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儿子依然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丝毫没有进入冲刺阶段的紧迫感。我开始沉不住气了，每天一见到儿子就喋喋不休地督战。晚上儿子做作业，我像个尽职尽责的秘书，守候在电话机旁，拦挡着那些找儿子的电话。
铃不等电话铃儿响完第一声，我赶紧抓起电话，又是儿子的同学找儿子的。我轻声说：“他正在做作业，你有什么事，我转告他。”对方说有急事，很急的，恳求让我儿子亲自接。怕我不答应又补充说：“阿姨，我就几句话，不会耽误他多少时间。”我极不情愿地抬头欲叫儿子，发现儿子早已站在我面前等得不耐烦了，他从我手中要去电话。
我不放心，生怕又是哪位同学玩电脑游戏遇到了问题，找儿子咨询。近来，这类事情多极了。如今的孩子真没辙，功课再紧也要忙里偷闲玩儿几把，儿子又是玩儿中高手。我凑近话机，用力分辨着对方的说话内容。听着听着，我的心开始一阵阵发寒，为这位过早大人化、世俗化的中学生，也许主意是世俗的家长出的。那位同学想让儿子在明天的班干部会上投她一票，假如班干部多数通过了，她的名字就可以上报学校，再由学校继续上报。这可是市级三好学生的荣誉，高考要加10分呢！那位同学深知这10分的重要性。
儿子作为上报的市级三好学生，已经确定下来，还有一个名额，就是从打电话者和另一位同学中选拔一位。打电话者大概觉出自己不如人，才如此这般地搞起地下活动。
她的功夫果真见了成效，她的名字如愿以偿上报学校。
数天后，儿子告诉我上报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减少了。不等儿子把话说完，我解气地说：“白忙活了吧，就凭打电话四处活动这一条，她就不配！小小年纪，不像话。”儿子说我弄错了，上报的名单中有那位打电话的同学，儿子被刷下来了。“什么？”我气愤地瞪大眼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10分，10分啊！就这样被人抢跑了。”我怒得变了声调儿，真想立刻找人理论去。
儿子不为我的情绪所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轻松地说：“不就是加10分吗？把心思用在那上面，真没劲。”儿子在说我，还是在说那位同学，我不知道。站在刚满18岁的儿子面前，我一时语塞。
1997年8月19日《北京晚报》文艺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