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产业的全球化视野和前瞻性思维
吴瑞林，１９５２年生于福建泉州，现任广东侨兴集团董事长。
１９９９年，吴瑞林推动侨兴环球电话在纳斯达克上市，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先河。２００１年斥资３．２亿收购中电通讯ＣＥＣＴ，被业界称为中国“电话大王”、“资本运营”高手。侨兴集团现为中国企业五百强之一，中国民营百强企业。
吴瑞林，这位早年只读过五年书，小学毕业，从一个小裁缝成长为中国电话机市场第一人的企业家，他的创业之路，或许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立志做一个创业者，你就可能走进任何一个属于成功者的领地。
广东侨兴集团成立于１９９２年。主要产品有电话机、无线固定电话、传真机、ＧＳＭ手机、ＣＤＭＡ手机、对章机、电子玩具。涉及的领域有通信终端产品的工业设计、制造，以及模具、咪头的开发设计和制造。现生产的电话机、无线固定电话及传真机、复读机、对章机等产品共有款式２００多种，年产量近１ ０００万台；手机款式２０多种，年产销量近２００万台。２００２年，实现产值３１．２亿元人民币。
１９９５年８月，侨兴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认证。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２年，侨兴生产的电话机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２位。其中，１９９９年产销量跃居全国第一。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侨兴环球”股票在美国纳斯达克全国证券市场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２００２年３月，侨兴斥资３．１６亿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入ＧＳＭ、ＣＤＭＡ手机领域。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侨兴电话被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名牌战略委员会授予“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２００３年３月，侨兴被国家信息产业部评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第三十六位；９月，侨兴首次进入中国企业五百强，排名第四百一十六位。
侨兴拥有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电奥盛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等１７家系统企业。目前集团共有员工６ ３４１人，其中４５％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在国内外建立了３ ５００个销售网点，产品进入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侨兴在惠州建立的“两园两基地”是总占地面积近３００万平方米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及科研教育基地。侨兴还拥有５ ０００多平方米的通信终端产品科研中心，分别在北京、上海、惠州、深圳设立了手机研发中心、电话机研发中心、传真机研发中心、电子玩具研发中心，同时与国内多所高校合作，建立了研发基地。
侨兴历来重视技术开发，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每年将销售额的１０％作为科研投入。侨兴始终坚持“市场先导，创新为本”的策略，力争在通信终端产品领域做专、做强，成为国际化的通信终端产品制造企业。
章座内容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晚上好！今天能到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来演章，我感到非常荣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跟各位同学一样，只不过你们是在读书、学习，准备为社会、为自己工作，创造出一番事业；而我则是在一个企业里努力创造自己的未来，为社会作一些贡献，这也是今天能把侨兴做起来的原因之所在。
我生于福建泉州农村，家中共有１２个兄弟姐妹，家境的穷困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读了五年书，小学毕业后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家里也穷，交不起学费，所以不得不辍学务农了。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我怎么能够从一个福建农村的农民变成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呢？下面，我就向大家畅谈一下我的经历。
侨兴目前已经是广东省民营企业六十强之一，这六十强没有进行具体排名；在惠州，侨兴居于民营企业五十强之首。所以在我自己看来，我的事业做得还算不错，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的档次。但是跟外国知名企业比起来，侨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抓住了一些机遇。当然，比起现在一些拥有丰富知识、也很会抓住机遇的人，我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仍然不够好。
