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曹操有三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矫枉必须过正。
东汉末年过分看重道德，轻视实际能力，道德的形式主义化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要想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你光在这边说，咱们不能光看重道德，我们也要看重才能啊，才能和道德二者不能偏废，二者要并重啊！这话对是对，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过于中规中矩，不会引起社会上的讨论和反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曹操才故意公开喊出口号，故意强调：我偏要搞唯才是举，我偏要招聘不仁不孝之徒，我就不看重道德！故意引发争议，制造噱头。曹操并不是不知道德才兼备最好，他的求才三令，相当于一种行为艺术，故意采取了一个相对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第二个考虑，为自己辩护。
咱们前面讲过，曹操是宦官的孙子，被当时的儒家士大夫所看不起。就算曹操今天做到了曹丞相，但是儒家士大夫们还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暴发户，跟我们这些源远流长的士家大族，你毕竟没法比。曹操也不打算去学习这些士家大族，我也来附庸风雅，我也来装腔作势地挤进你们所谓的上流社会，没这个打算。曹操采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手段，我自己不会往上凑，但是我偏要把你们这些人都给拉下马，大家谁都别装，大家都拿出本色来。
所以曹操发布了求才三令，破除旧的道德观念，促成价值的多元化，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个性方式找到一个合理性的依据。你们讲究穿着，要戴礼帽，冠冕堂皇，衣冠楚楚，我偏偏不戴礼帽，我就随便系个头巾，你敢说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吗？你们讲究笑不露齿，那我呢，我偏偏要放声大笑，龇牙咧嘴，把满口的牙都龇出来，你有意见吗？
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高级社交场合的大型宴会上，吃饭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得是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把整个脸都埋进了杯盘之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满脸都沾满了米饭粒和菜汤。从此可以看出曹操这个人是非常随性的一个人（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
不仅是生活作风，曹操在他的婚姻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不拘礼法的性格。曹操的正妻卞夫人出生于倡伎之家，这个倡伎不是咱们今天说的性工作者，而是音乐工作者。在当时来讲就是唱个小曲儿、跳个舞，也就是卖艺的，出身是比较低贱的。曹操的妾呢，有好几个都曾经是寡妇，被曹操给娶了过门，曹操也不介意。而且曹操还专门叮嘱她们，说我将来死了以后，你们也别傻乎乎地在这儿守寡，没有必要，都赶紧找一个好人家给嫁了，这样就行了。但是可有一样，你们要记得跟你们新的老公宣扬我的好处（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由此可见，曹操这个人非常随性。正是因为求才三令的公开倡导和曹操本人的身体力行，到了魏晋时期，中国人终于能够从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迎来了个性解放的一个大高潮，史称“魏晋风流”。相关的故事，在《世说新语》里面记载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魏晋风流，魏晋时期，在玄学昌盛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极其富有个性和魅力的时代精神风貌，以狂放不羁、旷达率真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谢安、王羲之。）
第三个考虑，为自己的人才政策辩护。
为什么你们都说孔融是人才，我却偏偏要杀？就是因为他是伪人才！为什么你们认为道德有问题的人，我却偏偏要用？正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符合世俗的人才标准，却符合我的人才标准。曹操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举个例子，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名字叫作丁斐，这个人非常有才干，这时有一个缺点，就是手脚很不干净，喜欢偷拿公家的东西。司法官员几次三番告到曹操这儿，曹操总是大手一挥，从轻发落。司法官员就很不理解，就来问曹操，说大人您养这么一个贪官，这何必呢？这多大损失啊。曹操就对他解释，说我养着这个丁斐，就好像家里面养了一条狗，虽然有的时候会馋嘴，会偷点儿肉吃，但是他毕竟可以帮我捉老鼠，可以帮我看守粮仓。总的来讲，利大于弊（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
东汉末年的时候，野猫比较多，中国当时家猫还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担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那么什么时候家猫开始普及呢？根据明朝人张岱的一本笔记叫《夜航船》的记载，说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从印度取回佛经的同时，也引进了家猫，从此以后，狗就退居二线了，狗拿耗子反而变成了多管闲事。这是一个题外话。总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曹操他用人能够不计较一个人的小毛小病，能够发挥人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咱们前面说了，曹操实行名法之治，执法严格；这里又说曹操用人不计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贪污罪，曹操从轻发落。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
其实，这两件事情综合起来，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曹操。曹操名法之治，和咱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今天说的法治，是要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权，而要以法律作为我们判案也好，定罪量刑也好，唯一的标准。咱们上一讲讲到，曹操的名法之治，反对司法随意，但是他反对的，是你不能够随便拿什么感情因素、什么道德良心作为你判案的标准。但是不拿这些东西，不拿道德良心作为判别标准，那拿什么作为判别标准呢？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发代首，几根头发嘛，割了也就割了，下次还能再长；换来的是三军将士严格守法，利大于弊，所以我就选择严格执法、割发代首。杀丁斐，丁斐贪污的才几个钱？杀了他，给我造成的损失却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我就选择不严格执法，我就选择从轻发落。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这两者在曹操手里，只不过是两个工具而已，它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从求才三令来看，也是这个样子的，道德是虚的，对于我来讲没有用，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够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能带来，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没有用。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法律的工具主义。法律的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就一定是道德的虚无主义。
所以我们看，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虽然过分看重道德，虽然搞道德形式主义化，但是毕竟还拿这个道德来做一块最后的遮羞布，而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时候，遮羞布都不要了。曹操作为一个个体，提倡价值多元、个性解放，这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代表，公开提出道德没有用，这就会摧垮一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在曹操死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变得寡廉鲜耻。一个时代的精神被摧垮了。所以魏晋南北朝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而作为始作俑者，曹操难辞其咎。
三道求才令，突出反映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观点。有趣的是，曹操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坚持这一观点，甚至把“唯才是举”贯彻到了自己的家事之中。随着晚年的到来，曹操不得不把选拔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按理来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只需要立长子就可以了。但是曹操作为一位父亲，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也想搞一次唯才是举。那么，这次接班人的选拔，都有哪些候选人呢？曹操那么多优秀的儿子，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请看下一讲：《诸子夺嫡》。
曹操不仅选官用人坚持『唯才是举』，而且还把这一理念贯彻到了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在几个儿子之间，挑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让他们竞争上位。那么曹操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都考虑了哪些因素？曹操有哪几个儿子，各自的竞争力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