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本为国民政府的要人，后来卖国求荣，投靠日本。因为不识大体，大家对他的人格评价自然不高。很多情报人员因为识大体，即使被逮捕，宁死也不招供；杜月笙在上海处境艰难，但是他识大体，所以始终没有被日伪所利用。
人，要识大体，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领导干部的识大体就是要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那么，在新形势下，什么是“大体”呢？当前的“大体”就是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识大体就是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识大体有大气，还要有洞察未来的深邃眼光和统揽全局的宽阔视野。邓小平曾经强调领导干部“眼界要非常开阔”。他明确指出，“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风物长宜放眼量”。领导干部是一任接一任的，而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长久的。领导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应着眼未来、着眼长远，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决不能为了个人的“政绩”和升迁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行为。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洞察未来，还要求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一种未雨绸缪、见微知着的能力和本领。
战略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大局思维。古人讲，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不足以谋一时。目无全局的将军，即使争得一城一池，最终难免全军覆没；目无全局的棋手，纵然围得一子一目，最终难免满盘皆输；目无全局的领导，即使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也难有大的作为。毛泽东同志说：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
领导干部应当要树立全局观念，培养系统思想，讲究辩证思维，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牢牢把握和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统筹兼顾好各方面的工作。要抓方向、谋大势、管大局，注重研究和思考带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善于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担负的责任放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去把握，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衡量。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保证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不审天下之势，难应天下之务。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识大体、胸怀全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才能多一点大气，造就干大事、创大业、迈大步的超人气魄，才能在工作上从远处、大处着眼，未雨绸缪，创造辉煌的业绩。从大局着眼观察和思考问题大局意识在各类教科书里都不乏相关篇章，尤其在政治领域更是放在非常特殊的地位。大局，是指总的局面或形势。大局观念，也就是全局意识，是指人们通过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对整个局面或形势的综合认识和反映。大局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从大局着眼观察和思考问题，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大局。
1947年夏，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一线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须休整和补充。但邓小平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发来的“三A”紧急密电：“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提醒刘邓部队两个月内尽快挺进大别山，中途不能再犹豫，以牵制敌人，减轻陕北压力。刘邓看完电报二话没说，马上复电：半个月内行动！不到10天就出发了。8月中旬，刘邓大军克服了后有追兵、前有黄泛区阻隔的严峻困难，到了汝河。这时，前面敌火力阻击猛烈，后面敌追兵只有30里。刘伯承高呼：“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为了全局，指战员以血肉之躯果敢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几十年过去后，邓小平回忆起这事来仍激动不已，反复告诫大家：“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
讲大局，顾大局也是历代杰出政治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全党树立了洞悉大局、驾驭大局的光辉典范。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盛赞他办事公道，顾全大局。江泽民对此评价说：“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1989年，邓小平告诫领导干部说：“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对一些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看得远、想得深、抓得准，并能够作出及时而明智的决断，显示出一代战略家的恢弘气魄。
只有讲大局，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高尚的操守，才能不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不拘泥于个人的恩怨得失，真正洞悉世情，体察民意，做时代发展的先行者。
在中国，大局观尤其重要。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差异大、文化传统丰富的国家，这些都可能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说，中国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人多出智慧，但人多也就有太多的差异，也就容易产生矛盾，产生分歧，不易形成合力。利与弊，关键就是看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如何凝聚13多亿人口的智慧。就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在发展中如果忽视这样一个大局，就可能一叶障目，丢西瓜捡芝麻，就不可能处理好各种矛盾，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就会乱套，民主与法制建设就可能力不从心，经济也就谈不上发展，保障群众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领导干部要培养大局观，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尊重民众，借智于民，才能推动地区的发展。
树立大局意识至关重要
大局，即“整个的局面，整个的形势”。尽管大局是会转移变化的，但无论何时何地，大局观念、大局意识断然不能淡薄。因为大局事关战略部署，事关整体合力，事关人心向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才能最终实现的伟大目标。这个全局的目标，绝不是局部的利益、局部的成功所能代表和代替的。离开了这个大局，离开了这个整体，局部的利益没有多大意义，也很难存在下去。
比如，中国，对非洲的无条件支援，眼下损失的是人力物力财力，但可以赢得非洲人民的好感，更进一步使非洲各国政府对华友好，这样可以为中国赢得更长远的政治利益，还可能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政府大局意识的一个体现。
就拿现在的改革来说。在一些时候和一些方面，可能给我们带来阵痛或局部的损失，但从长远看，它要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要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以更大的利益。深化改革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功在未来。因此，不论今天付出多少代价，冒多大的风险，改革都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这是大局。只有维护这个大局，我们才能赢得未来，才能争取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繁荣昌盛。
这里强调大局意识，是因为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现象。有些干部，信息闭塞，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有的心胸狭窄，不顾大局，以邻为壑，只谋一地、一己之利。这是需要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树立大局观念呢？
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建立在分析大局、明确大局基础上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是反映大局、指导大局的。所以，领导干部应通过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了解大局、认识大局、理解大局，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把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
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确，凡是涉及全局的事，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涉及国家命运前途的事，就是大局。每一个领导干部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只有胸怀大局，将自己所负担的责任与大局联系起来，认清自己的方位，才能使工作有方向、有意义、有章法、有轻重缓急。
只有强化大局意识，才能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在事关大局和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必要时牺牲个人和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和整体利益。
高瞻远瞩，驾驭全局
大凡杰出的政治人物，都是经天纬地之才，而毛泽东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在制定政策策略和领导革命、建设中，总是全局在胸，凡事都能从更加广阔的范围和背景考虑问题，而不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就事论事。在利害得失上，他总是妥善地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关系，避大害，谋大利，而不计较一时的利害得失。这也是他高人一筹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之一。
“事未至而预图，则处处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领导干部必须思考战略问题，全局问题。成功的决策，总是和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连在一起的。
邓小平就是一位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政治家。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领导作风。邓小平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或军队工作进行决策过程中，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不仅自觉地坚持局部服从整体，战役服从战略，在中央统一战略部署下，坚定而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善于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体现驾驭全局的能力。
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了高度表现和展示。邓小平一直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所领导和指挥下的战略区本身也是一个全局，但相对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所以，他总是深刻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面图谋挑动内战，破坏重庆谈判，密令阎锡山以13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内战阴谋，赢得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邓小平与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果断地发起“上党战役”。邓小平在对部队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08页)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称：“在你们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无论是主政西南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始终站在维护全党大局上，从来不搞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讲到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具有统筹全局、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学习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总体构想，不顾此失彼，人为失衡；做工作要有序进行，不能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打乱仗；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现实与长远的关系，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急功近利。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大局和局部这对矛盾中，大局居于主导地位，对局部起着决定、支配、制约和协调的作用；局部处于从属地位，对大局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同时局部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反过来影响大局。大局与局部是辩证的统一。大局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对局部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大局与局部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有了大局才有局部，没有大局就没有局部，离开了大局，任何局部都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同样，大局是由局部构成的，离开了局部，大局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