大家能够在北大、清华求学真的是非常幸运，当然相信大家在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要考上这两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对大家来说，在北大、清华的学习生活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为你们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机遇，所以我只能通过自己摸索，吃了很多苦，走了一些弯路，不过最终还是把侨兴做起来了。
我记得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能从农村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我小时候看到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时候我才１２岁。大家知道农村里都有农忙季节，农忙的时候，镇里的供销社人员下乡来支援农民，把那些日用品什么的带到农村来卖，免得农民白天浪费时间到镇里买。他们通常都是晚上下乡，把那些日用品摆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很多农民也利用晚上时间去逛逛，所以每次他们下来时，晒谷场上总是很热闹。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那个供销社主任总会坐在一边，身边放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几杯茶，以此表示供销社领导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有一次，他在人群中看到一个人从一个角落里走出来，就叫住他，很尊重地把他请到桌子旁边，找张椅子让他坐下，然后跟他喝茶、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看，发现这个人是搞副业的商人，现在也称为搞第三产业的人，而不是单纯种地的农民。我当时就觉得人有了钱就是不一样，更容易受人尊重，而他就是这种人。所以从此我就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有钱，受人尊重。
我是１９５２年出生的，念了五年书，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了，一来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来也刚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提倡上山下乡，我本来就是农村人，也没有必要再下乡了，就直接留在村里的生产队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生产队算是全市最好的，一个人工作一天挣１块钱，不过，也要视季节而定，季节比较好的时候挣１块钱，季节不好的时候可能只有七八毛钱。不管怎么样，种地的收入也就是一个月二三十块钱。在我看来这二三十块钱怎么都不可能让一个家庭发财致富，所以觉得非常难受，于是，开始考虑从农民变成手工业者。那时候，对我来说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去当兵，在那个年代当兵退伍后是可以安排工作的，但是后来体检没有通过——我眼睛有点色盲，从比较远的地方看那些鸡、鸭之类的，就分不出它们的颜色。于是，我就只有选择另一个渠道，学缝纫，做一个手工业者。手工业者赚钱比农民多，而且是现钱，而在生产队做事的话，工钱是要拖到年底才一次性支付的。我做裁缝时，做一套中山装，加工费总共是１块４毛５，为了挣这１块４毛５必须从早上干到晚上，还要拿两毛钱去让别人缝纽扣。这样算下来，我一天能赚到１块２毛５的现钱，一个月也就３０多块钱，不到４０块钱。但是在做裁缝时，我师傅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手艺，而且很快把我带到另一个领域做生意。在１９６９年那个挣工分的年代，做生意叫“投机倒把”。在做裁缝生意之余，我和师傅还悄悄地从外地倒腾点小东西回来偷偷卖掉。跟着师傅做点“投机倒把”的小生意让我积累了一些钱，而且也转换了脑筋，开阔了眼界。同时，我发现一个人只靠自己的手来赚钱很慢，靠做裁缝也很难做到受人家尊重，于是我开始考虑做技术工作。
我办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缝纫班，把自己学到的做衣服的经验编成一本教材书，其中有３０多款剪裁方法，很简单，正适合农村中的那些小女孩。她们读书不多，根本不懂得胸围、腰围什么的怎么算，于是我就用我的经验来教她们，使她们不需要用加减乘除，只用比例尺就能确定衣服的胸围、腰围，大家很快就学会了，所以来报名的人也很多。我每天上午教一个班，大概有３０个人，每个人交１０块钱的学费，３０个人就有３００块钱；下午教一个班，晚上再教一个班。这样一来，我一天能教三个班，每班３００块钱的话，我就有１ ０００块左右的收入。在那个年代，１ ０００块钱可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一个人有几千块钱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有一个表哥，他在漳州做包工头，现在也改称工程队了。他发现一个地区正在进行修建，需要很多石头，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石头开采、加工，于是他来找我，希望我能出资办一个采石厂。我听了他的介绍后，觉得办采石厂可行，应该能赚钱，于是我把办缝纫班赚的钱拿出来建了一家采石厂。但是，采石厂刚刚建立没多久，就发生了一起火灾，把整个厂都烧了，我那几千块钱的积蓄就这样没了。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难受。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想要做某件事，并不能保证这件事就一定能成功。你想赚钱、你想成为名人、你想受人尊重，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过不断的艰苦努力。艰苦努力是成功的必经阶段，你想要成功就必须不断地付出，但是能否成功还要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同样的人，同样的时候，识不识得机会，你会有不同的命运。我觉得我就是一直都比较善于发现机遇，也能抓住机遇加以利用。
