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刘一莎在镇上见到了久未见面的小学好友华敏。自小学毕业她们就没见过。小学时，刘一莎的学校为了备战重点初中的升学考试，按惯例，从五年级起，从全年级挑出一个尖子班，一直重点培养到六年级，然后去考全市最好的重点初中。刘一莎和华敏原来就是同班同学，她们一起被挑到了那个尖子班。华敏小学时成绩很好，但是她身体弱，总生病，影响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她没有刘一莎那么幸运，没有成为9个考取重点中学的一分子。后来华敏怎样了，刘一莎并不清楚。这次偶然碰到华敏，两人在一家小餐馆一起吃东西，边吃边聊。
华敏告诉刘一莎，因为母亲是上海知青，她高中回上海读书了，现在在上海读大学。华敏说这次是陪母亲回来办内退手续的，退休后，妈妈的户口就可以转回上海了。
刘一莎问华敏：“你小时候长得像洋娃娃，听说你出生在新疆，你爸爸是新疆人吗？”
华敏：“我爸爸不是新疆人，是东北人，辽宁的。爷爷在国家商业部工作过，70年代初，他经过‘五七干校’改造后，被派到新疆去了，爸爸就跟着去了新疆。”
刘一莎：“‘五七干校’不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吗？为什么说‘改造’呢？”
华敏：“听爸爸说，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实际是变相劳动改造。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在庆安柳河办的，后来黑龙江模式被向全国推广，所以全国就有了很多所五七干校，商业部有自己的五七干校，在辽宁盘锦。”
刘一莎：“那你爷爷是在商业部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华敏：“我不清楚他是哪个级别的，总之，爷爷之前在中南海做过李先念的工作人员，后来去了商业部，到新疆后也是住大院的，有军人站岗。”
刘一莎：“文化大革命时叫商业部吗？比现在的内贸部时髦啊。我暑假刚去过北京，我大表哥在北京，他们家和内贸部家属院住得很近，他说内贸部就是国内贸易部，统管国内商业行为的，按理就是你爷爷曾待过的商业部。”
华敏：“你说的很对，就是由商业部转变而来的，听爸爸讲，建国初期那个单位叫贸易部，从1952年到1993年叫商业部，1993年以后改为国内贸易部了。”
刘一莎：“你爷爷被派到新疆，你爸爸怎么也跟去了呢？”
华敏：“那时爷爷在五七干校学习完后，本来也是可以回北京重新工作的，但是突然新疆有什么急事需要选派干部去，我爷爷最后被选上了，去新疆的条件是可以把家人一起带去，那时我爸爸在北大荒农场，我姑姑在内蒙古农场，爷爷考虑到可以一家人团聚，所以就决定去了新疆，所以我姑姑和爸爸后来都是在新疆的。”
刘一莎：“你妈妈是上海知青，为什么不从新疆回上海而是来了我们这里？”
华敏：“我妈妈家里也是很有故事的。我外公毕业于南京的一所政法大学，是学统计的，据说那个院校是极难考的。外公毕业后来到上海，国民政府时期叫‘上海特别市’，他在‘上海特别市参议会’工作。50年代初，外公因为在国民党的政府做过事，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押过，本来关押时间不长，指望放出来的，可是1957年，国家又发动了反右派斗争，要求‘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那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对民主党派也有冲击。我外公还在狱中，继续被牵连，没有放出来。后来，我妈妈1962年高中毕业，因为外公的身份问题，不能被大学录取。”
刘一莎：“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啊，在我们看来是历史，你外公一家人却都是亲身经历者呢。”
华敏：“是啊，我舅舅1957年也是因为外公的身份问题，没考上大学，接着1958年咱们硫铁矿就去上海招工了，舅舅就来了这里，听妈妈说，那年从上海来了很多人。”
刘一莎：“为什么去上海招工呢？咱们本地没人吗？”
华敏：“咱们市1956年才建市，城市人口几乎没有，1958年，东山硫铁矿大规模扩建，急需有文化的建设者，我妈妈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去上海招工了，可能有上海支援内地的意思吧。咱们市本身就是移民城市啊，不仅有上海人，也有东北人、山东人和转业的军人参加建设呢。”
华敏说的没错，江东市由于矿山建设、冶金矿业勘探等企业建设和城市基础建设，江东市有几次大规模的全国冶金和基建相关队伍支援当地建设，也曾有一批1000多名军人整体转制参与建设的，那些建设大军分次分批来自上海、齐齐哈尔、山东、洛阳、抚顺、武汉、大冶、本溪、唐山、太原、阳泉、天津、北京等地，多由冶金部等部门从全国调配而来。
刘一莎：“哦，你舅舅就是在那次招工中来的咱们镇，但你妈妈怎么也来了呢？”
华敏：“我舅舅来硫铁矿后，1978年因别人操作机器按钮失误，舅舅工伤不治去世了。”
刘一莎：“哦，太伤心了。”
