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自有谓孔氏族人孔传堉等二十一人，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侮辱“孔子”，经教部派员查办以后，各报虽有刊载其消息，惟多语焉不详。盖是案病根，因二师学生，于六月八日表演《子见南子》一剧；当时及事后，皆毫无动静。于六月十八日，有中外名人犬养毅及张继，联翩来曲，圣公府大排盛宴，名人去后四日于是忽有宋校长被控之事，此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寻也。至于原告二十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似尚不足以代表孔氏，盖此不过青皮讼棍之流，且又未必悉皆知情。据闻幕后系孔祥藻、孔繁朴等所主使，此案始因此而扩大。孔祥藻为曲阜之着名大青皮，孔繁朴是孔教会会长。按孔繁朴尝因广置田产，致逼兄吞烟而死，则其人品可知，而所谓孔教会者，仅彼一人独角戏而已。彼欲扩张孔会势力，非将二师迁移他处，实无良法，则此次之乘机而起，自属不可免者，故此案直可谓二师与孔教会之争也。至于其拉拢青皮讼棍，不过以示势众而已。现曲阜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均抱不平，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二师学生会、二师附小学生会等，俱有宣言呈文联合驳孔传堉等，而尤以县党部对于封建势力之嚣张，愤激最甚。孔传堉等亦无大反动力量，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
（七月十八日《金钢钻》）七 小题大做关于曲阜二师排演《子见南子》引起的风波史梯耳至圣孔子是我们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支配了数千年来的人心，并且从来没失势过。因此，才遗留下这旧礼教和封建思想！
历史告诉我们，汉刘邦本是一员亭长，一个无赖棍徒，却一旦“贵为天子”，就会尊孔；朱元璋不过一牧牛儿，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龙庭”，也会尊孔；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也要“存汉俗尊儒（孔）术”。这些“万岁皇爷”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我们无怪乎从前的文人学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却没有半点儿“活”气！
中山哲学是“知难行易”，侧重在“知”，遗嘱又要“唤起民众”，更要一般民众都“知”。至圣孔子却主张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义相违？现在革命时代于反动封建思想还容许他残留吗？
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为了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得罪了“圣裔”孔传堉等，邮呈国府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惊动了国府派员查办。我因为观在尚未见到《奔流》上的原剧本，无从批判这幕剧是否侮辱孔子，但据二师校长说：“本校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云云。夫如此，未必有什么过火的侮辱，不过对于旧礼教或致不满而已。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首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时代，还要不要尊孔，要不要铲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艺术产生，自然明白这次曲阜二师的风波是关系乎思想艺术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
不过国府教育部为了这件演剧琐事，却派员查办啦，训令查复啦，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于古都（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日报》副刊所载）八 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宋还吾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报》社评，有《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来给我看；看讨之后，非常高兴。这个问题，在山东虽然也引起各报的讨论，但讨论到两三次，便为别种原因而消沉了。《大公报》记者居然认为是个问题，而且着为社论，来批评我们；我们除感佩而外，还要对于这件事相当的声明一下，同时对于记者先生批评的几点，作简单的答复。
我们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件事实，因为：一、“子见南子”
出于《论语》，《论语》不是一部假书，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二、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子见南子，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种。
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现。但没有发现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现不出什么来。有了发现之后，把他所发现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现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他所发现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角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子见南子，‘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现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
书手写时错误了。不过这些都无关宏旨。）“见而已矣”！固然！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孔子且曾发誓，是所谓“见”
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参乘过市。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现不出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道的。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礼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孔教，究竟是什么样子？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儒家者流的？
又说：“例以如演‘子见南子’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
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说过：艺术是人生的表现，作者在表演人生，观者看了之后，各随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见于人生，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难道说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吗？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身上观察说：“自汉以来，孔子横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责孔子不负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我却以为不然，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游民阶级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号之下，产生出来的吗？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吗？他们所祖述的孔子学说，不见得都是凭空捏造的吧？孟子说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乎被朱元璋赶出圣庙去。
