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并不能修复传统生活的内在情感，却可以使当代生活异化，手机在扮演误置和颠覆当代生活的角色时，显得那么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迄今为止，小说叙事对物件的表现，或者说运用物件来起到功能性的作用，这部小说电影可能是最充分的作品。在小说叙事富有图像化的场景中，不断地给手机赋予功能。这也是巧妙的推卸，把人的所作所为，都推给了一个物件。伍月在引诱完严守一之后，拍下了他们的床上情景。这使严守一必须为她当上主持人的梦想效力，于一机在掌控秘密、暴露隐私方面十分在行，严守一又一次陷人困境。小说写了几个女人，力图赋予她们个性，于文娟的平淡中蕴藏的那种倔强，沈雪的率直与较真，伍月的放浪与玩世不恭，她们奇怪地都被手机控制了命运。只有在与故乡联系的那样的时刻，她们的精神性存在才显示出来。于文娟与奶奶有着深厚情感，沈雪也受到故乡人民的拥护。被电影掏空的图像，却不断地要由文学性书写来填补。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费墨也显得颇为怪异，他穿着象征传统的中式服装，一口不伦不类的方言。这些试图还乡的标志，给这个被媒体异化的人物提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向度。其中的漫画化，也象征性地表现出部分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冲击。费墨后来也与女学生有染，并且弄得狼狈不堪。费墨的传统标志既没有现实依据，也与他的选择和行为不符。正如他始终如一的口头方言，与当今以资本与技术，以身体与名声为轴心的社会显出过时的困窘。
这部小说当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也是小说叙事要表达的重点。它揭示了当代人的情感生活的困窘状况，当代人是如何依靠谎言来维持日常生活，来化解和渡过生活的危机。谎言使人生活得游刃有余，也使人生活得颠三倒四。严守一是“有一说一”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关于说真话说实话的节目，但严守一却是一个撒谎的高手，他几乎时刻都在撒谎。小说电影都没有过分批判严守一，他并不是一个骗子，严守一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善良之辈，他的这种状态是环境和时代造就的，是文化造就的。人们在真话的层面上无法沟通，一旦触及到真相，人们的关系就要破裂。很显然，手机使人们的存在更具有欺骗性，手机既是撒谎的道具，同时也是泄露真相的工具。由于手机，人们的撒谎变得如此随意自由，出神人化，如人无人之境；但也是因为手机，人们随时都掉进泄露真相的陷阱。
这部小说写出了当代生活为信息化所重新建构的那种状态，无疑是十分敏锐而真切的。当然，小说也试图更进一步去探究深刻的生存困扰和精神危机。这些苦痛似乎都是一些浅尝辄止的烦恼，但它是如此难以排遣，它时刻都缠绕着人们的心灵。当代生活已经麻木不仁，人们的情感似乎进人游戏状态，人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的基础上来建构我们的友情、爱欲、信任。小说引导人们去观看被日常性遮蔽的生活真相，努力在平淡中体会存在的真实意义。在电子信息背后，重新找回我们失落的更为本真的生活。
但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刘震云把《故乡面和花朵》之中的主题作了后现代的延伸，小说的困扰依然是归乡的问题。小说开篇写的就是关于故乡的记忆、吕桂花的故事。这是关于故乡、情欲、大地、母亲的主题系列，绕了这么大的弯，在当代信息生活的困境中，人们并没有找到精神安顿的栖息地，而是陷人更深的困境。归乡，当年的故乡生活，与其说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不如说是始终不能遗忘的归乡的情结。
然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书写行为与电影叙事的矛盾。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是与手机所要表达的信息及图像的矛盾。对于刘震云来说，当代信息生活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小说叙事的有支撑力的层面，那些乱搞的男女关系，只是适合图像表达，文字在这里无法传达出它的内在性，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没有内在性。刘震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乡，去那里寻求文字的归宿，文字扎根的大地。那是原初的记忆、最初的书写，本真的乌有之乡。书写在那里找到感觉，找到“写”的理由和源泉。可是伍月（武月），这是多么富有身体魅力的一个妖怪啊！她的胸前有“二个大球”，那是让任何男人都要心惊肉跳的物体。在乱搞的时候，“她满嘴脏话”，小说富有色情暗示性的一句台词。就这一句话，写尽了这个时代的性爱信息。“脏话”被所有的圣洁、高贵的、神圣的语录压到了底层，到处都书写着美妙词句和词语，可是“脏话”，它的魅力是无穷的，它只在关键的时刻表达，它具有魂飞魄散的功力！“脏话”使生活的存在性崩溃了，却获得了解放。“脏话”是常规生活的咒语，是男性的咒语，也是书写的咒语。刘震云显然不敢写作“脏话”，那些“脏话”在他的叙事中同样被隐瞒了。他几乎连提都不敢提。很显然，严守一正被“脏话”所肢解。在他的存在事相中，他的根本特征在于被话语深深地捆绑住了。他是“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但他靠谎言来维护生活的完整性；他实际是被伍月的“脏话”迷住了，“脏话”导致了谎言，导致r他的存在裂变。小说写到他与妻子已经没有语言，没话。他的那个日日相伴的妻子“没话”，话语在这里枯竭了。可是吸引他的是什么话呢？呢呢的恋人絮语？是“脏话”--“满嘴的脏话”。这使他的存在出现飞翔，他像一只鸟一样飞翔。他失去了家，失去了家乡的记忆。就是后来沈雪的爱情也没有让他真正从内心平静过。他带着沈雪回了一次家乡。一同去的还有费墨--同样是一个失去家乡记忆的人。他们吟归乡真是一次朝圣，一次回到大地母亲怀中的朝圣。经历过那么多的混乱、那么绚丽糜烂的城市欲望，只有还乡，才是一次洗礼。严守一突然从谎言与“脏话”中解脱出来，他回到了家乡。
