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身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胡隽吟女士把她以前翻译的、已经出版过的许多德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汇为一编，重新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篇论文虽然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仍然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德国学术，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成绩斐然，名家学者灿如列星，在国际上一向享有盛名，受到各国学者的热烈赞扬。原因何在呢？原因当然会是很多的。各人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据我自己的管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举世异口同声说的“德国的彻底性”（Deutsche Grundlichkeit）。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即使不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但就当前而言，已经是比较可靠的了。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本书中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过去的不必说了，就拿眼前傅吾康教授所进行的工作来说，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这些特点。傅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据他自己说，他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上面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像傅吾康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再举了。胡隽吟女士现在的这一部书，其中所收的论文无不充分表现出“德国的彻底性”。因此我才说，出版这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
学问中没有捷径
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年忽发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怪论”是无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预言”，21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制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论”，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哲学”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奇文共析赏”。这位学者说：
《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群言》，1999年第6期）
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囹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出来说出这样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话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是来谈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己，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谈中国的“学统”
了解北大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职员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与威望，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关系。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都以能够到北大来参观访问，特别是发表演讲为毕生光荣，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汉”之概。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访问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党委和校办领导之下，承担种种接待任务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大外事处，而郝平正是外事处的负责人。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外事处的日历同其他各处都不一样，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以及什么寒假暑假，终日忙忙叨叨，送往迎来，宛如燕园的一盏走马灯，旋转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这一盏走马灯上的人物，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给我了一大摞稿子，内容是讲北大开创时期的校史的。写校史，不是写小说、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这里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需要辛辛苦苦，爬罗剔抉，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搜集资料。郝平告诉我，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回国以后，成为走马灯的主要人物以后，又锲而不舍，继续搜罗，常常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来从事此项工作。夜里则利用睡眠的时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到累得病倒，进医院动了手术，而其志弥坚，终于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谁听了这样的故事，能不肃然起敬呢？
说句老实话，我真正受到了感动。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员中，能拼命向学的，确有人在。但是，身为教员而不读书者或者读书劲头不够，心有旁鹜者，也决不乏人。现在有了郝平这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眼前，何去何从，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抉择，也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这话说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头来，谈一谈郝平的“校史”。因为讲的是北大创办时期的历史，我为此书定名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据郝平自己对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为了叙述准确起见，我还是先做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思考，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同文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激起了康梁等进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京师大学堂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又是自鸦片战争五十年来，人们不断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郝平这个简短扼要的论述，其基础和根据就是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都写在本书中，用不着我来重复叙述。
郝平对资料的搜集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搜集得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这些资料都是别人不甚注意的，更谈不到使用。郝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学创办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发前人未发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他能自圆其说，他的这个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颇有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