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张曙光写下《岁月的遗照》一诗，这首诗后来被程光炜收入以它为题的诗集，并置于篇首。这一选本被认为是引发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直接争议的文本。张曙光写道：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而身后的那片树木、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这首诗写得悠扬清峻，伤感却明媚。这是这代诗人少有的怀旧式抒情，一种纯净的略带失落感的中年心态。过去的消逝如此真切，留下的只有个人的记忆，被称之为历史的那种存在，到底在哪里呢？这里面提到的历史，都是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只有它们是真实吗？中年人回过身来，能留下什么记忆呢？只有语词，从宏大的历史记忆中摆脱出来的更纯净的语词，一种回顾个人的后历史叙事。
欧阳江河对90年代中国诗歌转变的概括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形成文字表达这种质疑的是程光炜。程光炜以《误读的时代》（1996）为题对欧阳江河的观点逐一进行反驳，他对欧阳江河讨论中使用的概念，如“本土性”等含义的模糊提出批评，并指出程光炜：《误读的时代》，载《倾向》，1996年，秋季号，第3期第22一134页。
这些概念相应的理论背景。应该说这都是很好的建议。他认为，个人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是否终结值得怀疑，他认为，在柏桦、张曙光、王家新、孙文波、陈东东乃至于西川的诗里，依然存在“公众领域”，虚构的私人性不断意指着“国家寓言”，在他看来：“一方面，90年代诗歌写作充分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多声部本文效果和个人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程度不同地隐喻着处理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以民间话语消解权威话语为价值追求的想象的社会空间却实际存在于90年代诗人的写作中。”
程光炜的说法当然有他的理由，并且他也举出不少的例证。但双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欧阳江河是就一种倾向而言，这种倾向相对于80年代昂扬的意识形态热情有显著区别。任何个人性或私人性，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社会的公众性，纯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一直就是美学策略，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不言自明的。只不过它有别于国家垄断意识形态，或者像唐晓渡概括的那样，这是一个“后”的时代，国家控制与个人选择存在各种假象和变异，因而“私人性”与“社会公众性”有可能构成复杂的关联。不管是个人化写作还是中年写作，都不过表明诗歌写作不再定位在直接表达时代的共同想象关系上；同时历史语境的变化，也表示个人的表达不再直接被主导文化编码。过去，个人性只是一个出发点，它终究要被社会公众化语境重新复制；而现在，个人性既是一个出发点，也可能还是一个终程光炜：《误读的时代》，载点，也不得不是一个终点，它对历史、社会公众性代码的运用，结果可能只是个人对历史编码的一种方式。作为诗歌文本，私人性写作中的历史现实、社会公众性代码大量减少，这是事实，但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杜绝；作为一种写作立场，私人性写作可以运用任何代码，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开放而又具有自主性的语词系统。其根源可能依然在于现实语境的变化，无论如何，历史之手给个人添加的宏伟叙事的意义可能已经严重衰减。个人的胜利不过是历史终结的遗物，然而并没有一个废弃的历史仓库提供给个人作为演奏安魂曲的理想场所。事实上，中年的心态并没有保持足够的平静，90年代一度撤退的诗歌团伙，在临近告别90年代时突然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关于“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斗争，再次使诗坛充满战斗的焦虑。
试图站在中间的或公允的立场评价这次论战是困难的。这种论战带有很强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色彩一一尽管主张“民间写作”的人们拒绝“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但在广义的意义上，他们是通过语言、写作、话语以及象征资本的交换而获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们，就不可避免被社会识别为知识分子。至于是何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又当别论。在90年代末期会发生这种争论，也许未必像大部分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不过是诗坛由来已久的话语权力的争夺而已。在我看来，这次争论有着不同的意味。在80年代，知识分子的争论都是权威意识形态的争论，左派还是右派？改革还是保守？这些都是依据权威意识形态的标准确认派别和界线。知识分子本质上没有知识话语确立的准则。进入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内的争论愈来愈多，这些争论越来越倾向于超出学术和艺术的范围。它们总是若隐若现地包含着政治潜本文的意义指向，但一切又都暧昧不清。这当然与第三世界的政治体制及话语实践相关一一这一点毫无新意，只不过打上了一些90年代中国的特殊印记。