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不会这样想呢，老子不是穿一身潜水服从吴淞口爬上来的台湾特务，老子当年是作为有军功的战士被欢迎回故土的。在目睹了一家人因自己而起的如此凄惨的生存遭际，他暗下誓言，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身分！
回到安徽，他立即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颇有影响的造反组织。他以为，如同当年要打土豪分田地，去地主婆娘的牙床上滚一滚，就得投奔红军；今日，若要还自己一身清白，就得揪住“刘邓黑线”并揭批去历史的纵深处。
他吃错了药，烧错了香，岂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此一时的结局是，大约不是1968年，就是1969年，他因安徽“五·一六集团”的“首要分子”之罪被枪毙。
1999年，还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丛维熙先生的《幸存的死囚犯》一文。这篇短文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朱希的老人，1957年，在储安平当着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时，他正出任国际书店总经理，两人的私交也不错。尽管他在1938年便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曾奉命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等人，由石家庄进驻当时党中央驻地西柏坡，筹划全国宣传出版工作……他被打成右派仍是不奇怪的了。
奇怪的是--
“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过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未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事件发生了--朱希因此捡了一条命。令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
此文同时透露，约是1970年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在南京枪决了四名右派。
“踏破铁鞋无觅处”，但四年后，即2003年秋天，无意中，他们的名字与大致经历，我在大学同窗李辉的《和老人聊天》一书中获知了，书里有一篇对杜高先生的访谈，而杜高当年恰和他们一起劳教。
他们的名字是--
姚祖彝，燕京大学英语系1948年毕业，原外贸部英文翻译。
王桐竹，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
陆鲁山，1957年正在北京农机学院学习。
孙本乔，1957年正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均送劳动教养，期满后又留农场就业。
他们获判死刑的罪名是“企图偷越国境，煸动知青回城。”
47左派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
右派知识分子在碱水里泡过三遍，“左派”知识分子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除去郭沫若先生拼凑起最后一点小聪明，在浩劫到来之前，惨白着脸宣布：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可以一把大火烧掉外--
无论你是理论旗手，学术大师，还是文坛巨擘，无论过去你将这个国家和这个制度装进一个镀金的画框里，并为这幅油画增添了多少绚烂多少凝重；
或者，在社会的一列疾驶的火车里，你曾异常谦恭地为身架庞大、吆五喝六的民粹主义让座，热情地递茶点烟，而且俨然以铁路警察自居，将那些不愿让座的人们一个个拎起来，将他们推下风驶电掣的列车……
可眼下，你都无法挡住“文革”的意志之刃！
1966年8月23日下午3点半，燥热，憋闷。
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斐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大窟窿……
紧接着，她们从文化局、文联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40几个人站在一圈，在40多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颈吊黑牌，弯腰九十度。20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
身上随皮带晃动、遮去了一切曲线的旧军装，灼热似两颗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了的脸部，阴沉，麻木，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的咻咻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剥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20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淋漓了，两腿麦秸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酆都城……
下午4时30分，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戟，袍甲绫罗。红卫兵们手持舞台上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去院中间。行头点着火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里跪成一圈，并用木刀朝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
被称作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
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红色的尸布。
