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玉琪一个学生举家搬回香港，好歹今晩要请杨老师和“西母”吃顿饭。请玉琪吃饭是请不动的，但是明天就“拜拜”了，不能不去的。来了十来个学生一起热闹，有香港移民的，台湾移民的，大陆移民的。他们管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叫“竹笙仔”，就是竹子两节中间的那层膜，意思是西人把他们当中国人，中国人认为他们不懂中国文化把他们当西人，他们两头不通。中国移民中，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港人蜂拥，这两年不少港人又返回香港。讲国语的人越来越多，去大陆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说，他二十年前去昆明，一位十岁孩子很神气地说：美国算什么？这种对美国的一无所知令他吃惊。去年去南通，又一位十来岁的孩子说：我长大要考哈佛！这种言必称哈佛的口气也令他吃惊。他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玉琪正在把中国的变化搬进多伦多。玉琪在多伦多新开的一家中文书店，由大陆十六家出版社供书，一下成为多伦多最大的中文书店，大陆的书一下蜂拥进北美。今天玉琪走进书店，一位顾客说：你就是杨先生吧？报上天天在连载你的事。玉琪脸上一派茫然。他只是想做事，想做没有做过的事，画没有画过的画。他的内心深处有一股什么劲，总想实现自己的能力，再实现自己的能力。他说西方人重结果，中国人重过程。他么，不是不重结果，不过他的兴趣只在过程。他那张脸，笑眯眯圆乎乎的，像一只很招人的皮球，很容易使大大小小的球滚到他周围。一般人看到的，是他画画，或者他教画，或是他开书店。看不到的，是他发一只球要连续击中五六只球，做一件事要达到几个目的，虽然一个人其实一生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有学生问他学好国画要多少时间？他说：两千年。国画的基本功是对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
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传人。
他常常眯起眼晴看画的整体感受。我也想眯起眼晴看看他和他的学生们，找一下感受。担是一位学生带头高唱起《毕业歌》来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同学们，我们要兴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晩餐时又聊起文学，玉琪赞叹他昨天刚读完的贾平凹的随笔集。由贾平凹他讲到王安忆的小说，陈村的散文，程乃姗的《蓝屋》。我知道玉琪光是读《红楼梦》，就读了二十多遍。用他的说法，读一两遍的时候觉得不大好看，读三五遍的时候才读出点味道，读八九遍的时候被抓住了，读十几遍后那是真正走进去了。
玉琪八九岁时家里穷，没电，他每晩蒙在被窝里偷偷用手电照着书看。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手电还亮着，那是他看书看困了就睡着了，忘了关手电。这一夜得浪费多少电池！把小玉琪心疼得不行！他没想到心疼的，是他的眼睛，他九岁就得戴眼镜了。可是哪来钱呢？他姨娘把一忖用旧了的眼镜给了他，也不知是多少度的，反正他觉得戴了比不戴好一些。
玉琪十八岁的时候，就自认为是同辈中读书最多的。后来他在上海遇到一个比他小两岁但是比他读书还多的女孩，他再忘不了！他一年后再去看那女孩时，那女孩已经死了，贫穷，肺结核。玉琪讲起三十几年前的这个女孩，激动不已，说：她读的书能比我多三分之二！
他的雄厚的男中音，在屋子里扩散开来，扩散开来。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画家像玉琪这样重读书，一直在苦读。今春他去泰州，有人求他一幅行书。这种事，他只要答应了一个人，就会立刻出现一队人一一立刻排起了长长的队。玉琪来者不拒地晔晔写来，一人一幅行幅都不重复，给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我想，得读下多少古书才能有这样的积累！
我想起他说的，学好中国画要两千年。玉琪可以为老家泰州的随便什么人一人一幅字，也可以对海外这儿那儿盗用他名字一的假画，或是不经他同意就把他的画搬上挂|历的做法不置一词。他的学生说：老师，你为什么不打官司？可以赔你很多钱的。玉琪一笑：我哪有这个精力。
人的精力常常是不能分散的。有的时候，即使精力分散了再能收回来，也已经不是原先的自己了。
玉琪未必没有孤独感，但是绝无寂寞感。他把媒体全挡在了门外。他正在几小时几小时地酝酿和思考。年轻时有二十年的水彩画和油画的功底，才会有如今亦中亦西的绘画语言。他涌涌地觉得他就要有全新的突破，他就要找到他的国画世界语了。在他看来，未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是，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一一他要把他的世界语国画，全部送给中国。
玉琪讲到动情处，好像已经走进他的画境，走回他的中国。
这顿晩饭我和他都没吃什么。我说，本来我以为文章写完了，想看看电影了，这下我又得去加上一段。早知道不跟你聊。
他说：正因为你文章写完了，才和你瞎聊，本来也不过是聊聊而巳。你想，你的文字都写完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写的你都写了些什么，我那里有一大堆材料都没给你看。我也只是难得有你这么个人可以什么都谈的。
