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在作者死后，朋友们替他搜集遗着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在作者生时刊行的，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慨，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点蓬勃的气象也没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德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的悲壮！国务院前哗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的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到如今，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刘和珍是没有的），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愤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正在效忠党国的也自颇不乏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
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的，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
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魂固然未必招得来，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往日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撮来的软片。
摄照的工艺实在粗糙得很，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
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旧逼肖而特别亲切。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时移境迁看来也就别有隽趣。虽然还是粗拙得很，却也索性粗拙为妙。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当日虽是布衣，现在都居荣官显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无聊，于此已可想见。
民国十七，九，十三。
祝土匪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在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吗？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
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上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夭灭殇亡之时。
到那时候，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八。
咏名流
这篇东西，虽然也仿近人诗体，原来只是一点小玩意儿，灯前静夜，作此姑以自娱，并以消我数月来对名流忍受的气，绝对不是想调弄什么笔墨。不过因为做得字句颇觉整齐，（并且还有对仗！）并且也已经替他做了乐谱，所以将他发表，也不过是想给几位同我一样觉得有“出出气”之必要的同胞阅鉴，希望他们也能收同样的功用吧！
作者附志一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一个投机的好汉；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二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一面和执政联欢；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三他们的态度镇静，他们的主张和平，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什么热血冷汗；他们的目标：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四他们的胡须向上，他们的仪容乐观，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那么肥厚嘴脸；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文妓说
龚自珍《平均论》（参见《定盦文集》）有一段说：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义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是龚氏以“咿唔求爵禄”及“盗圣贤市仁义”之男子概与“鬻容”之女子同等。
刘向《说苑》也有一段“淫民”的话：
《李克封魏文侯》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日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羔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淫民也。
李克所举的淫民，也不过如妓女之无所事事，美衣足食，度日于笙歌欢乐中，并没有像龚氏“盗圣贤市仁义”者之丧坠人格，卖尽机巧智能，以求利禄，与妓女之卖身求利同。与龚说最近者有萧伯纳。他在Three unpleasant plays序中有一句：
像许多的律师、政客、教员、牧师，天天运用他们的技巧智能来出卖他们的良知，与这比起来，妓女之一天卖身两三钟头真可不算一回事。（原文不在手中，不及细复。）这种的男子在中国新学界也不能说特别少。许多新学界的人，一跨进某军阀的门内，就立刻可以以“高等华人”自居，或提倡读经，或帮他的主人逮捕学生。此与龚氏“盗圣贤市仁义”之例正相符。不过现代之文妓，亦有盗圣贤市股票者，此的确非古之男子所知事也。
一九二六，十二，二十三。
回京杂感（四则）
岂明先生来信谓这回南下一定得到许多见闻，希望能写出来。我想这三个月之间在南边固然有些事件，但是何尝有北京所闻所见之足以引起我们的感叹？据报上所载种种奇闻，如阴谋复辟，“整顿学风”，还有种种名流之怪论，与我在厦门所闻见张毅吃人一类的消息相比，何尝稍让丝毫--老实说起来，还要光怪离奇些！这似乎就是岂明先生所谓“有些当出于老兄意表之外的”，及玄同先生所谓“成日在苦闷无聊的状况中一面看了种种（广义的）遗老遗少遗小遗幼们之精神的复辟……颇觉有‘气炸了肺’之象”。记得我走之时正是某某名流大说鬼话之秋。（虽然此位名流也曾“大打玄学鬼”，回想至今只差了两年，可叹！）今日回来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政治修明，实业发达，军备充实，教育进步”（虽段祺瑞的大执政令也不过尔尔），而学生“爱国心”倒可以不要，至少也应该诋毁之际。呜呼玄同，我们虽欲不“气炸了肺”其可得欤？且岂独“气炸了肺”而已，我们简直非效喇嘛开打鬼大会不可。
一
名流之加多我离京时，只有一种感想，就是国中名流之逐渐加多；无论其实际上已入流未入流，都早已具了老成练达学士大夫的资格。其最痛心者乃此等名流，皆从新人物中补进的。惠灵吞喽，托福总长喽，江参政院员喽，（据说“江”为洪水，“虎”为猛兽，如何不怕！）已知名的不算，其余未成形的还多着呢！
今日回京所有的感想也不过是国中名流加多的利害而已。且两年前刚从外国回京，尚有三种愿望：（1）得西直门驴子而骑之；（2）得东兴楼虾子豆腐而食之；（3）得天下英才而拜访之。今日回京却聪明得多了：驴子及虾子豆腐固然还在，而好些往日理想中之所谓“名士”，却已被发现不过是些候补名流而已。
中国算来也糟。我本来很高兴的自慰，等那些头脑迂腐的老前辈死完了中国便好。只要他们死完了中国便有希望。可是如今细细一想，不但那些遗老没有死完之希望，且有繁衍孳殖，霸据中原之势。正是一个遗老未去，三个遗少又来；已成的“亡国大夫瘟国官僚”，正要功成名就，挟着外国钞票，跑到外国租界，去传他们种子的时候，未来的“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已相继而起。想来实在可怕，难道今日什么学生会学联会的激烈分子，将来也要全数变成学士大夫吗？所幸的是外国人，不大知道我们此中的底蕴。我们遇见他们时，还可以鼓起勇气接续说“等他们死去就好，死完了一定就好”--虽然我们心里头要想“不大一定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