他死了，25日下午，发现他死于太平湖。
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踽踽游街，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1964年的一个冬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一个会的吴晗正要出门，他听见有人喊他，一回头，原来是周总理。
后者邀他上了自己的车，一上车未作任何寒暄，周恩来便面容严肃地问他：
“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
他呆住了，“没有哇！没有，没有……”
在说了一串“没有”之后，仿佛觉得在对方那犀利如电的目光前，这还显得软弱，又极其郑重地补了一句：“绝对没有！”
“喔。”轻轻应答一声以后，周恩来调过头去，凝神望着窗外车流如水的长安街……
“我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它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市委的领导也都了解……”
吴晗想把这出戏的来龙去脉讲上一遍，可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在车上讲清楚的。正踌躇间，周恩来又望着他，目光显然比刚才宽松些：
“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报告，把情况讲一讲。”
吴晗遵瞩写了个报告。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一个人物是海瑞，毛泽东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从他看过的哪本线装书里拎出个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故事，并联系起1958年全国普遍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提议该宣传一下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似乎在“大跃进”里他本人是还未下凡的七仙女。
在场的胡乔木心领神会，会后便通过钱俊端找到了素有“明史专家”称号的吴晗，吴晗自然闻风而动。不到两个月，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海瑞与皇帝》，随后又有《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章陆续面世，俨然成了个“海瑞专业户”。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注意到了这些文章里颇含戏剧冲突的因子，当他又获悉这些文章后活跃着伟大领袖的旨意，便于59年下半年，约吴晗写一个有关海瑞的戏剧提纲。60年初再得寸进尺，请他根据这提纲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京剧。
吴晗觉得自己不懂戏，曾想推诿，但马连良盛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可这一试，便像美国人当年陷入了越南战争的丛林沼泽，欲罢不能了。写到第四稿时，还是有史无戏，演员们避开他，却在马连良耳根前叽叽喳喳：
“这戏只能唱，无法演！”
他年过半百，还得重学戏剧结构。且在副市长之外，一身兼职多如英国皇家卫队服饰上闪光的扣子，大小事务，将他的时间解体得几近一具光秃秃的鱼骨，他只能在汽车上、床头旁，想起几句写几句。赶上参加大会，就像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那样写起来……
直到1960年底才得以定稿时，已经写了七稿。
殷殷苦心，总算是苍天明鉴，《海瑞罢官》公演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的马连良。请他一起吃饭时，又要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迭迭称赞：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
毛泽东也提到了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怀着满心的喜悦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这出戏的评价。虽未躬逢其盛，亲沐伟大领袖的飞扬神采，但后者和前者一样感慨万端：“毛主席真是满腹经纶，礼贤下士……”
好似1957年里有一段日子，章伯钧、罗隆基以为只要讲清楚了各自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原来都散见于毛泽东本人1957年初的讲话，便可以化险为夷了；此时，吴晗也以为，只要周总理弄清了这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的写作过程，有人的所谓“影射”便成了纸上画饼。
不料转年春天，吴晗又风闻上海正有人在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的心再次提到了喉咙口。他不得不冒昧地去打扰了同在一层楼办公、正埋头于一大摞公文之中的彭真。
无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火焰与铁砧上锤炼出坚强性格的彭真，对知识分子神经之敏感和脆弱，又多了一层了解：
《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的事情，又经周总理作了了解，时过半载，不会再生枝节。再说此戏上演后，在多有赞扬的同时，也引出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探讨和争论，这都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批判”二字从何谈起呢？
更重要的是，身材魁伟的彭真，眼下还绝对感觉到自身的重量，除非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搞的突然袭击那一套，也搬来了中国党内，否则，他就不会相信：要批判自己手下的一位副市长，事先却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的自己打一声招呼？