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玉琪要晩上才从旧金山回来。乘他不在，我白天也穿睡裙。天蓝色，白纱的圆领，又臭美，又舒服自在。但是，我忘了家里还有一个男人。“阿姨，你可以换衣服了。”莱斯理提醒我。一会儿我和丽君要去莱斯理的小学，参加他们的圣诞晩会。
我飞快地换好衣服背了书包下楼。莱斯理在楼梯下等我：“阿姨，你不用带书包。”他又行使男人的责权了。玉琪不在家的这两天，他好像长大了许多。在超市购物，一定不让我忖款，一定要丽君一起忖。我把我买的东西划拉到一起让售货员结算，莱斯理赶紧对售货员说：“Together！”示意我的一堆和丽君的一堆放在一起结算，坚决得完全像个大男子汉。我说，莱斯理，等你长大赚钱了，再给阿姨买东西。
圣诞前夕，家家户户在屋子外边都拉起了彩灯。或者是给房子勾边，或者把一棵棵松树打扮得好像一个个挂着大串饰物、穿起节日裙装的美丽姑娘。门前挂了干花蝴蝶结，院子里放了鹿车、圣诞老人。当然是为自己高兴，不过更多的是给大家享受。我想起中国百姓过新年，更多的是讲究实惠，譬如吃，譬如求个好兆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这些年大家对舂节的兴趣越来越淡化，或许正是由讲究实惠进而追求精神、氛围、心情、感觉、情调、意境。
晩上六点半，我们三人走进莱斯理的TerryFox小学，这是多伦多很不错的一所学校。一进过道，满眼全是学生做的工艺品，学生画的、剪贴的画。我一下明白了，加拿大为什么全民工艺化，为什么乡间小路能长出一个个Antiques店。我想照下来，刚照一张胶卷用完了。我书包里有新胶卷。“莱斯理，你给我换一下胶卷。”莱斯理什么都能做好。
走到莱斯理教室前，老师还没来，门还没开。莱斯理和几个学生站在门前，自然地排成队，只要是不止一个人，就自然地站成队。这种自小养成的有序，就好像早起要洗脸，睡前要刷牙一样。
忽然，队伍生动起来，莱斯理的眼晴辉亮起来，好像发生了令他们最快活的事。莱斯理捏起两只小拳头，别的学生也捏起两只小拳头，这是要做什么？我寻找他们的眼光的聚焦点，哦，老师来了，老朋友般对他们笑着。不知哪个学生快活地喊了句：“1missyou（我想你）！”老师也快活得叫：“Yeah！，，学生们大叫“Yeah！”“Yeah！”一下冲进教室。
原来，捏紧拳头是在准备冲锋，冲进他们心爱的教室。Yeah，Yeah地和他们老朋友老师在一起。老朋友的平等关系，最能释放个性，激发快乐的心情。世人总在苦苦追求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人生最难得的东西，就是一一快乐。
学校的圣诞晩会，每个学生都可以表演，每个学生都可以不表演，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服装最好上身白色下身黑色，如果没有白衣黑裤（黑裙）也可以不这么穿。
不知怎的我想起那辆三色冰淇淋似的蝥车，那个两岁的小孩一定要上瞀车，那位高大的蝥察尊重两岁小孩的意愿，把他抱上瞀车顶的“儿童游乐场”。
学生们晩会前都在教室里游戏，好像这只是个周末。晩会时学生们走上台去，男生女生的上衣，虽然几乎都是白色，但就是平时穿的短袖汗衫、长袖T恤、衬衫。认真看来，有的过长过大，这里的孩子常常穿过大的T恤。有的过短过小，显然是孩子长个儿了还穿着旧衣服。刚才在过道里，看到墙根下排满了总有一百多个大塑料口袋，学生们经常把自己穿小的衣服交给学校，学校再送专门机构处理后送给贫困的孩子。我在长长的过道里走，感觉着这种自小养成的对人的呵护。我好像走在那条原始森林里用碎木片铺成的小路上，松软温暖。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路边，不着痕迹地为游人指路，这种不知不觉的呵护！
校长致开幕词后，一位壮壮的西装革履的先生上台主持。但是，怎么的？麦克风里传出是小女孩的声音？他怎么发出女孩的声音？再看他其实很小，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这里的小学是八年制，外国孩子就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再加上笔挺的西服领带，我以为是年轻教师，可他还没变嗓呢！学生上台前或是上台后，一样的轻松自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西片里的儿童演员演来那么自然。
学生品种繁多，黑的，白的，黄的，棕的，好像加拿大的枫叶多彩而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从这里开始。最多的居然是中国孩子。学生唱圣诞歌，唱《欢乐颂》。歌声轻曼甜柔，好像圣诞夜，轻曼的雪片飘洒到灯光温暖的屋子上。屋子里，圣诞树下，黄孩子、白孩子、黑孩子一派欢乐、甜蜜，等待圣诞老人驾着鹿车远远地在天际出现。Jingglebells，Jingglebells，
Jingglealltheway。
铃儿响叮当，
铃儿响叮当。
圣诞的铃声响起来了。
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个新和一部被考灰古的历史。
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这么笑的时候，把他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几十岁。或许，他的人生是用倒插笔写就的？他14岁开始被人称杨老师、老杨，从来没人称过他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
