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位伟人，却会把一件小事记在心里，和老朋友为了一件两年的前的小事怄气，让我觉得有些好笑。但我和他在政治上的看法始终不同。丘吉尔继续道：“我来找你谈谈，并不是想瓦解英帝国。”
他说的帝国的“瓦解”，是指一些阴谋者利用那些广告宣传、电视和电影，此外，还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发明、交通速度的便捷等，以此来瓦解英国。而并不是指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等。
回到瑞士后，我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是蒙巴顿勋爵夫人把我介绍给他的。勋爵夫人认为，在许多地方，我和尼赫鲁的政见是相通的。蒙巴顿勋爵夫人说，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将路过科西尔，建议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见一次面。尼赫鲁在信中说，有没有时间和他碰一次面。就这样，我去了洛桑。
尼赫鲁身材和我一样矮小，这令我很是意外。一个待人亲切、安静内敛的妇女在他旁边，那就是他的女儿甘地夫人。尼赫鲁感觉十分细致，思路清晰入微，待人既富于感情，又严肃、敏锐。刚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后来我们就熟悉了。临走时，我邀请他去家中吃午餐，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尼赫鲁在洛桑办完事后，我们一同坐车离开洛桑到我家去。一路上，我们聊了许多，他说蒙巴顿勋爵在任印度总督期间，为印度的独立做了许多贡献，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努力。
我问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新生的印度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说：“不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为了印度的人民。”他接着补充道，“印度已经开始执行一项国家经济的五年发展计划。”在狭窄陡峭的乡间公路上，他的司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飞驰。他在车行途中一直高谈阔论，汽车一会一个急拐弯，一会又一个急刹车。老实说，尼赫鲁的话我并没有全部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提醒那个司机减慢速度。汽车常常会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巨大的惯性推着我们向前撞，可是尼赫鲁只顾说着印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谢天谢地，后来汽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也松了一口气。
朝鲜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以十分焦灼的心态注视着那个东北亚半岛的局势。一天，中国在日内瓦的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为中国总理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当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他是决定朝鲜半岛战与和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第二天邀请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总理的秘书在我们临出发前打来电话说，因为会议上出现了点意外，总理阁下可能会被一些事情耽搁住，晚餐时我们不必等他，他晚些时候就会到。
没想到我们到那里时却看到了周恩来，他站在寓所的台阶上，正在等着我们。我急于想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便问他可否告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卓别林先生，以和平的方式，问题在五分钟前就解决了。”
以前，我听过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绕过雪山和草地，到了贫瘠的中国西部。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分散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又被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在北京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晚宴期间，周恩来向我讲了一件事，说的是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城。当时，有一百万的北京市民在街道上欢迎他。在北京宽阔的广场上，他们搭建起一个大台子，高十五英尺，一百万人刚看到毛泽东从台子后面登上阶梯时，就掀起潮水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毛泽东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国，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那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著名长征，受了不少的苦，甚至差点得病而死。当我看着他那张永远精神饱满而又英俊的面庞时，不禁为他依然保持着年轻和沉着感到惊奇。
我说，在1936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的上海。
“是吗？”他想了想说，“很可惜没见到你，那年我们刚好成功转移到西部偏远地区。”
我开玩笑的说：“您现在再也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在那一次宴会上，我们相互敬酒，喝的是中国的香槟。我在祝酒时说，希望中国越来越美好。当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你想念美国以及纽约吗？实际上我真的不再想念那些地方。在我心中，美国和纽约都已经不是我所怀念的那样了。在那里，随处可见规模庞大的工业托拉斯，铺天盖地的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这和我心目中的美国生活方式完全格格不入。我需要的不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厦、闪光灯不断的招待会以及觥筹交错的晚宴，而是另一种具有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我想到美国，就会想起它那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为了完全结清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我又不得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要求我把《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交纳所得税，而且计税的年份要从1952年我到欧洲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55年。虽然他们1952年就拒绝我重返美国了，但他们认为我在这期间仍旧是美国居民。我的美国律师说，我没有机会（当然我也不愿意）回到美国去就此事出庭辩护，所以在法律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已经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对他们的要求，我以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了。但我不想惹麻烦，经过咨询律师，我还是交纳了一些税款，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但也比他们索要的少了许多。