华敏：“舅舅去世后，我外婆和公司领导说，她女儿就是我妈妈，在新疆，希望能让女儿来顶儿子的职。所以，我们全家就在1979年来到了这里。当时因为无法回上海，能来到这里，离上海近，所以来到这里我妈妈和外婆也是很高兴的。新疆的农场，冬天很冷，我在那里也总生病，妈妈很想离开那里。妈妈在新疆农场本来有机会当教师的，她高中毕业去的，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但由于外公的身份问题，妈妈错失了三次可以当教师的机会，新疆是妈妈伤心地，她很想离开那里。”
刘一莎：“顶职在80年代还很普遍的，我大姨父也是东山硫铁矿的，也是工伤去世的，后来大姨家的大表哥就顶了大姨父的职。”
华敏：“是的，顶职很常见，因为矿井塌陷时有发生。硫铁矿在日本人手里就已经开采了4年了，建国后，1958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开了几十年后资源接近枯竭了，开采条件也十分恶劣，所以矿井塌陷难以避免。”
刘一莎：“向阳铁矿露天开采，可能要好一些。”
华敏：“这个我不了解，应该露天开采安全性比井下要稍微好一些，像一些井下开采的煤矿就总有事故。”
在刘一莎的镇上，东山硫铁矿曾是新中国第一所中型化工矿山企业，也是安徽省最大的化工矿山。而江东市其实以铁矿石资源著称，至90年代，全市一共有4个主要铁矿矿区，最大的一个矿区在刘一莎所在镇，就是向阳铁矿。
刘一莎继续问：“你妈妈怎么去了新疆那么远的地方？”
华敏：“我妈妈是1962年高中毕业的，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上不了大学。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候上海的情况也很糟糕，几乎吃不饱，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而那时新疆的农场来上海招知识青年，妈妈就去了新疆。在那里的农场工作好几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爸爸。爸爸不是那个农场的，爸爸是因为爷爷从北京调到新疆工作而去的新疆。”
刘一莎：“你说这次陪妈妈回来办理内退手续，那么，你父母现在除了工作关系在这里，人其实是生活在上海的，是吗？”
华敏：“对，退休后户口调回上海，我们现在在上海和外婆住一起。”
刘一莎：“像你这样回上海读高中然后考大学的知青子女很多的，我们高中班级里就有好几个。”
华敏：“也有父母是上海人，但是不能像我这样回上海参加高考的。”
刘一莎：“为什么呢？”
华敏：“当时上海有政策，对上海知青子女有相应政策，可以回上海参加高考，但对‘支内’的上海人子女，可以回上海的时间比较晚，有的人就赶不上。你记得沈佳吧？”
沈佳是刘一莎小学同学。
刘一莎：“记得啊，她好像也是上海知青子女吧？”
华敏：“她不是知青子女，但是她父母都是上海人。她妈妈是随工厂从上海搬到宁夏的。那时，苏联和中国翻脸后，国家需要组织一批人研发军用设备。她妈妈就被从工厂抽去做军用飞机上的一种设备。当时被抽调过去的人都是很优秀的，还要成分好。像我妈妈是成分不好，没办法才去的新疆农场。”
刘一莎：“那她妈妈怎么最后也来了咱们这里？”
华敏：“我跟沈佳都是东山硫铁矿的，我们又是初中同学，所以她家的故事我都知道。沈佳妈妈不想呆在宁夏，离上海太远了。当时，沈佳爸爸的姐姐和沈佳的外婆在上海是邻居，她们两个人做媒，把沈佳的妈妈介绍给沈佳的爸爸了。为了照顾两地分居的夫妻，沈佳的妈妈就被从西北调到这里了。这里好歹也是江南，离上海近。这个情况和我妈妈来这里的想法很接近。”
刘一莎：“那他爸爸是知青吗？”
华敏：“他爸爸也不是知青。知青是直接下放到农村的人。我们镇上好多上海人就是当时在安徽各地农村当知青的人，招工时把他们招来的。沈佳爸爸是海军退伍来的。”
刘一莎：“退伍后不能回上海吗？”
华敏：“搞不清楚，反正沈佳说他爸爸很傻的，当时退伍时他有三个地方可以选，一个是苏州，一个是南京，一个是这里，那两个地方都是闲职，东山硫铁矿这里能学到技术，当时东山硫铁矿条件非常好，所以就来了这里。后来矿石资源接近枯竭，形势越来越不好。”
的确，刘一莎小时候，她所在的镇因为有两个中型矿山企业，还有其他一些收入不错的工厂和机构，当时很繁荣。
刘一莎：“我对你们的故事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就不知道为什么咱们镇上有这么多上海人，原来每家都有这么多故事。”
华敏：“我们镇上好多单位里都有上海知青，除了东山硫铁矿、向阳铁矿、那两个地质队、还有一些其他工厂都有上海知青，我以前每年暑假都要回上海外婆家住一段时间，那时车上好多从我们市回上海探亲的人，也有不少是咱们镇上的。”
上海是大城市，在当地人眼里，上海人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代表着时髦、见过市面，他们碰面会说上海话，外人听起来像外语。在刘一莎眼里，上海知青的子女穿的衣服很时髦，用的文具很漂亮。但刘一莎和这些上海知青的子女玩得都很好，大家没有分出小团队。刘一莎的数学老师也是上海人，很优雅，也喜欢刘一莎。
经过和华敏的聊天，刘一莎才知道了她所接触的上海知青子女的同学们的大致背景故事。估计其他地区的人来这里工作也有类似的故事。而华敏的家庭故事几乎就贯穿了整个新中国早期的主要运动，既是社会历史的缩影，又是家庭的沧桑经历，也是好多70年代生城市青年的家庭缩影，让人无限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