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认孔德成为“仁侄”之外，还刻印了十三经。封建势力善以孔子的学说为护符，其责孔子不负之谁负之？
又说：“孔学之真价值，初不藉政治势力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义不显。”那么，记者先生对干我这次被告，应作何感想呢？
记者先生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记者先生忘记我们是在表演戏剧，不是背述史实，我们是在开游艺会，不是宣读论文。而且“自究极的意义言之”，演者在表演实人生时，不用向他说你要谨严谨严，他自然而然的会谨严起来；因为实人生是严肃的，演者而对着实人生时，他自会严肃起来的。同时，如果研究得不彻底，也绝对表演不好。在筹备演《子见南子》的时候，我曾教学生到孔庙里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仔细的看一下。对于《论语》，尤其是《乡党》
一篇，要着实的研究一下。单为耍剧戏，还详细的讨论过“温良恭俭让”五个字的意味。我们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样彻底，但已尽其最善之努力了。记者先生还以为我们太草率吗？我们应当读书十年之后，再演《子见南子》吗？不必吧！记者先生既说：“《子见南子》剧脚本，吾人未见；曲阜二师，如何演剧，更属不知。”还能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吗？何不买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看看，到曲阜实地调查一下再说呢？这样，岂不研究得更彻底，态度更能谨严些吗？而且我们演剧的背景什么？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记者先生也许“更属不知”吧？那天，所根据的史实是什么呢？记者先生对于孔学本身，未曾论列；何谓礼教？何谓艺术？更少发挥。对于我个人，颇有敲打；对于我们演《子见南子》微词更多；不知根据的是什么理论？
所谓“孔学的本身”，与“孔学的真价值”，到底是什么？
请《大公报》的记者，具体的提出来。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立场上，愿意陪着记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济南旅舍九 教育部训令第九五二号令山东教育厅查该省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业令行该厅查办，并加派本部参事朱葆勤，会同该厅，严行查办各在案。兹据该参事厅长等，将查明各情，会同呈复前来。及该校校长宋还吾，既据该参事厅长等，会同查明，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惟该校校长以后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以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据情并将本部处理情形，呈请行政院鉴核转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该厅知照，并转饬该校校长遵照此令。
十 曲阜二师校长呈山东教育厅文呈为呈请事。案据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党报二十八日登载教育部训令九五二号，内开云云。查办以来，引咎待罪，二十余日，竟蒙教育部昭鉴下情，免予置议，感激之余，亟思图报。惟关于训诰学生，尊崇孔子两点，尚无明文详细规定。恐再有不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致重罪戾，又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为期已迫，是以未及等候教厅转令到校，提前呈请。查孔家哲学之出发点，约略言之，不过一部《易经》。“上天下泽，履，君子以办上下，定民志。”类此乾坤定位，贵贱陈列，以明君臣之大义，以立万世之常经的宇宙观，何等整齐。自民国肇造以来，由君主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民治，由孔家哲学之观点论之，实不啻翻天倒易，加履首上，上下不办，民志不定，乾坤毁灭，阴阳错乱，“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如此则孔家全部哲学，尚何所根据乎？此后校长对学生，有所训诰，如不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训诰不严，难免违犯部令之罪，如阐明孔子尊君之义，则又抵触国体，将违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校长在武汉被共党逮捕入狱，八十余日，饱尝铁窗风味，至今思之，犹觉寒心，何敢再触法网，重入囹圄。校长效力党国，如有罪戾，应请明令处置。如无罪戾何为故使进退维谷？校长怀刑畏法，只此一端，已无以自处。窃谓应呈请部院，删除《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或明令解释讲演孔子尊君主义为不抵触国体，则校长将有所遵循，能不获罪。又查尊崇孔子最显着者莫过于祭孔典礼，民国以来，祭孔率行鞠躬礼，惟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则定为服祭天服，行跪拜礼，张宗昌在山东时亦用跪拜礼。至曲阜孔裔告祭林庙时，自袁世凯以来，以至今日，均系服祭天服，行跪拜礼，未常稍改。本校设在曲阜，数年前全校师生赴孔庙参加祭孔典礼，曾因不随同跪拜，大受孔裔斥责，几起冲突。刻距现行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期不足一月，若不预制祭天服，定行跪拜礼，倘被孔裔控告，为尊崇孔子，未能极端，则校长罪戾加重，当何词以自解？若预制祭天服，则限于预算，款无所出，实行跪拜礼，则院部尚无功令，贸然随同，将违背现行礼节，当然获罪。且查曲阜衍圣公府，输资设立明德中学，向无所谓星期，每旧历庆日，则休假一日，名日旬休，旧历朔望，例须拜孔，行三跪九叩礼，又每逢祭孔之时，齐集庙内，执八佾舞于两阶。本校学生如不从同，财尊崇不能极端，如须从同，是否违背院部功令。凡此种种，均请钧厅转部，明令示遵。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何。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
七月二十八日十一 山东教育厅训令第一二〇四号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遗缺以张敦纳接充。此令。
十二 结语有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二至三），可借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四），是证明控告的说谎；其次的两段记事（五至六），则独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前教育部训令（九）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经无事。而宋校长偏还强项，提出种种问题（十），于是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十一），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夜鲁迅编讫谨记（《语丝》五卷二十四期）
关于《子见南子》的话
--答赵誉船先生《子见南子》一剧，因有“孔衍圣公陪要人大嚼，青皮光棍为祖上争光”，引起一重公案，累得教部特派专员，会同鲁教育厅，调查勘办，真是毋乃大形滑稽。同时又累得北大同学宋还吾先生送掉曲阜二师校长一席，又未免使作者十分抱歉。
但是卫道先生偏偏那么多，卫道之心又那么切，听我们怎么办呢？想来如此做去，圣道必日益昌明，贪宫污吏，亦将绝迹人世，但是事实却又非如此简单。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二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此是闲话，表过不提。偶阅《海报》知有赵誉船先生批评这剧，说是“发现许多错误地方”。虽然这篇文章，做得真太迂腐，但是在此年头，连儒者都不大看经书，恐怕是非不明。
恕我简略的答复几句：
（一）孔子周游七十二国，不惜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去鲁则等膰肉不至，去齐则接淅而行，去卫则等卫灵公看飞雁不理，或因为人“次乘”（第二马夫），去而又来，儒冠儒服，游说乞贷，开天下后世文人依附军阀为生的恶例（连一以费叛的“走上反革命的路”的小军阀公山不狃来召，也要感觉“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子见南子事实见《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