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就来抽丝剥茧，探索出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第一步，我们先把三份证言变成两个说法。
王沈的《魏书》为我们提供了说法A——正当防卫：吕伯奢的家人对曹操实施抢劫，曹操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郭颁和孙盛的证言可以互相补充，提供了说法B——蓄意杀人：曹操由于主观上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着一个不法侵害，从而采取了过激的防卫行为，最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八个人死了。这个从刑法学的理论上来讲充其量构成假想防卫，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那么说法A正当防卫，说法B故意杀人，到底哪一个才是实际情况呢？
第二步，我们用常识、常理、常情来推断一下。
首先，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就算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们又怎么会平白无故抢劫曹操呢？吕伯奢好歹也算是地方上的一个地主，家里也很有钱。为什么他的儿子们都穷疯了，没见过钱，就非得抢自己父亲的老朋友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疑点。
其次，就算吕伯奢的儿子们铁了心了，我就非得抢这人，那你也必须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吕伯奢的儿子们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场作战，同时又组建了一个犯罪团伙，以多敌少。曹操，虽然我们前面讲过，他做过游侠，会一定的武艺。但他毕竟是曹操，不是常山赵子龙啊，怎么可能在孤身一人、仓促应战的情况下，把一个犯罪团伙都灭了，自己却一点事儿没有，扬长而去？这是第二个疑点。
根据这两个疑点，我认为说法B故意杀人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真相：是曹操蓄意杀人，用宝剑杀死了手无寸铁的吕伯奢全家。既然如此，那么说法A就是伪造的了。这里面就又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王沈的《魏书》要做伪证呢？
第三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份证言的性质。
王沈这个人，是曹魏的官员，他写《魏书》是奉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他孙子曹叡的命令。所以王沈《魏书》的性质，是官修的本朝史，既然如此，他对于曹操早年间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就不可能不有所隐讳。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有一部史学名著，叫《史通》，这本书就评价王沈的《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因为时代的局限，隐瞒了很多事实真相，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可信度并不高。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因与当时史馆同事意见不合，不满史馆官僚作风，愤而写作《史通》，对先秦以来一直到唐朝的历史著作展开了系统的批评。《史通》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而反观郭颁和孙盛两个人，这两个人首先是晋朝人，晋朝人谈论汉末三国的事情，就相对可以放得开一点。其次，他们那两本书，也都是个人著作，言论自由度要高一点，所以敢于大胆地揭发曹操的老底。
最后，我们还可以请出第四个证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来做一个旁证。
您也许要问了，你不前面说了嘛，《三国志》不是对这起灭门惨案只字未提吗？为什么现在又可以让陈寿来做旁证呢？没错，《三国志》是只字未提，所以才奇怪。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肯定对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所掌握，那么他为什么却只字未提呢？原因很简单，《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所以要为尊者讳。
如果说曹操就像王沈所说的那样，是正当防卫，那陈寿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写进《三国志》里面。一个人灭一个犯罪团伙，多牛、多光荣的事情啊！反过来推，正因为《三国志》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讳莫如深，恰恰说明了吕伯奢家灭门惨案的真相是：
曹操故意杀人；
陈寿隐瞒事实真相；
王沈做伪证；
而孙盛和郭颁说的才是真相。
经过以上的四步走，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成皋吕伯奢家，一个凶手正在疯狂地杀戮。当他停下手中的屠刀之时，已经有八具尸体倒在血泊之中。制造这起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曹操。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吕伯奢家灭门惨案，身负八条人命的杀人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曹操。而他杀人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疑心太重，以为吕伯奢一家要加害于他。那么，曹操早年间制造的这一起杀人命案，对他的心路历程会造成怎样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