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思想的特性
时至今日，还能有人热衷儒家思想吗？若说是有，岂非怪事？其实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着，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而挥之不去，也无从拒绝的。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曾经留学外国，思想已趋成熟，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都显得心悦诚服。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思想分歧的时期，儒家思想战胜了道家、墨家、法家、自然派思想，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学派。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虽然有时际遇稍衰，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与儒家思想抗衡者，除道家在纪元后第三至第六世纪盛行之外，其强敌莫过于佛教，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佛教虽无玄妙精微，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识论的阐述上，也只能予以修正，然后即将重点移至儒家经典所已有之某些观念上，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视，但也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这也许是纯由于孔子个人多年来的声望地位使然，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负，对本门学说精当之信而不移，因而鄙弃佛教理论而侧目视之，或者始予宽容，当时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儒家也以平实的看法否定了庄子的神秘思想，也以此等平实的思想鄙弃了佛教的神秘思想。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但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看做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视为陈旧无用；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未免失当。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语，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对此一疑难问题之解答，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论语》这部书，是孔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使西方人对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这部书。但是《论语》毕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语录，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位次，因此若想获得更为充分之阐释，反须要依赖《孟子》、《礼记》等书。孔子总不会天天只说些零星断片的话吧。所以，对孔子的思想之整体系统若没有全盘的了解，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响，那真是缘木求鱼了。
简截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伦理性之方法，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要求人对于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神只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儿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帝国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订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别利害，辨得失。说来也怪，当时学者智士之间，国界之分渐渐泯灭，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或蔑弃礼教如老庄；或主张人人当亲手工作以谋生，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墨子则倡单一神只，崇爱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欲苦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此外尚有诡辩家、苦行家、快乐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哇以东之巴利岛一样。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学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礼记·儒行》篇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各派的差异。“儒”这个字，在孔子时便已流行，而称为儒的一派学者，大概是特别的一批人。他们在观点上持保守态度，精研经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们对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几段摘录文字足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在此等列国纷争、王室陵夷、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之际，孔子的教义自然不难了解，尤其是孔子以礼乐恢复封建社会的用心之所在。孔子的教义我认为含有五项特点，对于了解儒家教义至为重要。
（一）政治与伦理的合一
孔子特别重视礼乐，关心道德这些方面，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会秩序表现得更好，再没有别的字眼儿比“礼乐”一词更恰当了。孔子回答弟子问为政之道时说（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汝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见《礼记》第二十八“仲尼燕居”。）听孔子说这种话，似乎过于幼稚天真。其实从孔子的观点看，这也容易了解。我们若记得孔子对“政”的定义是“政者正也”，自然不难了。换言之，孔子所致力者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政治之上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论语》上有这样的对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换言之，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也暗示出来，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但是切莫误解的是，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在《礼记·乐记》中说：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他曾说，齐国再往前进步，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就达到了真正文明的地步，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
（二）礼--理性化的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因为“礼乐”一词在孔门着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乐”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在本书第六、七、八三章将有详尽的讨论。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政”与“礼”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而礼则是“事之治也”（见《礼记》第二十八）。中国这个“礼”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词表示的。在狭义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典礼”（Ritual），也是“礼节”（Propriety），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Good Manners）；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如前所述，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
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此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尊敬当权者。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必须表现在礼乐上。当然，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不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天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的，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Comte）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再者，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毫无疑问，他在气质上，一定是个“高教会派”的教士（High Churchman--英国国教中，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Episcopalian），或是个天主教徒。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所谓“我爱其礼”，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做缺乏意义的形式，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正式的仪礼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而且，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孔子也是一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论语》上此种证明很多（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同样，宴饮骑射在乡村举行时，伴以歌舞跪拜，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
所以，从心理上说，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儒家思想更赋予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爱好音乐，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并且虽在忧患之中，也时常弹琴自娱，因此，他对礼乐并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六十四岁时，删定《诗经》，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事实上，据记载，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时，开始教百姓歌唱，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并且向子游开玩笑。见《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礼乐的哲学要义由《礼记·乐记》可见：
“观其舞，知其德。”（见一国之舞，知其国民之品德。）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是抽象的；礼仪代表地，是具象的。）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见本书第六、七、八章）。
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即“正名”一说。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春秋》，其用意即在以“正名”为手段，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比如，帝王处死一叛将曰“杀”之，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弑”之。再如春秋那些国里，非王而自称王者，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即所以示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