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理想归国的的吴觉农遭遇了那个时代大多数青年学子的命运，毕业即失业，一时找不到一份可以施展抱负的理相工作。
吴觉农原来是准备在茶业一行中一显身手的，在国内，最佳地点自然是上海，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祥的温床，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改变中国经济的格局，洋行多迁于沪上，盛时曾达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叶输出，竟占全国总输出之一半以上。而且上海离浙江省会杭州又近，离他的故乡上虞也不远，况且在上海，还有他的哥哥燕山及许多朋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上海建立事业的根据地都是最理想的。然而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时期，上海属于孙传芳的辖地，这个大军阀彼时也正在与其他军阀打得不可开交，到处人心惶惶，在大上海，根本没有吴觉农这样的青年学子的立足之地，他找不到任何可以适合他工作的地方。
好在他的天性也到底不是鲁迅先生小说《伤逝》中的涓生的小布尔乔亚式的伤感，首先是他的离婚问题，终于妥善地解决了。
然后是工作，他在杭州农校求学时的校长吴庶晨介绍他去了安徽芜湖第二农业学校，当了一名教员。
谁知安徽也是奉、直、皖军阀争夺的战场。不久学校只得停课，校方又经常发不出工资，这时的吴觉农连自己都到了捉襟见肘、很难维持生活的地步。他在国外所撰写和许多文章，就是在这时候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吴觉农在安徽教书，也有着难得的机会，可以近距离的重新看到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在此之间，他已经在日本呆了三年，回国后又只在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跑，对中国农民的现状的切身体验，应该说安徽的日子是一个窗口。因此，在诸多文章中，除了茶专业之外，有一篇题为《中国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吴觉农那个时候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是发表在1922年8月《东方杂志》19卷16号上的《中国农民问题》，全文长逾万言，奠定了吴觉农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他的一些真知灼见，使他成为同时代中农民问题研究的佼佼者。四年后，这篇文章被广州农民讲习所编入《农民问题丛刊》第十三种，总标题为《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一共收有三篇文章，一篇肖楚女作，一篇无作者名，另有一篇就是吴觉农所著。那丛刊的总序是毛泽东具的名。
据后人考证，当年该所的教材主要是讲演的笔记，其中毛泽东三篇，彭湃两篇，周恩来一篇。至于论文报告，则除了孙中山、廖仲凯各一篇外，其他均为毛泽东、肖楚女所作。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中有吴觉农的文章，可见吴文之重要。
在文章中，他对农民与中国，中国农村的危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农业及经营法的改善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论述，涉及农民在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土地问题，农民的被剥削和受压迫，以及农业科学技术与农民教育等问题，对当时提高农民自立自强意识，推动即将蓬勃开始的农民运动，起着先声夺人之效果。另一篇在对日本农民运动考察后写成的《日本农民运动中的趋势》一文，也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在阐述了日本农民运动的起因、现状和趋势之后，认为农民的教育问题至关重大，应该郑重提出。他说：我们国内，也未始没有农民运动的发现，但是结果总是失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日本的农民运动是“自动”的，有“阶级意识和觉悟的”，都有“普通的知识的”。劳农俄国的革命告成之后，也因农民知识的关系，列宁政府不能不牺牲一部分的政见。我不知道留心我国几千年来没有受到知识的农民，今后应该怎样着手去觉醒他们啊？
从关注中国农民命运、讨论中国农民之前途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吴觉农无疑是先驱者。故而《中国的农民问题》才会成为不久后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讲习所选取用的参考资料。显然毛泽东当年阅读过并赞赏这篇文章的。吴觉农和毛泽东年龄仅仅相差一岁，学历相仿，出生相近，他们把关注农民命运作为自己重要社会实践，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毛泽东赞赏吴觉农的文章，并引以为同道，在自己的讲习所中作为教材，这也是不奇怪的。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吴觉农百年纪念的题辞中说：“吴觉农同志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先驱”，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一年半的教书生涯终于结束，吴觉农重新回到了上海，这一次他抱着“明知山有虎”，也要试一试的心情，直接投入茶事创业的工作中去了。这一段历史他后来也在文中提到过，但所涉不多，倒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修的《上虞县志》中有所记载，在“茶树栽培”这一节中专门辟了“专业茶园”的小段，记录说：“民国11年（1922），茶叶专家吴觉农（丰惠人）在王佐、胡愈之、范高平等协助下集资3000元，在岭南泰岳寺创办茶场，是县内首次大面积集中栽培茶叶。”
这第一次的茶叶改造实践显然是失败了，吴觉农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我在家乡上虞办过一个种茶场，从日本引进了制茶机械，从事茶叶制造的改进，但因资金不足，经验不够，做了之后，失败了。”
想干的事业无法干下去，吴觉农干脆加入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大城市卖文为生的自由生涯。上海从此成了他多年定居的地方。
吴觉农此一时期有大量的文章发表，显然是与他的办杂志刊物的同学朋友有关系。在回忆录中（《我在上海商检局搞茶叶工作的回忆》）中他曾这样说：在上海，我的同乡、同学中，有不少人从事文化工作，其中对我在思想上帮助最多的是胡愈之（他的住处，就在当时中华农学会隔壁的一个里弄），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写文章，就是通过胡氏兄弟（胡愈之、胡仲持）的关系，取得为数不多的稿费来维持生活的。我的朋友章锡琛，当时助胡愈之编《东方杂志》，后来又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妇女杂志》（我在日本经常写有关妇女问题的通讯）……
