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胆敢取巧，实在丁先生的话也有几分是，因为“知识阶级”就有出了不少丧家之狗，以致中国之青年及下等社会失了领袖，进一步又退三步，使中国弄到这个地步，而尚且看不清政治的大势，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勾结军阀。至于军阀，中国弄到这个地步本来不必共负责任，自然不用说的，因为军阀大概不会错的。若会错，新派的知识阶级也必不勾结他了。因此归结起来，还是丁先生的话为是。我们倘是要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国民政府实现于中国全境，非先把知识界内部肃清一下不可。所以欲倒军阀还是须先除文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须内除文妖，才能够外抗军阀。
一九二六，三，十，早一时四十分。
丁在君的高调
本文不是要驳丁先生的，因为明白这回全国国民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不必有人来启导他。若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丁先生与其同辈，不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就跟他讲的焦唇烂舌，也是无用。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两方面的见地相差太远，所谓融和意见，我敢谓是绝难办到的事。
我们须知道丁先生的高论，自我们青年看之，当然是骇人听闻，但是只需跑到随哪一部里去，听听官僚与绅士的谈话，却又要大觉失兴，因为要发现丁先生一篇大文的话都是各位官僚各位绅士所已讲过的平凡之极（例如“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我们应该慎重，不要再闹拳匪起来”，“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并且我敢斗胆武断的下一个假设，丁先生一句像很聪明的话，“若是我们立刻大家不吸‘前门’、‘哈德门’牌，山东种烟叶子的人今年就要损失二百多万”，--这句话并不是丁先生天才的脑子里涌现出来，实是丁先生在开绅士茶话会某名流说出被丁先生拿来做文章材料。倘是用这种眼光观察，则丁先生一篇大文直是丁先生十日来与绅士及外人谈话的精华掇拾而成，在丁先生固不必以绅士高调引为己有，而在我一方面虽曰无似，又何曾堕落至于无文章可做，而必拿起绅士们吃瓜子谈话的精粹，来与绅士官僚打笔墨官司？况且在丁先生方面也要不高兴起来，因为丁先生正以李鸿章自居，倘是今日我要来学丁先生的尊母，哭泣无状，提倡“打死日本人”或替拳匪呐喊。我却记得丁先生今年已不是像“庚子那年我是十四岁的”那样不长进了；我们是骗他不过的。何况拳匪终是拳匪，李鸿章终是李鸿章！
但是谈闲话却无妨，而且本篇是谈最闲的闲话。闲话本无用之话，是闲人不做事在旁讲的。人家本无用之话，我们再拿来做谈助，批评几句，加说几句，便是最闲的闲话。这回爱国运动，大家正忙的手忙足乱，应接不暇，对外宣传，对内讲演，募款救济工人，筹划抵制外货，正苦无名流来实在出力，实在做事，实在帮忙，丁先生却居在旁边说闲话。其实此种不负责的闲话亦与不负责的高调，相差无几。闲话，高调，空洞话，无用之话，无积极主张的话，其名不同，其实则一。
其实李鸿章之所以自谓我是李鸿章，而不是刘永福，也无过是想我的见解超人一等，我是讲办法，你们是讲理想，我是谋结果，你们是用感情。倘是我非见解超人一等，今日亦不为李鸿章，所以使李鸿章生于今日也要对知识阶级来一番“痛哭”一番“诫告”。但是因此李鸿章也难免犯了“高调”的毛病。丁先生的文章也有几段犯了“高调”的嫌疑，凡知识阶级想不到的，丁先生却想得到，“学生读书要紧”，“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罢市只需罢一二天”，这些都是知识阶级见不到丁先生首先见得到（此等见解独到处，已由丁先生自己圈点）。但是丁先生到底是研究办法，不用感情的人，不过一看丁先生所谓研究办法之结果，则又使我们大大地失望，因为要发现丁先生到底与我们庸人一样，并未有丝毫特见，虽然是丁先生“以负责任的态度”提出的。丁先生所提出之四件除去会查一条为梁任公所提出外，其余却说在一千人之后，只较灰色而已，且使照丁先生办法做去，果可谓“负责任”的态度，能达到何种的“结果”与否，尚属可疑。结果是所谓中国受人欺侮。知识阶级应负的责任，丁先生亦须负一半。然而丁先生终究是研究办法的人，而且是自幼时早已不喜欢用感情而喜欢讲办法的。据丁先生自己告诉我们，在庚子那年，人家极力提倡“扶清灭洋”的时候，他十四岁的小孩子已经有卓识远见，问他们道：“洋鬼子原是该杀的，但是义和团杀得了他们吗？”可见得是自幼已有负责任态度，不打算过了这许多年，其“程度竟同甲午庚子的时候差不多”，研究之办法毫无，只加一层把民国十四年民众觉悟运动误认为拳匪复起的谬见，及特别明白外国人心理，怕他们要“笑话我们是小孩子”而已。但是丁先生却要说知识阶级是要“迎合青年的心理”。丁先生这“迎合”二字未免过重。说我们“明白青年心理”已可（譬如明白他们是不会闹拳匪）。若一切“明白”要改为“_____迎合”，还是丁先生吃亏。
