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
--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关于这极渺茫而又极切要的问题，我的意见如下：
在男女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男学生及女学生的将来出路，当然是不相同的，所以必须分开来讲。从经济方面讲，男学生的出路是吃饭，女学生的出路是出嫁。在现代的社会中，女学生的出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确如此，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其嫁不出或婚姻失败的少数，则以入大学，入体育学校，入职业学校为暂时的出路。但是现代女子在社会服务，处处吃亏，待遇机会都不及男子，若不在婚姻之内求性的解决，尤其要受比男子所受更严的舆论制裁。所以普通女子嫁不出与男子失职业，略有同样的感觉，这都是事实。而且出嫁的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女子是愿意的。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子娶亲，也是愿意的，不过男子娶亲之外，尚有养家问题，女子则不然（依现代普通情形而论），经济的制度如此不平，不必讳言。如说以出嫁为女子出路，近于诬蔑，那么以吃饭为男子出路，也不见得如此清高。固然有些女子要哀怨不平，以为出嫁之后，社会应该还分给她一半养家的责任，才算平等。但是譬如我，如果明日的法律，定了一条女子出嫁兼须养家，男子却只需娶亲，算为职业，我并不反对。
出嫁并非便算做人，固然，但是男子找到饭吃，又何尝便完了人生的真义？所以问题是相同的。在一方面讲，女子以造幸福的家庭为职业，与男子工作而谋生，都不是什么耻辱。在另一方面讲，有些女子，不能养成人格，在她环境内，做一份有用的社会分子，或者专靠淡抹浓妆，要人家养她一辈子，或者并这一点点社会上的贡献也没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终日无所事事，虚度一生，亏她活在人世，我们要批评她出路过于卑鄙是可以的。但是如古代的儒生，大让如慢，小让如伪，粥粥无能，靠着一支秃笔，做帝王的厮养，回来以骄其妻妾；或如现代的留学生，学了一肚洋八股，屈事卖国官僚，已且轩轩自得，终日与西人握手免冠，换得饭吃，了此一生，又与卖淫的妇女何别？所以经济的出路是一事，做人的出路又是一事，两者应该划分清楚。
将来生活程度增高，经济压迫加重，节育的知识普遍，婚姻的制度自然要受这影响，女子的出路问题，便要愈复杂。到那时候，不但独身、晚婚、退婚、离婚的女子都有出路问题，就是成婚而不离婚的女子也要比较有出路问题。但照目前情形，此种女子尚属少数，其少数的出路问题应与男学生的出路问题合并讨论。
至于普通中学生出路问题，又应分开全部的出路与个人的出路讲。从中学生的全部讲，普通的中学生不能算为一国的“知识阶级”，只算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国民。然而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中学毕业生，已略略含有知识阶级的意味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见解是谬误的。因为中学生之少，而显然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是自然的现象。像在中国南部，有的中学毕业生，就简直预备回去做乡绅，如从前进学的秀才，可以回去坐吃公产，结果也还是堕入所应该打破的绅士阶级，而为二千年来儒者的变相而已。这个太不应该了。我想中学生还是应该以受教育国民的资格，投入社会上各种事业的队伍里，做社会上有用的活动才是。与这“士”的观念连带而来的，就是“仕”
的观念。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赶紧须打破的。但是如果因为社会混乱，一切事业不能发达，无事可做，无饭可吃，上党部衙门，这又是社会现状不良所致，我们也不便深责。