在《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中，他也谈到了他和杂志编辑的关系：二十年代初，我还在日本留学，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顺应新思潮，更换了所出版各种杂志的主编人。《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接编，他又介绍周建人到商务同他合作，改变了《妇女杂志》旧貌，开展了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一时对社会的影响颇大，杂志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我当时从日本刊物上翻译或改写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寄给《妇女杂志》发表，从而同他们两位有了通信来往，后来我回国到了上海，由于我同胡愈之的关系，和他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这一时期吴觉农的笔名，大多数时候用的是Y、D，这是荣堂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有时也用永唐，咏唐，他以后和陈宣昭结婚后也和陈宣昭联名发表作品。
应该说那时候单身贵族的吴觉农摆脱了大家庭乃至于小家庭的羁绊，而自己又暂时走出了专业的圈子，因此此一时期涉猎的方面也就特别多，与文化界、学术界的交往也特别广，其中的重要人物便是马寅初。
1923年，中国经济学社在湖南长沙开年会，吴觉农得以和马寅初相识。当时的吴觉农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而马寅初即是学社的主持人，也是当时就名重中外的学者。即使他们之间还有着很大的地位上的距离，吴觉农觉得依旧是那么亲切，除了马寅初本人的平易近人和坦率真诚之外，还跟他那一口绍兴官话有关。在吴觉农看来，他应该是和马寅初属于一类的人。马寅初侃侃而谈，谈锋犀利，一腔爱国激情，这都很对吴觉农的为人路数。那次年会上吴觉农所发之言与粮食的流通有关，他开口便说：“中国有句老话，两湖熟，天下足，现在各省之间粮食不能流通，江浙一带的城市特别在上海吃的是洋籼，米价昂贵，而湖南的粮食却不准外运，这才是造成谷贱伤农的原因。”
马寅初对这位同乡青年所发之言十分赞同，接着就发挥道：“中国不但洋枪洋炮进口没有税，洋米进口也没有税，这正是殖民地独有的怪现象，要知道，粮食流通问题，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可以发现，吴觉农和马寅初一样，都是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进入民主进程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由此开始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那一年也是吴觉农笔耕最勤的年份，他在日本时所撰写的《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都是这时候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上的，与此同时，他还在上海的泰东书局上出版了《茶树栽培法》。第二年，他的天地就更开阔了，他成了为中国农业奋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的人物之一。
从第二年（即1924年）开始，吴觉农的个人生活出现了转机，经济虽不富裕，但也不再紧张，他有了一个固定的寓所--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9号。此时，他一面给《妇女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一面为专以出版农业书籍的“新学会社”主编一本叫《新农业季刊》的杂志，新学会社的地址就设在商务印书馆后面的交通路，27岁的吴觉农一有空就和他的那些搞文化出版业的同道们切蹉在一起。那时候他无疑是一位存有进化论观点的人，在《新农业季刊》的第一期《发刊旨趣》中开宗明义地说：“社会是进化不歇的，过去的事实，是几多先哲的血泪，未来的社会，是全仗我们的努力！所以能力虽弱，也总得竭我们短促的生命，做上了极小的工作。”
生活略有一些稳定，又有一件大事情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是很乐意地承担了下来。那便是中华农学会暂移到了上海，办公地址就在吴觉农的寓所--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6号，因为得到了农界前辈如许璇、梁希的信任，吴觉农担任了农学会的总干事。
加入了这样一个组织，无疑标志着吴觉农事业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新起点。鸦片战争以降，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学农以及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农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即有着朴素的爱国思想，又有着初步的科学知识，大多怀着农业救国的理想，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自己也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施展所学，发挥所长，俾有利于国计民生。因此，在农学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术组织，相互学习，相互研究，改进和推广我国农业，就成为当时农学界的迫切要求和任务。
1916年是中华农学会酝酿筹备的一年，那一年，辛亥革命正好过去了5年，再过5年，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全世界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而科学和民主已经进入了中国，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名义在中国有识之士中流传。那一年，一群以农为本的知识分子决定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
1917年1月，这一群人在上海假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了“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大会，五十多个人加入该会，地址设在南京。吴觉农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是该会的通讯员，并主编过茶叶专刊。至1924年，由于军阀混战，会址靡定，经费无着，农学会迁到了上海，会址就临时设在了吴觉农宝山路的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