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离开乌鲁木齐时，大家都在和家里人，和亲朋好友通电话。语气凝重，好像是临终告别一样。我也和家人通了电话，我在电话中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请妻子和儿子对着北方，面对落日哭三声。这话现在说来，似乎有些矫情，不过，当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罗布泊大神秘，我们正是这样的心境。
记得，我还和好几位朋友通了电话。一个朋友告诉我，到了罗布泊，跟在别人脚印后边走，千万不要单独行动。这话我在离开罗布泊，回到西安的家里之后，才知道这句忠告的重要性。原来，罗布泊三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在随时发生着变化。今天这碱壳上可以走汽车，明天你说不定一脚踩一下，地皮稀疏，你就要掉下去了。而下面是一百米深的卤水层，你大约会被卤成人干。
闲言少叙。九月十八口从乌鲁木齐翻火焰山，过吐鲁番，到达鄯善以西二十公里的连木沁镇。连木沁镇是地质一大队的驻地，我们就在一大队招待所过夜。记得翻火焰山时，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张作家一身棉衣，一直坚持。后来，终于坚持不住，脱了，仅穿一件汗衫。这成为大家一件趣谈。
以上是在地质一大队的招待所里，就着那张白木桌子写的。中亚细亚的夜晚，夜已经很深了，户外的景物还清晰可见。大地和天空，笼罩在一片柔和的白光中。
李娜的歌声。维吾尔族洋缸子。坎儿井。通往罗布泊的五条道路之一--迪坎儿乡。桃色上脸。
十九日早晨从兰新线上一个叫连木沁的小镇出发。连木沁我后来从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中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地名，重要的地名。其古老和重要，不亚于天山峡口那个达坂城。马仲英当年进攻新疆，曾在这里囤兵。而斯文？赫定的罗布泊之行，最初似乎曾有意从这里进入，后来怯于路途的险恶，改由罗布泊南面孔雀河方向进人。
我们离开兰新线，向正南方向驰去。嵯哦的山口。这些山奇形怪状，峥嵘可怕。这仍是火焰山向东的延伸部分。过了山口，还有一些绿色。葡萄架。一簇簇高挺的白杨。渐渐的绿色越来越少。过鲁克沁镇，几乎都是维吾尔人。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拖一个小孩，拦车。我们的车已经载满，于是只好歉意地向她摆摆手。
车上放起歌曲，李娜的《青藏高原》，高昂而美丽，像一只发情的母狼面对空旷、雄伟、暴戾的大自然狂唳。欣赏这首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一生能唱出这样一首歌，就算不白活了。
这声音是孤独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努力扩张自己。
同车的三大队总工程师陈说，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后干涸的地方。以前人们不知道。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给中国送了一套卫星上拍摄的照片，根据照片，我们才知道罗布泊干涸了。
路上堵车，前面有翻浆地。鄯善县公路段在修。这里还没有脱离人类的关照和社会秩序制约。
一辆大卡车上拉了一车维吾尔洋缸子。鄯善县的一个小伙子娶了前面小镇上的一个丫头，这车是去迎亲。
从兰新线的这一处进入鲁克沁小道车上一位朴实的富态的母性的维族洋缸子告诉我，她有十个儿女，她十三岁时结婚，十四岁时生孩子。现在，她的儿孙共五十口人。车上有她的三个女儿，还有她最小的一个孩子（七岁）。我和她交谈，在交谈中想起忘却了的一些哈萨克语言。比如多是颗木颗木，走是开台，吃是杰依搭，骂人是克囊斯给等等。我赞扬她的伟大，像一棵老树一样枝叶繁茂。她才四十九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
这时候已经进入荒凉的戈壁了。火焰山已被远远抛在后边，视野开始变得开阔。举目望去，偶尔，高处有几株沙柳，低处空旷沙漠里，有几团骆驼刺。
几位维吾尔兄弟在距公路三百米的一座沙山下面挖着什么，我们赶去架上摄像机。是在挖坎儿井。
地表水距地面只有四米深。下面便是潜流河。挖一口井，其实是将水引出来，截住，聚起，然后隔一节一个井，这水便一明一暗地一直通向公路另一面的村子。
挖井的人中，有人说坎儿井是林则徐发明的，有人说是王震发明的。但是多数人说是维族人自己发明的，古来有之的事情。
我同意这第三种说法。这正如我在前些年的一篇小说中，论证酸牛奶是舶来品还是国粹一样。
堵车的途中，有几个维族小孩骑车上学。一个小女孩穿一身红衣服，很清秀。她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司机老任曾经在这儿（艾丁乡）插队，会些维语，问她，知道她今年十五岁了，上六年级。我问她上完小学以后到哪儿上中学，她说不上了，回家结婚。
中午，我们在迪坎儿乡吃饭。说是乡，其实只有几户人家而已，这是进罗布泊之前最后一个乡了。这里也是最后一个有淡水的地方。我们吃饭，三大队的拉水车装水。这里是最后一个可以奢侈地喝水的地方。
我的脸突然火辣辣地疼起来。照照汽车反光镜，发现满脸通红，像要滴血。这一是气候干燥，一是我贪婪地看窗外风景，没有关窗户，被风吹的。这里没有卖擦脸油的，于是要了同车小王的擦脸油，把脸上严严实实地涂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