没有做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在五年内派人去东德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听了他的话，年轻人十分失望地走了。但是，当天下午，那个人突然找到这个年轻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赶快回北京去把你的行李拿来吧。”见年轻人呆呆地愣在那里，便又笑着说：“国庆前肯定是回不去了，你总得准备点冷暖换洗的衣服吧？快，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国庆前得拿出成果来。”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他研制显微镜的想法被接受了！
原来，在他走后，负责接待他的人通过电话把他的情况向王大珩做了汇报。当王大珩了解到他毕业于美国富兰斯大学物理系，曾获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应用物理博士学位，是个刚从德国归来的电子光学专家后，立刻脱口说道：“太好了，我们正急需这样的人才！你们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下来！”
王大珩很快就赶回光机所，会见了这个年轻人。交谈中，王大珩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的儿子。那一次，王大珩与年轻的黄兰友谈了很久。他给黄兰友讲了苏联专家说过的那些话，讲了那居高临下的眼神、那轻蔑的语气，讲了身为一个中国科学家自己当时的难堪和羞愧，讲了从此凝聚在自己心中再也抹不掉的强烈愿望……
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王大珩以他胆识和魄力大胆地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确定下来。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七个攻关项目，王大珩不仅又纳入了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还把它做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他全力支持黄兰友，为黄兰友配备了得力助手，协调了各方面关系，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几十年后，已经是我国著名电子光学专家的黄兰友回忆起当年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情形时仍旧感慨万千。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大吃一惊，说这么一个大型仪器要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几个月里做出来呢？通过参观，讨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电子显微镜。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
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许多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决定都是在我们站着谈话中进行的。你一言我一句就把问题讨论清楚了：
“扩散泵？我们有。”
“要金属扩可散泵？不好办！”
“我记得原子能所做过。”
“极靴材料？”
“金属所会做。我打电话去问。”
“微米级加工？不成问题。”
如此等等。
所里把电镜排为第一号任务，我们提的要求更能迅速得到满足。光机所八个献礼大项目同时在所里转，都要机械设计，都要加工，要器材等等，而且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在我看来是一团乱烘烘的事，光机所是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让各个辅助部门按期把各个项目组要的东西保质保量地交给他们，对我一直是个迷。
光机所的人才是多方面的，给我一个深刻影响的是一位器材处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电话上。她从上海打长途问我我提的“软接头”是什么。提器材时我不知道波纹管的中文名字，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这玩意，所以，我就写了“真空软接头”。我在电话上大致形容了一下波纹管的形状和用途，心想，她怎么可能根据这几句话在大街上买到这么一个真空专用的元件呢？不料，没有过几天一位身材苗条的上海小姑娘把波纹管方在我的书桌上，问我：“是这个吗？”她说她是在汽车配件商店里买来的，是汽车刹车系统中用的。
1958年8月19日凌晨2：45分，我们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电子显像，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的象。那天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照了象。等我们把这台电镜基本功能调整好，截止时间已经到了。
1958年，在越来越响亮的“大跃进”的口号声中，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两次技术攻关期间历时不到四个月，就攻下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这号称为“八大件，一个汤”的科研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纷纷来电致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等亲自到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光机所在全国放了一颗耀眼的科技卫星。
与那些昙花一现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不同的是，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在那个科学向蒙昧低头、真实替谎言作证的疯狂年代，能取得这样扎实的成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10月27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展厅中。
“毛主席来了！”人们惊喜地围拢上来。
毛泽东饶有兴致地扫视了一遍展厅，信步走向了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的一台精密仪器面前。
“这是电子显微镜。”工作人员赶忙上前介绍说。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突然回过头向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问道：“我记得东德曾经送过我们一个嘛。”
郭沫若回答说：“对。那是一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是东德IECK总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代表科学院出面接受的。”
“这么说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造喽？”毛泽东问。