彭真笑了，像是一位经世练达的老人，在慈祥地看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孩子：
“教授啊，把心放回肚子里，与其为这些事伤脑筋，不如静下心来，再搞几本学术大作……”
当姚文元那篇洋洋万言的批判文章终于出笼，已是这年的11月。
风闻终成事实，这表明蓄之既久，发之必猛。
彭真果然是条汉子，当《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来电话，请示该报是否要转载此文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我们不登，我们听政治局的，不必看哪个人的脸色行事！”
当上海市新华书店向北京发出征定此文的小册子的通知时，他丢出的，还是这句话：“我们听中央的，北京不必跟着哪个地方跑！”
直至延宕到28日这一天，他才顿感自身的分量，像泡在滔滔洪水里多时的堤坝，正在一块、一块地溃决、消失。这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要北京市委研究转载此文。
彭真问周本人对此有何看法，周明确无误地告诉他：
“现在不是听我的看法，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
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了此文，后者转载在《学术研究》版。两报都在文前，加了由周恩来、彭真分别定稿的编者按：党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他们都尽量不露声色地为吴晗网开一面。
1957年时，像一挺机枪一样四处扫射、却从未被别人扔过一粒石子的吴晗，只有过将一排排黄澄澄的子弹射红了枪管的酣畅，哪尝过自身被击倒的滋味，何况又是被发动了的举国舆论机器的狂轰烂炸？当年右派分子们所经历的血压陡高、汗冷浃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想必这时他也都领略了。
不过，吴晗比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幸运，由那两篇编者按里，他获得了一份镇静药，由此他还有毅力和时间坐在家里，费去了近一个月，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同样是洋洋万言，他企图从被认为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罢官”要害里金蝉脱壳。
彭真也帮着他金蝉脱壳。
在副市长万里的具体安排下，他化名李明光，由秘书陪同，去京郊昌平县大东流村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村里的高音喇叭，几乎整日里响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三毒瓜”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吼声，村里隔三岔五开起批判会时，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干部，便被村干部请上主席台，他还得举起臂膀和群众一起呼喊：“打倒吴晗！”
这场面，便颇有了几分当年秦兆阳、李国文由流放地回京探亲时，在火车上明明是个“坏人”却充作好人的意味……
吴晗也有比章伯钧、罗隆基更不幸的。
后者在反右运动中，即便如相知已久的周恩来，都采取了起码是划清界限的态度，更遑论有哪位党的高级干部幕前幕后保护他们了，他们像一道众人拆的篱笆，说倒就一下倒了；
吴晗则始终有彭真或明或暗的关照，可也因为彭真有情，他更不能割袍断义，他便被丢进了令龙颜大怒的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中，并被当成攻克这个王国的突破口，从而使他比章伯钧、罗隆基，遭受了更长久、更痛苦的磨难……
由“五一六通知”下达的那一天起，吴晗便开始了漫无休止的挂牌子、“喷气式”、漫骂污辱、拳打脚踢的被批斗生涯，他关过设在市委党校内的“学习班”，又戴上手铐，一块黑布蒙上眼睛，被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
查了他的“罢官”问题，又追他的“叛徒”、“特务”问题。审讯中，专案人员质问他--
“你那时为什么不去抗战，跑到大后方的昆明干什么？”
“你去了昆明，为什么闻一多、李公朴牺牲了，你却还活着？”
“你一肚子历史题材，为什么对其他题材不感兴趣，提笔写第一个戏就写了海瑞，而且，偏偏要写海瑞骂皇帝而罢官？”
“你自己说说，凭这些事实，你不是叛徒、特务，哪谁是叛徒、特务？”
很难说专案人员这乌云压城般的义愤，只是些随时可以拚装或是拆走的道具，它确是像血液一样奔走在当时亿万中国人的胸臆间；
也很难说这发自专案人员的连珠炮似的质问，只是剪径强盗们语言的翻版，它无须任何逻辑。不，它合“逻辑”，在一种日益成瘾的“理性”下，它也确是当时亿万中国人使用过或是被别人使用过的一种“逻辑”。
这又是一种在微观上，能够将一个不容置疑的好人，不容置疑地推导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坏人的“逻辑”；一种在宏观上，能将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坏的浩劫，千真万确地推导成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好的革命的“逻辑”。
这“逻辑”似压路机一样将整个中国碾在下面的强大，正来自它的“理性”；而它将一个民族，掷进史无前例的疯狂之中的可怕，又绝对来自它的非理性。
这一扭曲的恶之果，矛盾的海洛因，无疑是在“文化大革命”里泛滥成灾的，可它的源头来自于哪里呢？
只要翻检一下反右斗争期间，吴晗本人那些常常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发表的暴风骤雨般的发言、文章，后人们便可以发现，在那里面，其实已经有着罂栗花那泛出一股甜腥味的微笑，不过陶醉在浓郁的革命激情里的当事者，大抵浑然不觉……
我们无从知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升沉浮降、荣辱兴衰的命运之河里，此时的吴晗是否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和早年的右派分子们坐在了一条破舢板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