我本想与他谈3天就走，没想到和他对坐了整整10天。他的人生之门一扇一扇地向我打开了。回忆是苦痛的。往事被我一点一点地翻捡出来。我们好像把一生的话都谈了。他送我驰向南京火车站时，我们一路无话。直到上了南京回北京的火车，我大约精神一松弛，上海口音趁机滑脱出来。他突然用道地上海话来纠正我。我说原来你会讲上海话？他说他只能讲上海话900句。自然这是套用《英语900句》。他继而一串串地学说广东普通话，比相声演员还相声演员。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熟了。刚刚熟，第一次见他调皮，就要拜拜了。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具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灿变幻的人生，要活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
他说他讲的他，不是别人想像中的他。我说他讲的他，也不一定就是他。有好几个视角就是好几个他。他笑。人家一笑眼晴变小，他一笑，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眼睛变圆变大，变童真变小孩。他平时看起来可不止43岁，真正笑起来却像十三四岁。他是谁？他是否清楚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价值！他怎么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真不容易。下一次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呢，所以一定要有痕迹。于是我又感到他那苦痛的孤独，他那孤独的苦痛。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不过他在车厢里，笑得透心透肺地快活。可能在过去的10天里，他把过去的他，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现在他鼓起两颊随心所欲地学说广东话上海话，他笑得喷红，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一种倒插笔。快分手时看到了他的小儿态，刚相识时见到他的却是老人状。1989年秋我在长途电话中和他约好，我10月19日离京，请他第二天上午在南京火车站左侧等我。然而我在南京站左侧茕茕孑立着，却不见他。我的大旅行袋把整个身子靠在我腿上，它倒惬意。小旅行包挂在我的肩头，耍赖似的往下坠。我呢，累得像一根站立起来的面条。
终于从车站右侧走来一个人。是他？是他。怎么从右侧走来的？他说他在电话中说的就是右侧。我说我记得是左侧。谁弄错他不像他，不像我模模糊糊地感觉着的那个他。脸有点儿浮肿，眼晴肯定很小。并不浓密的头发夹杂着不算稀疏的白发。穿着绝不醒目的可可粉色西服。脸色也如可可粉，整个儿呈粘土状。
他43岁。从这个年龄层往上，粘土含量往往偏高。我希望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他看上去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很规范。不高不矮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条，看上去体重140斤左右。问他，他说净重180斤。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是实心的？
他说和我通长途后他死死记住19日这个日子，所以他向泰州统战部要了一辆19日的车，准备从泰州开到南京把我接回。他单位里正好有一个人去南京看病，他就约那人坐这车同去。18日夜里，他突然“悟”出一个道理。19日离京是20日到南京。但既已订了19日的车，做人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叫有病的同志改期看病。于是这辆他要来的车19日清晨专程送那同志去了。他自己买张长途汽车票，下午坐上长途汽车，颠上六个小时到达南京。（我想他还不如坐上他要来的车三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然后休息休息呢。）19日当晩他在南京预订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好接我去泰州。事后知道司机要价300元。
我说这么贵？！他说这个司机看着蛮老实蛮舒服的。
由此我说，关于在南京站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不是说错就是他记错了。
他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转过半个头部不置可否地说一句：段悬案。”无非是无心破此案。他淡然一笑，或者只是作笑状，心里并没有笑。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罩子罩着。与他说话，他“呵呵呵”、“是是是”、“对对对”。他喝茶，杯里放上五分之四的茶叶，再冲上五分之一的开水，然后用根筷子拨动茶叶，使茶和水互渗。非这么浓的茶他才觉得够苦味。他说世上好饮的都是带苦味的，譬如啤酒、咖啡。我想，还有他那杯人生的苦酒。后来他讲及他青少年时期的压迫感，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不像真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在说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