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贾承荣告诉我们“车厢新居”的故事：“1963年，我们大寨遭了大水，七天七夜下了650多毫米的雨，平常一年降雨也就是三四百毫米。那时候连山都直往下塌，所以窑洞和梯田90%都毁掉了。我们大寨人就白天修地、晚上修房，重建了大寨的梯田，还修成了城里人住的楼房。”就是这种顽强自救的精神，震动了中国当时的领袖。1964年2月2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车厢新居”由陈永贵亲自设计、大队统一修建。它们是上世纪60年代“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消灭城乡差别”的典型建筑：一排排青石窑洞依着山势像梯田一样层层升高，窑洞上又建砖瓦房，整个建筑一排“窑”间隔着一排“房”，似楼非楼，冬暖夏凉。每层之间有楼梯相连，出人方便。
直到现在，大寨人几乎还都住在这种“车厢”里。除了车厢新居，大寨没有什么其他建筑，特别是找不到老房子，这在以古建筑着称的山西，真是不可思议。整个大寨就像一个超级集体宿舍。这种“集体化”对大寨人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
我们在大寨没有发现一只家禽，这在中国农村是很难想像的。大寨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干净。据说最开始大寨的车厢建筑连院墙都没有当时牲畜都由集体养。现在讨以养了，但是鸡蛋、猪肉的市场价格越来越便宜，还不坤到市场买更划算。这样；大寨人就遵循着老习惯远是什么都木养。更：典型的是公共厕所。大寨人没有自家的厕所，都上-[公共厕所。这些公共厕所的设计一看就是为了符合当年农业的要求：在一个厕所下面，一定会设一个积粪池，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专人来加工处理积肥还田，非常科学有效。我们在大寨的村边上，看见一群新建的红砖小楼，有点联体别墅的味道，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是在楼群旁边，我们还是看见了一个“配套”的公共厕所。
集体化的生活使大寨人谈不上有什么隐私，传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村民贾承荣回忆：“从前这大柳树下有个大王庙供着神像，山上还有个老爷庙供着关公，但是解放后就拆了，不仅拆了，连底下那座山都搬了当时不是愚公移山嘛。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宗教，也不祭土地。家谱什么的原来有，还有祠堂，后来连山都移了，这些也就都没了。
大寨没有宗教，宗族观念很淡，也很少有真正的民间活动。在这里，逢年过节就开“联欢会”。村干部李怀莲说：“我们这最热闹的就是正月十五的联欢会，全村的人都会聚集到村委会来。”除了过年，大寨的“节日”概念也和一般农村不一样，这儿的节日是比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十一”这一类的。
我们到大寨的时候正好是清明时节，当我们路过大寨小学，看见一个学生正拖着一条黑胶皮管往教室走。我们问这是干么？他说：“要到清明了，我们给陈永贵爷爷做花圈。”
大寨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这种气氛在车厢建筑的墙壁上也有体现，那里粉刷着我们所见过的最太规模的标语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一个字都有将近一人来高，真是赫然醒目。最长的一条标语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第五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它的长度将近公里。
郭凤莲几乎出现在大寨所有重要的历史照片里，她从大寨的“铁姑娘队队长”到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到现在大寨村经济发展的总管家。除了上世纪80年代之外，她的命运总是和大寨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看到大寨宾馆门口停着的那辆奥迪车，服务员告诉我们，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正在上面办公。
来到她的办公室，她正在同时接两个电话，看来是真够忙的。郭凤莲说话不急不慢，思路清晰明快：“我们大寨2001年经济总收入达到9000万元，原来最重要的农业，现在只占不到1%；年人均纯收人3900元，这不仅在昔阳县，在晋中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
大寨人转向市场经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寨煤矿是大寨第一个村办企业。据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大寨人就有句话“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当时包括陈永贵都曾经出资人股，办起小煤窑，但是因为没有经验而中途失败了。后来到了“以粮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被当成了靶子，就没人敢再提了。
郭凤莲1992年回到大寨当书记：“那时候难啊，大寨的地理条件制约经济发展。这个地方是太行山的土石山沟，十年九旱。这个自然条件难以改变。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水。还有一个就是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这上面怎么建工厂？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有商家希望给大寨投资，但是看看大寨的环境，还是不想投资。”
大寨没有好山好水，但是大寨舍一个别人没有的资产：知名度。“这是毛主席给大寨的一块金牌，可以说是全国其他农民没有的，大寨人吃了这个偏饭。”郭凤莲说，“所以我们就走出大寨的门，联合发展大寨、发展大寨企业。”大寨的企业往往是“合”出来的，郭凤莲说：“比如做核桃露，就得要好水、好核桃a可是我们大寨的水也不行、核桃也不行。那我们就和别人合作，他们有好的产品，但是没有知名度，而我们没有资源，但是有大寨o”大寨这样的联合企业还有醋厂、酒厂等等。