但我注意到，并且有兴趣注意到，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论，开始建构知识分子的政治。这一点从90年代初期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反思开始就初露端倪。在关于人文主义的讨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显得更加突出，而在关于“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则达到高潮。在诗歌领域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则是一次更尖锐的对抗。当然，知识分子政治并未摆脱权威政治的影响，恰恰是因为权威政治的无意识结构或者说潜本文在起下意识的支配作用，导致一系列的知识分子争论，但我想指出的是，权威政治现在转变为潜本文，转变为隐秘的其实并不是关键意义的所指，而表面的意指系统则出现知识分子政治指向。过去的“政治性”是固定在权威政治上，现在则固定在“知识分子”政治本身。知识分子承受这一意义，也评判并且分享这一意义（可能具有的象征资本价值）。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一它表明知识分子的事情变成“自己的”事情，知识分子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自己产生自己的问题。
据周瓒的考证，最早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可能是西川。
西川在他的创作年表中提到，1987年8月，他与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一起参加“青春诗会”，并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写作”。1988年，他与陈东东等人创办民间杂志《倾向》，在编者前言中，他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为一种诗歌精神。随后，前面提到的欧阳江河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对知识分子身份进行阐释。对“知识分子写作”最早作出明确理论界定的是诗评家程光炜，他在《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一文中写道：一、受当代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写作，往往带着时代或个人的悲剧的特征，它总是从正面或反面探讨社会存在的真理性。二、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从事这类写作的人，喜欢将西方文化精神运用到中国语境的审察之中，力图赋予个人的存在一种玄学的气质。三、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执著于对当下存在诗意问题的探询，由于不太与写作者的亲身感受发生直接的关联，因此与读者的关系表现一定程度的疏离。程光炜后来在《岁月的遗照》的序言中，把知识分子写作提升到诗歌写作的根本性高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在程光炜的理论视野中，诗歌写作是个人灵魂的深刻表达，而诗歌写作的所有技巧并不是把诗歌和个人剥离于历史，而是以更具有主动批判性的方式重建历史复杂性。
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发难导源于于坚为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言。这篇题为《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的文章，首先把“第三代诗人”与“后朦胧”诗人作了本质的区别，而它们分别可以指称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于坚的批评直接尖锐，他写道：……第三代诗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的天才和原创力总是第一位的，而在“后朦胧”那里，则是“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诗人”。前者是诗人，后者是“知识分子”，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于坚认为，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的“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在这里，诗歌的独立品质和创造活力被视为“非诗”。于坚的批判采取了意识形态化的手法，知识分子写作与50年代以来的“庞然大物”接轨，成为“走向世界”的语言策略，和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资格证书……这里面明显可以看到政治潜本文和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于坚倡导的民间写作则是一种真正独立的品质，是真正的“诗人写作”，是一种原创的、永远“在路上”的语言运动，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是神性的写作。同样尖锐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言辞可以从谢有顺为杨克主编的《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言等文章中看到，同时也可以从韩东为何小竹主编的《1999年中国诗逊写的序言中读到。我说过，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客观评价双方的争执是困难的，而简单明了地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同样草率。