也许，从此以后我和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我们在美国的女佣海伦知道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一封内容如下的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写过许多封信给你们，但是，我并没有把它们寄出去。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自你们走后，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感觉心里堵得慌。我受不了他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先生，他们这些过激的行为令我很是不满，但我却无能为力。后来，听说你们真的不回来了，我们含着泪收拾了你们的东西。我真的很伤心，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缓过来呢。我也知道，你们也是迫不得已，但我还是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夫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请您和先生别卖这幢房子。我知道我说的话没多大用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留下这座房子。
这是个多么可爱的地方，这里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都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可爱之处。一想到别人将要住进来，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要是我自个儿有钱该多好啊，我会把它买下来，但我知道，这是空想。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我会一直盼望着你们回来。夫人，就写到这儿吧，带我向先生和孩子们问好。
您忠实的海伦
海伦的这封信，我和乌娜看后，内心感到无比的辛酸。
男仆亨利也给我们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有一件事让我很快乐，前几个星期，有一次内部放映您的《舞台生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了。先生的哥哥雪尼和他夫人也去了，还有朗塞尔小姐和雪利，一共有二十多人。我想一个人静静地边看边想，便坐在后排很远的地方。在看的时候，我笑的声音最大，这影片太好了，但是，没人注意到我也一直在流泪。很奇怪，这部影片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里面的音乐也极为好听，无线电里广播过好几次《舞台生涯》里的音乐，但电台那帮人根本没提到那是先生作的曲。
先生和夫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习惯外国的生活，不过，我听说孩子们喜欢瑞士，非常高兴。瑞士是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国，八月一日是它的独立纪念日，和美国的七月四日一样。这是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总而言之，像瑞士这种保守的、繁荣的国家已经极为少见了。我出生在瑞士东部的加仑，还在那里服过两期兵役，我有一个兄弟在圣加仑，还有一个兄弟在伯尔尼。1918年，我离开那儿去了南美洲，后来，我曾经回去过两次。
祝：合家幸福！
亨利敬上
亨利的信写得虽然有些文法不通，但是我看了后足足开心了一整天。
我在加州的工作人员，在我还没正式脱离美国以前，都能正常领到薪水。但是，我也没办法一直这样支付下去，我在瑞士定居后，只能解雇他们。我拿出了八万美元，作为遣散费分给他们，就算是我对他们以前辛勤而诚恳工作的感谢。
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之时，回首往事，我清楚地看到，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宠儿。我受到世人最广泛的关注，有许多人喜欢我，同时，也有人恨我。但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它让爱我的人远远多于恨我的人。我的一生有不少时间是在逆境中渡过的，但我相信逆境迟早会过去。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我对那些一帆风顺的事就会感到很愉快，对经受的那些厄运也不至于过分的悲哀。我不懂什么人生哲理，也不喜欢为生活制订过多的计划。我只知道：为了生活，不管你是智者，还是愚人，都要努力进行工作。我也不像那种霸气的人思想很坚定，我有时候想法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候，我甚至会为一些灾难无动于衷，反而为了一些小事感到烦恼。
我现在的生活更加充实了，我还想再拍几部电影，我现在的创作欲望很强。我忙着编写剧本，但我不一定自己去演，我的孩子们中间有几个很富有表演才华的演员，他们可以在我的指导下去演。慢慢老去的我并没有停止工作，我现在信心很足，因为我发现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不能同意叔本华对快乐的看法，他说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快乐是什么？最近二十年来，我终于体会到了，我有一个那么完美的妻子。说到乌娜，不得不提到我们的爱情，纯粹的爱情是美丽的，因为我们无法表达出来。她性格深沉而又恬美，和她在一起我是幸运的，对我来说，她永远提醒着我该往哪儿走。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到外面去散步。当我落在她后面时，我就会看到她拢向后面的黑发露出几根银丝，看到她娇小而又挺直的身躯，那一刻，一种怜爱之情从心底油然升起。我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把她带到我身边。
带着这种快乐和感恩的心情，我经常坐在德班别墅的阳台上，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湖面的远处水天一色。碧绿的湖水旁边是大片青青的草坪，远处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这庄严而宁静的美让我毫无杂念地沉浸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