大寨没有地方建厂，所以即使自己的企业也多数是租赁附近村的土地，或者是兼并附近村的企业。所以大寨的企业，大都不在大寨村里。
我们来到昔阳县武家坪村，这里的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是大寨投资和年产值最大的一家企业。副总经理李喜胜向我们介绍：“昔阳不盛产什么，除了石头和沙子，所以我们建起了水泥厂。”这里也是大寨人数最多的企业，有230人。可是我们一问，在这里工作的大寨人才13个，大多数人（包括厂长）都是外村来的。
大寨目前一共开办了11个企业，但是大寨村一共才512口人，男女劳力只有310个。所以一般的企业里，职工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是大寨人。郭凤莲说：“大寨这几年人口一直控制得很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也因此而缺劳力，我们大寨的企业里，目前有700多职工是外村的。”
现在大寨是没有70年代的热闹场面了，不过还是时常有参观队伍来，多数是军队或者学校，有的甚至是“任务”或者“政治课”。比较例外的是一位湖南客人。那是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他来到大寨虎头山上。他对我们说：“我是湖南株州地区高联村人，我7岁的时候，陈永贵副总理曾经来到我的家乡，当时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吃不饱饭。他帮我们村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让我们家乡人吃饱了饭。现在我的生活好了，所以我每年清明都要过来纪念他。”这是他第四年来大寨。
从陈永贵到郭凤莲，大寨似乎是以一种一贯的方式发展到今天：极端的贫瘠、惊人的耐力、整齐的生活、始终如一的集体经济。当年，在理想主义的造神年代，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故事被领袖们点拨成一则贫困山区的英雄史诗；而在今天，在同样的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务实的大寨人又将旧日的神话开发出新的市场价值。
临走的时候郭凤莲对我们说：“现在咱们大寨光景好了，我说大家要吃得好一点，但是老百姓都不，都把钱存起来。比方他们告诉我，昔阳245万人去年存款达到12个亿。山西人，守财啊，没办法。”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6期）
“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玉堂春》里这一句脍炙人口的唱词，极大地提高了山西洪洞的知名度。不仅如此，在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数百年来还一直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元朝年间，天灾人祸不断。异族占领者，跑马圈地，杀人如同割草。黄河8次决口，抗元起义30余次。元朝灭亡之后，中原群雄并起，相互攻伐，战乱不休，又有20多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大半个中国已是人烟稀少，赤地千里。于是明朝决定从山西向外移民。从公元1370年到1416年，朝廷先后8次在洪洞这株着名的汉代大槐树下集中三晋人丁，办理迁移手续。
山西表里山河，相对特殊的地理环031山西北部管涔山风光境，奇迹般地为中国保存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早在春秋时代的史学经典《左传》里，山西这片地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这恐怕是历来人们针对山西独特的地理地貌内外环境所作的概括。
现在的山西版图，像是飘落在地图上的一片南北走向的菱形树叶。它的东部边界，是雄峻的八百里太行山脉，成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黄河从内蒙古高原奔注而下，一泄千里。千里峡谷，山西与陕西隔河相望。陕北“信天游”与晋西“爬山调”，伴着黄河的涛声，激扬两岸。山西南端，母亲河转折向东，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仿佛依依不舍，黄河抚摸着山西，缓缓地、默默地与这里的山川告别。这片菱形地域的北端则是布满雄关要塞的长城。晋长城、赵长城与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绵延横亘，划分出了农耕山川与大草原的疆界。
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朝廷君主，分封诸侯或者设置郡县，始终都严守着所谓“割裂山河”的原则。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比如，许多省份对长江、黄河的跨越。山西，几乎成为惟一的例外。
与中国大多数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太行山自北而南，雄踞于黄土高原东部，俯瞰华北平原。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形成的八百里太行，处处雄峰险峡。最典型的是位于壶关县境内的太行大峡谷。王莽峡两侧，耸立着赭铁色的绝壁，层层叠叠，不愧“铁壁铜墙”；龙泉峡山岭奔突，奇峰插天，欲与天公试比高；五指峡，苍松翠柏，林涛吼唱，仿佛盘古开天的呐喊。我国许多着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太行山里。传说为尧帝长子的封地长子县，境内有一座发鸠山，填海的精卫鸟就栖宿在发鸠山上。而现在的上党盆地，远古时曾是一片湖泽，被称为“东海”，平定县古贝乡东浮山顶，建有蜗皇庙，还保存着据说是女娲补天时炼石的遗灶；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那位执着的老人率领子孙要移走太行、王屋二山，而王屋山就在阳城县境内。神话传说，曲折传递着华夏民族的先祖们生命的伟力与创造的天才；巍巍太行，因此也被赋予人格化的亘古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