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东林党人是中国历史上一群最勇敢的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楷模，在昏暗荒唐颓败的明末，以他们的良知和不屈抗争，给了腐朽政权的黑暗统治有力的一击。虽然东林党的英雄志士最后大多或身陷囹圄，或被迫害致死，但其伟大精神和坚强意志，不仅深深感动了人民，也令政敌魏忠贤胆战心惊。
“东林六君子”杨涟，忠心报国，力战“阉逆”，史家评价他“为人磊落负奇节”。他在狱中写下了着名的《狱中绝命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笑大笑还大笑”的英雄人物，他的死状却是无比凄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尸体被领出时，竟已全部溃烂，惨不忍睹。等到收殓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
“东林六君子”中的魏大中死后，魏忠贤不许下葬，一直拖了6天才准许从牢中抬出。还有铮铮傲骨不逊于杨涟的忠毅公左光斗，当史可法看到他“骨断筋折、血肉俱脱”，却依然以死相抗、誓不屈服时，由衷敬佩地叹一声“吾师乃铁石铸造之肺腑也”。
杨涟等六君子被残害身死后，魏忠贤仍不肯罢休，命令打手们用利刀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示信。面对英烈的喉骨，魏忠贤得意洋洋道：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天启4年（1624）6月1日，杨涟在奏书中列举了魏忠贤的24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杨涟此书，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蒙混过关。所以他对杨涟恨之入骨，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还不解恨，他竟然把杨涟等人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一齐争吞下酒。流氓嘴脸，小人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对六君子的几块喉骨如此深恶痛绝？《东林悲风》的作者夏坚勇说得精彩：“就因为它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意气用事，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蹀躞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
因而，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发出“天问”的屈原到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从在宣武门外鼓动学潮的太学生陈东到哭庙抗议的金圣叹，从不肯沉默的鲁迅到宁鸣而死的闻一多，从建言上书的胡风到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从“一鸣惊人”的遇罗克到不肯闭嘴的张志新，酿成自己人生悲剧的都是这块不安分的喉骨，同样，创造自己人生辉煌的也仍是这块不屈服的喉骨。
从根上来说，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关键就在于有“两骨”：一为脊梁骨，一为喉骨。能顶天立地，不卑不亢，是因为有了坚强的脊梁骨；能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则是因为有了喉骨。脊梁骨容易被压垮，禁锢、流放、宫刑、杀头，都可奏效。不让喉骨发音，也各有高招，或用毒酒捂住了苏格拉底的嘴，或用火刑逼着布鲁诺封口，或把不肯噤声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把杨涟等“六君子”的喉骨烧化成灰，与酒同饮，无论如何也是一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忠贤还真不是个“一般人物”呢。
陶渊明归隐田园，就因为“吾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名利富贵捆不住高贵的灵魂，他在熙来攘往的名利之徒中卓然不群。“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是五柳先生在滚滚红尘中的幡然醒悟。崇尚这样的生活，才获得这样的快乐。《红楼梦》中那首《好了歌》，是对世俗深刻的写照。看透了生命意义的，总会对世间万事有准确的把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看到“东林六君子”的流血牺牲，忽然想到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耿介不屈、为理想甘于牺牲的精神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血脉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