固然这回唤醒民众的热烈运动， 有人来浇冷水是很好的，使结果较平稳。言论界有青年派与绅士派互相调剂是很好的。
激进派固然须得些绅士们来“痛哭”、“劝告”，但是绅士们也须记得非有放下书不读的学生们的示威运动不可，他们现在尚不知顾正红被杀事件，且不知顾正红为谁也。虽然此时赶上来在旁边说些无补的闲话，却已太晚，而且此时尚有绅士们还未明白此次运动之真正方针，在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不在沪案之结束，丁先生（及段祺瑞）屡次言“外交不难解决”及叹惜错过了顶好的外交机会，“虚掷”了“大好光阴”，便不免使人有些丁先生与段祺瑞尚未明国民真正目的之怀疑。虽然下一次丁先生再赶上来谈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负责“办法”，也要太迟；而对于这一点的觉悟，却不应不感谢他所骂为唱高调的知识阶级，我们并应同时劝告丁先生及一切的绅士有第三种的觉悟，就是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及其他外交问题须在国民群众中解决，不在外交官中解决，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的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所以“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一个坐洋车的”，及一切反对群众运动的“高调”是唱不得的。最后一步的觉悟，就是我们外交问题解决后，尚宜谋保存它种国民醒悟之精神与团结，作为对内之战争，以求根本改革内政。但是此末一觉悟，绅士们固然不能做到，且要视为不入耳之言。惟无论入耳不入耳，丁先生“中国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一类迎合官僚与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又绝对唱不得的。
一九二五，六，二十四。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在中国枯燥的生活中，有两类动物是乐观的。因为他们的舒服是真的，快乐是真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不舒服的人偶然的同情，而且因为在四面楚歌之时，竟有人敢唱起《空城计》来，就使不足以鼓起我们的勇气，也至少可以使我们开开心。但是我觉得中国果有振兴之时，此两类怪物非放之三危殛之羽山不可。这两种怪物，不用说的，就是遗老与遗少。
空城计何以唱不得有人问：他们快活也就让他们快活，何以有诛殛他们之必要？这是根本不明白今日事实的人所必有的怀疑？其实，在四面楚歌的时候，有人唱唱《空城计》让大家开开心，也未尝不妙。遗老遗少的乐观，若当做玩意儿看，未尝不可开开心，因为他有一种风趣，同看疯人在街中唱打鼓骂曹，或者跟一个浑身褴褛的叫化子竟天嘻笑一样的神秘。但是倘使有一位戏迷，不但要去大街上唱他的戏迷曲，并且要强迫全路的行人同他合唱，那就未免有点“扰乱治安”的嫌疑，“为法律所不许”的人，也只好送入疯人院妥当。倘是有人不但躬体力行其乐天主义，并且要劝告全国的青年与他一样，且美其名曰乐观，曰不谈政治，曰读书救国，我们却不能不提出反抗。因为果使全国的男女青年能像他们的舒服乐观，中国的命运也就完了。因为“勿谈政治”、“闭门读书”等的美字样，实不过盖藏些我们民族的懒惰性与颓丧性而已，不过是我们中庸知命系统哲学的新解释，是我们羲皇上人“击壤而歌”的新变相--总而言之就是西人所谓“东方文化精神”的新表示而已。况且倘使我们这些朋友不愿意谈政治也可以，要闭门读书也可以，若必打起口号，说什么其读书乃所以救国，这却未免太多事。
什么叫做勿谈政治自从沪案发生以来，遗老与遗少反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论调，我们也已听够了。其中种种名目，足以动人听闻的，自亦不少，如“罢课是自杀”，“学生不念书，反来爱国，是上了知识阶级之当”，这些是较粗糙率直，显然“不负责任”的。
但是还有一种表面上较公平，似与学生同情，而实非同情，要反对学生，而又不肯公然反对学生。所以更可怕的论调，就是“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等等。所谓“勿谈政治”，而可仍旧爱国的人，是否因为说者以为中国人能谈政治的太多，或是如何讲法，我们自然不易揣摩。我们若再进一步问：是否单学生不应谈政治，或是人人都不应谈政治？若是单学生不应谈政治，他人却许谈政治，则此中的标准何在？要以年限，或是以什么为标准？如未成年的不可谈政治，“成人”后才可以谈--以政治与学生生理上发育完备为比例，略如娶媳妇一样，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如是则古有明训，男以三十，女以二十为限，倒也明确易辨。所难者，是几位三十以上的大学学生而已。或者以毕业为准，毕业以前就是学生，毕业以后才是“国民”，或者爽快些说，毕业以后才是“人”，如此以“学生”与“国民”相对，或者简直与“人”相对；但是此解法，却又与民国宪法上“国民”二字之法律上解释相矛盾。据这种教育家的观察，学堂是学堂，人生是人生，学生“唯一的职务”是闭门念书，“人们”才可以闭门救国。“人们”犹如田鸡，学生犹如蝌蚪，人们犹如一种灯蛾，学生却只如一种虫蛆，这些虫蛆于未成灯蛾时，也只好听其虫蛆而已。所可虑者灯蛾仍旧要由虫蛆变来，倘是未毕业的学生可以“闭门念书”，除非Continuity ofpersonality忽然停止，或者在毕业典礼，受什么神经上神秘的变化，略如蚕茧出壳一样，何以担保将来的商家一定不闭门营利，将来的外交官一定不闭门营私，或勾结洋大人，因为这也是他们“唯一的职务”。如此士农工商各尽厥职，中华民国自然太平万岁了。