投入社会各种事业，中学生是常要吃亏的，这并不是中国教育自身之错，其错在现今教育制度及中学生自己特殊阶级的心理。从教育制度讲，受教材者多，受教育者少，在设备中学课程者的心目中，中学生的出路，一是升大学，一是做小学教师。然做小学教师，就是想保存士阶级，从个人求学观点看，也有可取，而从社会观点看，则断断不是个办法，将来上等游民之多，就是这个缘故。升大学，更加是骗人的事，在现今笨拙的上课办法之下，也许果真读了十二年小学中学的书，还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字，不能有相当的学术常识，必再进大学而补充之，这还成个理由。除此以外，升入大学，一则，是闲暇阶级用来取得社会上资格；二则，是上了社会的当，为求毕业后得每月较高的薪俸；三则才是真正再求高深的学问。此第二种，说来真是造孽不少。在学生父兄看来，实在纯是替弟子投资性质，因为中学毕业每月可得四五十元，大学毕业每月可得八九十元。做父兄的人谁不愿意他的儿子每月多得几十元，经济容易独立！于是你也送中学毕业生入大学，我也送中学毕业生入大学，结果一班中学毕业生，都变成大学毕业生，中学生可做的事，都换了一班大学毕业生来做，在社会未必有好处，在个人委屈他多上几年课，吃亏者只是甲的父兄及乙的父兄，各人多损失一二千元的学费，少得四五年中的儿子谋业的补助而已。及父兄们见其学业成绩未必有何长进，乃相率而骂现在的大学。其实还是社会自己做个圈套，给自己上而已。一方面，因为中学文凭与大学文凭的行价不同，遂使一班学子视线专注在文凭上面，以报答父兄的好意，然而这去求高深学术之本意远了，连大学本身也受这些不应在大学混身的人的影响而恶化了。同时学生本人多念四年书，便是少得四年的做事经验，大学念完，最少二十二岁，做事才来从头学起，难道这种制度，可以说是经济的制度吗？
升大学不成理由，做教师更加是不可原谅。真正的中学教育，若问为什么念地理、算术、历史、文法，答案应该是：
这些是受教育的国民的常识，所以我们应当想知道一点。知道多，固然好，知道少，也无妨。你想做个国民，难道有须知道七十分历史，六十分文法，才做得起的道理吗？今也不然，你问他为什么念土耳其地理？他说预备在小学教地理，你问他为什么念英文文法？他说预备将来教文法。你再追问为什么教文法呢？其答语又不外教那后代的人预备去教文法。这样还能成个念文法的理由吗？还不是造一个圈套，来养士阶级一辈子吗？在这种做教师的“中学生出路”，教文法已经成为一种特殊阶级包办贩卖学术从中取得生活费房饭钱膏火之资的戏法而已，与社会国家，真是无涉。
因为升大学，来得排场，做教师，又来得清高，所以中学生多半认此两条为出路。其实做教师只是性情相近的人可做，若一时无饭可吃，偶然吃吃，总算过渡办法，本性好学而又一时不能入大学的人，这才是真正配做小学教师。本性好学，在高中时代，已深得学问的滋味的人，才真正配入大学。然这种人，在现今大学生中，十个只有一个（这是美国几位大学教务主任的意思），其余的有钱子弟，不妨进去混身，横竖比在外嫖赌好，无钱子弟，却不能不再三考虑一下。
从个人方面讲，各人有各人的出路，各人的家庭关系，父兄职业，朋友知交，都是不同的，机会不同，出路自然不同。
比方书局老板的子弟，将来学书局生意，钱庄老板的子弟学做钱业，这是极显然的趋势。假如钱庄老板的子弟极鄙恶铜臭的父兄，那是有了读书种子，应好好培成学业。假如这个子弟终日嬉游角逐，不好念书，又不好学正经生意，那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可以不必讨论。断定一人将来的出路，五成是看机会，五成是看个性。机会这个东西，与女子出嫁一样，只是靠碰。最自由的结婚，还是乱碰（非“姘”）的结果，你想二万万的女同胞中，绝不是二万万个都是某青年的可能的后日妻子，至少有一万五千万，或者太老，或者太少，至年纪相若的，虽有几千万，有机会相知的还是寥寥无几，相知中看上眼的，又要对方同意的，真无几人。到了青年想娶亲而可以娶亲的时候，某位女子来得凑巧，或因搬家相识，或因路上相逢，或者刚刚学成回梓，年华相若，相貌也差不多，一经撮合，婚事成矣。出路也正相同，三十岁以上的人，问了自己今日所操的职业，所处的地位，少有不是碰来的，少有是由一己的本事智力抉择的。比如某人今日做了什么要人，原因不过他娶了某人为妻，因为他的妻的妹妹又嫁给某人，后来他变成要人了。
假如他的小姨不嫁给某人，他如何做要人呢？又如某人他习了牙科，做了县长，这也是他梦想不到的事，然而他的一生出路，竟在这无意中的乱碰碰上了。学生进了什么学堂，找到了什么名师，得着什么契友，又得着什么差缺，都是乱碰的结果。在这种地方家庭亲友环境好的人，要便宜多了。这也是与女子出嫁一样。
但这“碰”字，不可误解。碰是两方相碰，非单方的事，也不是纯粹被动。在同样的情形、同样的因缘中，在甲一点不发生影响，在乙便碰成一条出路来，譬如有机关要雇用书记，在某中文精通的中学生，一“碰”便成了“碰”的机会而造成一条“出路”，然在同班同级的他学生，中文较差的，便仍然无碰的资格。所以机会是看人而定的。社会上有用之才，真是寥如晨星，大半行尸走肉，乞怜于亲友帮忙的人，偶然得一位置，插足其间，勉强充任，死而后已。所以一人只要有一样可取，一艺之长，不愁没有碰的机会。最忌的是庸庸碌碌，没有专才，可以做党部委员，也可以做钱庄伙计，那就难免患得患失做出许多尴尬的事来。中学生最要者，依各人的个性所近，练出一种专才，或书法、或文牍、或中文、或英文、或办事、或交际。人格上也须一点可取的地方，或勤谨、或诚信、或和蔼、或敏捷、或审慎。总而言之，做个“完人”是没有的事，要在有自知之明，能以其所长，补其所短，总不怕没有出路的。
