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贵在时中。”“时”就是随时，“中”就是中和，所谓时中，就是顺时而变，恰到好处。
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是历代智者的忠告，更是一门处世的艺术。
我们常说：“贵在时中，”“时”就是随时，“中”就是中和，所谓时中，就是顺时而变，恰到好处。正如孟子所说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人的情感和欲望常常不自觉变化。讲究时中，就是要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看他会不会退而求其次，适当地退一步并不是懦弱畏难。当人生进程的某一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时，善于权变通达，心情愉快地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目标，这也是一种进取，是一种更切实可行的以退为进。古人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自不量力是做人的大敌。当一个人在一种境地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周蝗·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处世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处世艺术。中国人常说：“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隧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中国的君王，大多数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做臣下的在大名之下，往往难以久居。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范蠡乘舟浮海，得以终身；文种不听劝告，饮剑自尽。此二人，足以令中国历史臣宦者为戒。
古人言：“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极生悲”一语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但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往往是因快乐过度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动止失矩，结果不慎发生意外，惹祸上身，化喜为悲。
凡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大致上可以领悟乐极生悲的含义。
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雅致环境里，众贤毕至，高朋会聚，曲水流觞，咏叙幽情，这是何等快乐！王羲之欣然记道：“是日也，天朗气晴，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是，就在“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时，突然使人产生了万物“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哀，于是情绪一转，“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阵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真正的乐极生悲。
类似的心情变化可以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进一步印证。
苏东坡与客泛舟江上，“饮酒乐甚，扣舷而歌”，这本来是很快活的，偏偏乐极生悲。“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偏偏又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八个字真是把一个人由乐转悲之后的难言心境写绝了。
饮酒本是一件乐事，但多愁善感的人饮酒，往往会见物生情，情到深处反添恨。正如司马迁所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
乐极生悲概括地讲，是一个人因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而生出的惘然和悲哀，详情而言，是一个人对生活中好花不常开、好景难常在的无奈和怅怀。人的情绪很难停驻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人对世事盛衰兴亡的更替习以为常之后，心境喜怒哀乐的轮回变换也成为自然。
人在纵情寻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空虚伤怀，推之不去，避之不开，因为欢乐和惆怅本来就首尾并列。所以庄子在“欣欣然而乐”之后感叹：“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人只有在生命的愉悦中才能体会真正的悲哀。
所以，真正的丧亲之痛，不在丧亲之时，而在合家欢宴，或睹旧物思亡人的那一瞬间。人在悲中不知悲，痛定思痛是真痛。
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是历代智者的忠告，更是一门处世的艺术。
佛教讲“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为“缘起”，因此人生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意义。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无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无限，就毫无顾忌、妄肆而为。有的时候，更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强开的花不美，早熟的果难甜，天地的节气岁令，总有个时序轮换。《宝王三昧论》也说：“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适可而止”的人生，实可以作为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