闭门读书谬论之由来但是“勿谈政治”还有第二个解说，就是不但学生不应谈政治，并且人人都不应谈政治，除去官界的以外。这实在是更大的问题，而不限于局部的学生。这种观念我们不用说的，就是现时政府及名流的主张，政治是官僚的事，是与小百姓无关的。我们须明白这种“勿谈政治”的高论，不是空空一个学理，是与政府的行为互相表里。有这种政府才有这种政治学，有这种政治学才有这种政府。所以要明白“勿谈政治”的真正意义，须先明白我们今日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国体。我们明白这个政治的背景，才能明白这种谬说的由来。
中华官国的政治学我们这回由关税会议开幕那一天所得最宝贵的启示，就是中华无所谓民国，只有官国而已。这一点的意见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明眼人早已知道中华无论什么国体，至少总不是民国。无论外交与内治，都不是我们国民所应该谈的，更谈不到什么根据民意。所谓政治实即是政府诸公的所有物，国宪可由官僚制造，国民会议可由官僚滥充，外交重案更可由官僚自定，甚至官僚赴会议开会，小百姓的道路交通可以随意断绝一小时之久，此种现象在我们冒充“民国”已经忝不为怪了。但是既然连道路也不是小百姓的（但是外国人却走得的），并且在家里楼上窥看的人尚要被警察厅斥得不露头面（王府井大街目击事实），我们不能不怀疑今日的官僚即昔日之皇帝，“帝国”固然已不存在，“民国”二字亦是赘瘤。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勿谈政治”的由来，及其较广大的意义。在一个官国里面，提倡民意民治，反觉得矛盾，不但为政府所嫉恶，且将为士大夫所不容。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勿谈政治”的学理，是中华官国应有的政治学，学理与政府行为是互相团结，自成一系统，分不出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实只是中国人对政治消极态度的老根性而已。我们现在可以明白闭门读书，非真正闭门读书；是吾人政治消极的护符而已，是中国人古来恶谈政治的恶根性的表现。若由这方面考求，我们才知道谈政治与不谈政治，乃今日吾人的最重要问题。
政治与精神欧化我们不但要反对人家的提倡勿谈政治主义，我们并且应该积极的提倡，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我们须明白所谓勿谈政治，实只是中国民族已成败类的一个象征，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表现，即中国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精深学理。所谓“勿谈政治”，即听天由命中庸哲学之又一变卦，即普通中国母亲送小孩入学劝以“勿管闲事”之又一新型。不但政治不可谈，实则在社会与学堂，凡公共事业，与自身幸福无关的，都不必谈。
此种遇事畏葸、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否东方文明的特色，我们很可以仔细考量一下。据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决定勿谈政治之高论，不但在“民国”里可以以此相戒，等到亡国在大英或日本属下之时，更当受社会一般欢迎。我曾谈到精神欧化问题而以“谈政治”为足以复兴吾民精神，“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聩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六条之一，实在因为“不谈政治”
是吾民族畏葸消极之一主要象征。我们所以反对闭门读书，非真反对闭门读书，实反对借闭门读书之名，行闭门睡觉之实。
我们反对勿谈政治，实不仅反对勿谈政治主义，实反对我们信中庸主义（即“永不生气”主义）及乐天知命（即“让你吃主义”）的同胞。我曾说过：
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这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其实这岂但是新月社的怪现象，实是一张中国普通社会的小照。对了，什么都可以来，剃头、洗浴、喝啤酒（且有甚焉者），只不许谈政治！此种遗训，应否介绍与全国男女青年，似尚有待研究之必要吧！
一九二五，十一，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