开办采石厂失败后，我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像包工头之类的都干过。当时，镇里有个服装加工厂，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没法再办下去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向镇里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承包这个服装加工厂，镇里同意了。后来镇里出一部分资金，我也出一部分资金，重新把这个加工厂办起来了。做到１９８２年初，我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跟镇里联合经营受到的干预太多，于是我就向镇里提出要进行承包经营的建议。那个时候承包经营还没有在全国推广，在我们镇里也还是第一次那样做。虽然那时刚刚有改革开放的苗头，但是我感觉到这是以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一定会不断发展、深入下去的。所以即使承包经营的先例还不多，可我愿意做一个试点进行尝试。在我的争取下，镇里同意了我的要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拥有把一个企业从小做大的机遇，也第一次明白了市场的作用。我可以自己做出一个品牌，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批发给零售商。后来，又开始做来料加工。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家厂发展很快，工人数量达到三四百人，在乡镇企业中，这算得上是非常好的成绩。而我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翁，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最让我自豪的是我的三个小孩不仅成了当时学校里穿得最好的孩子，还被老师优先调到了前排的坐位，和镇上领导的孩子坐在一块儿。
就在这个时候，我抓住了一个机会，跟一个港商合作。什么机会呢？当时国家不断发展，政策放宽，允许大家穿西服了，很多内地的经贸公司都到珠海、深圳采购西服，运到内地去卖。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自己设计西服、创造自己的品牌，很多人到我们厂大批量定购西服，然后再运到珠海、深圳、广州等地转让给前来收购的内地公司。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却不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人家下订单我就去采购材料，开始做。有一次，我十分信赖的一个买家下了很大的订单，按规矩象征性地支付了一点订金。但是他的服装对外销售时没有什么市场，销量不佳，他知道，可是并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取消订单，而是一走了之。于是，这些价值几十万的产品只好积压在我的仓库里。我们做这批衣服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贷款，这次的事故使得工厂的资金出现危机，很难再做下去。于是，我只能被迫关闭工厂，清理完毕后还欠银行３０多万，对其他一些单位、个人也还有一部分欠款。没多久，孩子们就哭着回家告诉我，老师把他们的坐位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了，学校里的同学也不和他们玩儿了。当时，我就暗自发誓：要让别人看得起，就要永远强过别人，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给我儿子白眼。所以我后来感觉到做企业，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保持足够的现金流是第一重要的——资金不断地流动可以给你带来利润，资金流一旦停滞，很快就会让你死亡。
服装厂倒闭后，我便离开泉州去了深圳。虽然在走之前，我专门到银行和镇上领导那里章明了，一定会把债还上，银行利息会想办法按月支付，工人的工资将来也一定会还，但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一家人仍然选择在晚上悄悄地走。那天刚好是大年三十，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艰辛。
到了深圳后，我发现我们家乡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电子产品。我开始在港商的一个工厂做车间主任，发现车间里的设备和人员都远没有达到满负荷工作状态，于是，我向香港公司提出了一个“借鸡生蛋”的方案：我自己出资承包车间，在保证满足工厂订单生产之外，可以利用空隙另外联系接单，所得与厂里按比例分成。于是，我开始进行来料加工，做电话机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电话的制造也有了一种认识。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在深圳搞了两年来料加工后，工厂的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１９８７年，扣掉来料的成本和应该支付给港方的利润，扣掉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上缴的税收，等等，到年终结算的时候，我的收入是３８万，将近４０万。我拿到这笔钱后，马上回到老家偿还了欠下的债务，虽然手里的资金所剩无几，但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在我几十年的生意中，欠别人的钱有过很多次，欠债不还的事却从来没有过。当时没办法欠下了，必定要想办法偿还。香港公司看到有这么大的收益当然也想独占，于是他们中断了跟我的合作，把工厂收回去自己做，不过工厂到他们手里后，效益就大不如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