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校长，担任我们的思想政治课。高高的个子，消瘦的体型，脸型细长，颧骨凸起，表情严肃，身板笔挺，明显古板校长模样。他不太愿意开口说话，总是在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一样，细细嘶嘶的。
听说他身体很不好，有段时间一直在做化疗，牙齿都已经脱落了。
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治学严谨，发表过很多论文，出过书。
听说他还很爱音乐，自己也写歌。
1999年，澳门回归的那一天，他集合了全体师生，在学校的操场上，庄严的升了一次国旗。他亲自把国旗举国头顶，送上旗杆。
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激情澎湃的合唱，我看到他眼角滑出的泪水。
我跟她的谈话很少，除了那一次宿舍开小灶事件，印象中还有一次交谈。
那天是周末，我背着画板，在宿舍的院落里画着蓝天。
宿舍的院门敞开着。
校长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十月，你在画什么？”那个声音如同游丝一样。我吓了一跳。
“校长，对不起，我没看到你。我胡乱画的。”我吞吞吐吐的说。
“我看着还不错，你喜欢画画？”
“嗯，喜欢。”
“那我送你几本书吧，你等着。”说完，他就扭头走了出去。留下慌乱不知道推辞的我。
那是几本微微发黄的图册，校长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想学，后来没学成。自己留着也没用。让我拿去临摹。
那几本画册让我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到素描和水彩。它们陪伴我读过了很多个周末。
校长身体真的很虚弱，他很少上课，后来也很少在学校出现了。校长办公室就在我们宿舍院落的前方，他办公室门前种着一颗粗大的桐树，枝繁叶茂，罩着这间屋子。那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校长办公室，我猜想一定光线暗淡，满屋书架，幽静阴冷。
忽然想起来另一个跟他很相似的老师，也教过我们的几何，姓樊。身材清瘦、腰板要英朗一些。说话很平和，也是写过几何理论的满腹经纶的学者。
他戴着我们几个学生参加过几次市区的知识竞赛。在我拿到名次的那一刻，脸上泛起无限的荣光。
学生就是老师的作品，一件好的作品能让老师骄傲自豪。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学校的男教师几乎都是消瘦的身材，笔直大腰板，清淡的面容，潜心的研究学问。那个时候那个重点中学的学风，正点到极致。
但是，也有一位胖胖的男教师，他在我们学校没带多长时间，上课偶尔会抱怨，工资低，一节课的课时费买不了一包香烟。后来，就南下经商了。
听说他不在学校教书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没能追上我们年轻漂亮的代数老师。失望之极，才愤然离开的。
代数老师，是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圆圆的脸庞，柔柔的声音。
因为她家很远，所以也住校，我跟她就成了好朋友。晚自习结束后还去她宿舍玩耍聊天。有段时间，她手指受伤了，包扎后不方便板书，我就代劳了整整一个月。
我的数学就是在那个时候突飞猛进的吧。
我最不愿意提及的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因为他没特点，是太没特点了。
上课从来不说废话，全是照本宣科，把教室辅导用书上对每一个课文的讲解，彻彻底底的念完。从上课的第一分钟开始到下课铃响起，不管下面秩序多乱，同学怎么起哄，人家照样一字一句的念书。
我们班甚至抗议学校换老师，他还是一如既往。上课低着头、耷拉着脑袋，用标准的方言念教材。这个不靠谱的语文老师。在念完了两册厚厚的语文教材之后，学校就让他离开了，我们就像是为学校祛除病魔一样欢呼了好一阵子。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些在我们性格、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出现过的老师们，不仅给我们灌输知识、更给我们开启了做人的基本守则。灌输里理想，和信念。在我们以后的人生路上，紧紧的拉着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