据说这部小说成书在于电影剧本完成之后，想必刘震云可能也看过一些电影拍摄的最初场景。他要努力把文学叙事囿定在文学的根基上，他既无法摆脱电影图像的诱惑，又无法回避对文学忠诚。这使他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文学故乡”，他去那里探究书写之起源。对于文学书写来说，归乡是一次无止境的精神回归，是对精神自我铭写的温习，是对起源性的书写伦理的祭祀。在小说中，刘震云欲罢不能，他一直追踪到爷爷那里去了。小说的第三章写到了严守一的爷爷严老有如何捎话，让严守一他爹严白孩回家成亲的故事。但这次捎话经历了一三次波折，贩驴的老崔、打鼓的老胡，最后是挑鸡眼的老罗把话传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年半。成亲的口信，被口误成是“爹死了”。成亲意指着生命的重新的开始，洞房花烛夜；但它经历过多次转述，却被遗忘了，变成了一个悲痛的死亡事件。这次对故乡历史的追踪，也是对口传的信息制度的一次生动描写。口信的嘱托与接受、传递与承受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信息总是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它总是包含着生活的绝对性。例如，生殖、死亡、战争、灾难等等。但信息的抵达总是偶然的，信息难以穿越传统故乡的场域，那是由众多的无数的离乡的故事构成的重重的历史帷幕。故乡是信息的死亡之地，是信息的墓地。关于离乡与返乡的信息的基本内涵总是与死亡、与祭祀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的关于家乡记忆书写的经典场景，离乡返乡总是以这样的场景开头或者终结。
关于口传信息在故乡历史中的困境只是小说叙事表面的含义，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对故乡历史的追踪，如何引诱着刘震云走进文本的深度。返乡的故事隐含着书写归乡的隐喻。只有对历史、对故乡、对苦难与坚硬的生存事实的书写，文字才找到扎根的土地。经历了那些眩目的“脏话”，严守一还是要到故乡寻求心灵的慰藉，正如刘震云的书写，最终是在故乡的记忆中，故乡口传的历史中，他找到文学书写的根基--没有这一根基，他的书写软弱无力。
然而，书写的无力如何又变成了精神的无力呢？在“满嘴脏话”中我们找不到灵魂升天的途径，刘震云设想回到故乡，这个返乡到底是精神的返乡，还是文学书写的还乡？穿越过都市，穿越过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漫漫长途，我们回到了故乡。在电影里，最后严守一把手机扔在祭祀奶奶的火光中，在乡村的那种凝固的肃穆中，严守一似乎找到了精神的依靠。图像的表现可以自欺欺人，可是文学不能。刘震云不得不以更艰难的方式回到爷爷的历史。多少年前，严守一的父亲严白孩听说爹死了，他穿过崇山峻岭，从口外回到故乡，支持他如此快步奔跑几十天的精神力量是孝道，是亲情。现在，回归故乡的严守一在对奶奶的孝道中，他是在恢复历史吗？他是在为现代性的精神枯竭找到新的根基吗？这显然不是新的根基，只是一次恢复，只是一次返乡。
文学在还乡式的书写中自以为找到了精神的根基，正如它恢复了“孝道”一样。这是对旧日的忠诚，它不能，无法在这个图像时代，或是“脏话”（恶之花）盛开的时代，与狼共舞。哪里是文学真正的未来之路呢？就像它的精神之乡，永远是以返回为根基之旅吗？还乡的书写，是最初的书写，也是最终的书写，但这只是自我回归，它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新的书写之路吗？
（三）《水乳大地还乡、皈依与同一性写作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水乳大地》与木子美、与《手机》放在一起来阐释，我知道这太困难，甚至会引起愤怒。并不是说这几个作品或事件分属不同的等级，或者说，木子美……她……太那个，叙述木子美们是困难的，要经历太多的省略号。但我以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没有伦理学意义上的高低之分。要我做出伦理学的划分太困难，这倒并不是说我想或害怕成为木子美们的潜在客户，我是说伦理学只是对人的人种学存在给予同类性的意义，它只对人的存在的种、属做出规定。对于个人，单个人的存在，我们如何从阶级、从道德、从纪律来划分高低呢？这些只是暂时悬置。它们都具有本真性的个别意义。它们被放在一起是偶然性的，可以解释为它们碰巧被我看到，碰巧在我手边。它们是存在之物，它们也共享着这个时代，共享着文学书写或文字，但如何共享着“还乡”呢？这是多么不同的存在之物啊！
《水乳大地》的作者范稳，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作者，这本沉甸甸的书有500页之厚。作为文字的存在之物，它的分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厚重的书写之物，它只能，它必须扎根在大地上，它必然是一次史诗式的归乡。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最后的晚餐”那一章，有一个返乡或类似返乡的场景。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几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沙利士神父也被从西藏转道云南昆明送到广州，那个最后的晚餐他没有动一下刀叉，那天离境的早晨，这个神父坐在床头，面向西藏方向回到了上帝那里。他拒绝返乡，也许他无须返乡就还乡了。在20世纪之初，法国外方传教会的沙利士神父没有想到自己将会终生为西藏东南部这片隐秘闭塞的土地魂牵梦绕，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和一片土地的孤独有着不可更改的必然联系（参见小说第2页）。这个沙利士神父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滇藏交界处的澜沧江传教，几十年了，他把生命献给了上帝，献给了滇藏地区的传教事业，他显然是把那里当成他的故乡了，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归乡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