工作人员立刻详细介绍道：这是一台电磁式电子显微镜，比东德的那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更先进，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在大跃进中做出了一大批突出的科研成果，号称“八大件，一个汤”。这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八大件中的第一件。除了它还有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这是“一个汤”，是指他们研制出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介绍，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离开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他刚从南方视察回来，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的汹涌浪潮，看到了狂热拥戴他的人民群众。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今天看到的这个科技成果展览更坚定了他把大跃进搞下去的决心。他相信农业、工业、科技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跃进，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开始展翅腾飞。
迈着自信的步伐，毛泽东谈笑风声地走出了展厅大门。
外面，骄阳如火。
如火的秋日骄阳固执地延续着夏季的炎热，不厌其烦地在大地上掀起一阵又一阵狂飙般的热浪。
但在不知不觉间，秋风已将丝丝的寒意悄悄地裹携了进来。人们很快就会看到，等待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出奇寒冷的漫长冬季。
六十年代初，人们还没来得及从狂热的虚幻中睁开双眼，一场携风带雪的大寒流就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一年。全国60%的农田都遭受了旱灾或洪涝灾害：黄河的水量减少到常量的三分之一，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饱受旱灾之苦；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泛滥的洪水无情地吞噬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直线下降，也在工业与基本建设急剧膨胀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比例失调：运输紧张，几千万吨的货物滞留在产地无法运出来；电力供应告急，全国36个主要供电地区中有三分之二受到缺电的威胁。市场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紧缺，肉类、蔬菜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一场大饥荒正狰狞着面目迅速席卷全国……
就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建协议，中止了正在中国开展的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了1390多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技术图纸。苏联人这一落井下石的行动造成了大批援建项目仓促下马，在建的项目也由于没有了图纸和后续设备而陷入一片混乱，不得不被迫停建。
王大珩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的头一天，眼前就呈现着这样一片苍凉的景象。原来紧张忙碌的工作现场，现在一片沉寂。所有的工作都被迫停了下来，安装了一半的设备统统“趴了窝”，一直保持着突然停工时的瞬间姿态，无可奈何地瘫痪在那里，默默地忍受着难捱的寂寞。
王大珩是受命带队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的，任务是对苏联专家在这里干了一半的光测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诊断”，排除故障，安装调试，使其能够尽快投入正常使用。这是自苏联专家撤走后国防科委第一次启用国内专家。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一行人除王大珩外个个都是中共党员。
临行前，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用充血的目光扫视了一遍这支小小的队伍，语气深沉地说：“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也必须靠我们自己了。你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不多说了，一句话，一定要拿下来！你们要拿党票做保证！”
汽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剧烈地颠簸着。大西北那夏日的太阳如同火球般烧灼着大地。地表温度高达40多度，石头被晒得滚烫，鸡蛋搁在上面一会就能被烤熟。这里一年到头不下雨，但只要下上一点雨立刻就会发大水。没有人气，满目荒凉的硬戈壁上只有坚硬的搓板路向远处无限延伸着。唯--次看到了一队人，远远地，所有的目光便都被吸引了去，情绪立刻高涨得不得了，个个憋足了劲儿准备好好上前热烈一下，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自己的同类，痛痛快快地和人打上几声招呼。但待走近了，看清了，憋了半天的气却一下就泄掉了。那是一队重刑犯人。只见一队人稀稀拉拉很随便地走着，几乎没有人看管。乍还觉着奇怪，但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根本用不着担心，没有人能从这里跑得出去。不信你就跑个试试，保准跑不了多远就得乖乖地折回来。明摆着，这个鬼地方方圆几百里之内找不到一滴水，不回来就得活活渴死在半道上。
每天很早的时候王大珩他们就揣上中午饭，爬到大解放车上颠颠的出发了。基地的站点之间距离都很远，他们得挨个站点跑，大部分时间就都扔在颠簸不平的搓板路上了。
王大珩常利用这个时间想心事。这是王大珩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国防。来之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神秘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许，不许通信联络，不许告诉亲友……等等、等等。来到这里后，王大珩感觉更多的则是一种沉重感和使命感了。刚来时，基地司令员指着那堆瘫痪着的仪器设备对王大珩说：“看看吧，干得好好的，说扔下就头也不回地扔下就走了。这都是钱堆起来的呀，看着真叫人心疼啊！你不知道当时我这心里有多憋气，就他妈的想骂娘！越想咱中国那句老话说得越对，莫求人，求人难。说到底，涉及到国防上的事谁都靠不住，只能靠咱们自己！”王大珩听着便觉得周身的血不住地往头上涌，一股气迅速地在胸中凝聚升腾。在通往各个站点之间那颠簸的搓板路上，王大珩想了很多很多。他不止一次想到了父亲对他讲述的那场惨烈的甲午战争，想到了100多年来使我们国家蒙羞受辱无数的落后国防，想到了我们如今还要受制于人的尴尬现状。
王大珩拼了。整整五个月，他带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硬是把苏联专家扔下的烂摊子拣了起来，把安装了一半的仪器设备全部检测装修完毕投入正常运行了。
离开基地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日子，八月十五。基地司令员请大家晚上出来赏月。一到赏月现场大伙就忍不住乐了，现场上除了摆着月饼、水果外，还竖着一个大口径跟踪望远镜。司令员得意地说，你们不是专门搞这东西的吗？咱今天就用它来赏月，赏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来。王大珩自己掏腰包买了些啤酒和栗子也带了来，算是凑个份子。自从来到大西北，大家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在杯子、瓶子、饭碗的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他们喝了一杯又一杯。基地司令员今夜兴致格外高涨，一次又一次地高举酒杯，他说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对科学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能关心国防建设，重视国防建设，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直感谢得王大珩禁不住心情沉重、满目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