论现代批评的职务
--民国十九年正月三日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稿
一 论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四事不同今日要与诸君商量的是思想界问题。古人称人每并举其学问思想道德文章，又有文人学士之分，明明把学问文章看为两件事，文人才子未必深懂经学训诂，学者硕儒也未必善于词章。大凡学者与文人赋禀不同，性趣各别，趋好实学的人，每每鄙夷诗词小道；诗人墨客，又每每恃才放逸，不治章句，不肯穷年矻矻于古人的糟粕中做咀文嚼字的工夫。至能文章冠天下，而同时又蔚然成为一代儒宗，非有卓绝的天才莫办。一人要才、学、识、行四者兼备是很难的事。古人或以才胜，或以学长，或才学有余而识行不足，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比如汉朝的王充，是汉朝思想芜杂虚靡时代的一个独立不移的批评家，他就不肯调弄笔墨，虽然他的经学也许不及东汉的经师，但是他的识见，不能不为我们所佩服。扬雄虽然才学并茂，但是他的识见及行为，就有许多可笑地方。如马融郑玄何休服虔之流，只斤斤于章句之学，算是学者，文章便一无足道，而像司马相如便是纯粹的一个浮华绮丽的文人，其性行才华足为后世文人的一个影子，至能像司马迁以盖世的史才，丰富的学识，兼有疏宕悲愤的文章，卓越治史的创见，着述流传后世，已算为绝世奇才了。推而至于后世的着作家，大概都可看出文人与学者骨格的不同，或互相倾轧非笑，如宋元佑时，道学先生的程伊川与彻底是一个文人的苏东坡，一个为崇政殿说书，一个为翰林学士，两人的互相嘲讽，足以代表文人学者之两不相容。清初大师顾亭林也是耻为文人，谢绝一切的应酬文学。自然一人不是绝对不能同时善于文章而兼为学者，如清朝孔广森、张文，一长骈文，一长词学，而都是同时治小学的专家。总之，一人的学术、思想、文章、道德四事，平常很容易分辨出来，这是论人时所不可不知的。我想王充分学者为四种是很好的：（一）儒生，（二）通人，（三）文人，（四）鸿儒。“儒生”能通一经，就是现代所谓专家specialist；“通人”博览古今，是现代所谓学者scholar；“文人”能作上书奏记，是我们所谓文豪writer；“鸿儒”能精思着文联结篇章，是我们所谓思想家thinker。专家学博就成为通人，文豪造诣伟大高深时就成为思想家。
所以我们应该分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四事，在此求学时期，尤不可偏重学术而忽视思想方面的问题。现代的大学教育制度，并不见得如何提倡思想，但是我们要明白大家求学，所求的却不在学问一事而已。我们要明白大学的宗旨，并不是教出一位有学问的人，因为这是四年中万万办不到的事。我们所求于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是一位学问渊博的专家，只是一位知道学问的门径，及有学问的旨趣，而最重要的还是一位头脑清楚思路通达的人，对于普通文化事物，文学、美术、政治、历史有相当批评的见解。我们也常看见学问上比较有成就的人，仍然见解冬烘，思路茅塞，幼稚得可笑，对于现代思想，现代政治，或现代文学，仍然懵懂，这就是有负于我们对于一般读书人的期望了。
二 中国文章之昌明与思想之饥荒讲到思想界方面，今日中国，正处在新陈代谢、中西交汇的时期，是一种极凌杂、极荒芜的现象。所以现代的青年，正在闹着思想界的饥荒，如在风雨晦冥之夕，走入迷径，莫知适从。在我们的现代，无论文学、美术、思想、风俗，处处可以看见极矛盾的现象。在政治上，我们同时可以看见提倡建设苏维埃政府的共产青年及极顽固的留辫子的前清遗者，还在思念已经剪辫子的皇帝。在思想上，我们可以看见国粹家在提倡中医、太极拳、扶乩、祀孔，主张文言，复兴孔教，曲解《大学》“平治”为“平民政治”的真诠，同时也有思想比青年激进的老先锋，大声疾呼，主张无条件的接受西洋物质文明，主张白话，及废除祀孔等。在文学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海描写黑幕捧场妓女的文豪，同时又有如雨后春笋的新文学家正在诉述他们震动的心弦及幻灭的悲哀。所以现在青年一方听见人家攻击西洋的机器文明，一方又醉心欧美的文化；一方看见中国政治风俗的腐败，一方又听人家赞扬东方的道德；一方想要谋女子的自由解放，一方又听人家称赞“新思想旧道德”的女子，自然要徘徊歧路，失去思想界的重心，而陷于进退不安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