在他们之间强调截然对立和分歧的语境中，我试图去寻找他们重叠的地方。双方都不经意地使用了“独立”这个词，而双方的攻击不管多么尖锐，都有必要去除对方的前提一一“独立性”。也许历史叙事的无意识从这个重合部泄露出来。什么样的“独立性”？为什么要“独立性”？谁的“独立性”？与谁“独立”？为什么“独立”就是真正的诗人写作？不独立就不是？就与某个“庞然大物”相联？这种叙述的共同前提都要试图建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看上去并不新鲜，这就是构造一个关于文学独立自主的乌托邦神话。它早在新批评以及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时期就出现过，但在90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相当不同的意义。“接轨”、“合谋”都使文本不纯粹，但什么是纯粹的文本？按照民间写作的看法，纯粹的文本也不可靠。双方都要寻求一种独立的写作，但都不信任对方的独立，“民间”尤为不信任“知识分子”的独立。这看上去是团伙重新作战，而实际上，不过是艺术寻求独立性的“现代性焦虑”的最后发作。“民间”执意要与“知识分子”对立，这确实是一种概念上的错位，但我不否认它们在历史实际中确实存在根本的对立，但那又要归结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错位。“民间”与“知识分子”都把独立看做他们的前提，并且双方具有不相容性，就这点而言，他们的冲突与其说是他们之间的错位，不如说是历史本身的错位一一20世纪最后遗留的错位一一而他们不过是最后必须面对这种错位的悲剧性群体而已。不管如何，在20世纪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有人为这份历史遗产而焦虑，这就并不令人悲哀。
三、持续地赋予形式：“远离中国经验”的写作
不管是讨论90年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变异，还是在广义上描述汉语言表意与历史发生的关联，都不能忽略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写作，这些写作主要以诗歌为表达形式，也有小说和戏剧，在某些方面，它们构成了当代汉语言写作非常具有探索性的部分。尽管它们和政治发生某种难以表述的关联，但我更乐于在艺术的意义上阐释它们，以求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有相对全面的把握。
1.北岛：变异带来的孤独
80年代初期，北岛的诗在中国大地不径而走，随后不久，“打倒北岛”的呼声也同样响亮，似乎北岛迅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乳臭未干的“他们”和“莽汉”不曾料到，同样随后不久，北岛的名字却在欧洲某个市政大厅里徘徊。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使北岛更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名声对于诗人也许并不重要，1988年后旅居海外，北岛的诗风骤变，但绝不是江郎才尽后的黔驴技穷，相反，我认为，那应有铁树开花般的微妙。阐释北岛的诗一直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一项艰巨的工作，也许诗本来就是拒绝阐释的，北岛的诗则天然就倾向于关闭阐释之门。于是好事者无不勉为其难。欧阳江河在为北岛《零度以上的风景》（九歌出版社，1997）所作的序言里，提出“过度阐释”的概念，因为对北岛的诗有必要采劝政治读法、系谱读法和修辞读法”，因此，北岛的诗只有在“过度阐释”中才能释放其内在意义。不管欧阳江河的理论是否有待商榷，但“过度阐释”却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借口，这使阐释者获得一定的自由度和豁免权。北岛这个时期的诗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或比较连贯的思想的话，那就是关于“变异”的思想。这些“变异”的思想非常广泛，诗评家江弱生在与欧阳江河就北岛的诗展开商榷时，也承认北岛的诗“只有在过度阐释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意义。如果不以释梦的方式与解密码的技术去进行这项工作……结果将不欢而散，无功而返”。参见江弱生：《孤独的舞蹈》，载《倾向》，1997年第10期，第22页。
大体包括历史的变异、个人与生活的变异、时间的变异、生命的变异，等等。当然，变异使人想起尼采、叔本华的“永劫回归”的观念，但北岛的“变异”的思想实质上与尼采、叔本华相去甚远，他不会喜欢尼采哲学中的暴力倾向。北岛的“变异”是绝对的变异，“变”是根本的、永久性的，“回复”则是暂时的假象。当然，他的“变”的思想，更有可能是对华兹华斯的领悟。华氏描写自然的诗，始终有一种永恒与变异交替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欧洲经院哲学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视野已经相当辽阔的北岛，当然不可能受制于某个西方诗人的影响，但北岛后来的诗倾向于一种自然的思想，多少与华氏有些相通之处。一切皆处在变异之中，抓不住往事，留不住历史，甚至事物的意义也总是在实现的时刻改变。“与它的影子竞赛鸟变成了回声”（《工作》）；“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下一棵树》）；“死者挣脱了影子锁住天空”（《休息》，《今天》1996年第3期）；“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进程》，《今天》1993年第2期）；“盲目的煤，嘹亮的灯光”（《进程》，《今天》1993年第3期）。生活与事物的变异构成了北岛抒情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