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着箱子，拖着沉痛的左脚，往进站口走。北京站到处是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走着的。火车天天有，还有飞机、汽车，还有船，仍是运也运不完。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去？未必也像我一样，是迫不得已。
候车大厅满目是人，乌乌泱泱，我来到了去兰州列车的候车区。还有二十多分钟检票，我想我必须找个座位坐下，左脚肿胀感觉一碰即裂，这个样子站二十分钟我非疯了不可。但没有座位，所有的座位都有人，没人也有人的代表。我径直向放着一提北京果脯的空座走去。空座两边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看书，另一个抱胸垂首地似是睡了。我看了看他们两个，问：“这是谁的？”
正在假寐的汉子应声抬起眼皮：“这儿有人！”
“请拿一下。”
“人马上来！”
“来了再说！”
我口气强硬甚至带着点挑衅，此刻我被痛苦武装，无所畏惧。一直看书头也不抬的男子这时抬起了头来，颇有点好奇。汉子也是没有料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了把东西拿开。我坐下来把左脚抬起架在箱子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于是我的脚伤展现在了左右二位的视野里。汉子只看了一眼，复低头睡觉去了；那男子倒还好，脸上露出了点关注。
“伤得不轻啊。”他说。
“啊。”我说。
彼此这就算打上了招呼，当他得知我的最终目的地是敦煌时，摇头了，说敦煌当然值得一去，但是我这个样子去，白去。我告诉他我带着药呢，卫生科给的解痉镇痛酊就放在箱子里。他问我拍没拍片子。我说用不着，就是让人踩了一下。他说他的脚，也是左脚有一次给扭了一下，当时也是没在意，就当一般的扭伤治了，糊膏药抹药水热敷烤电，什么法儿都用了，总不见好，越疼越厉害，只好去医院看，一拍片子，第五跖骨骨折。折的地方没人管自己长上了，医生给砸开重新复位打石膏固定前后整整折腾了仨月，到现在，天阴时还疼。叫他这么一说我的脚越发痛起来了，嘴上却连连安慰自己：
“我不会。没看我还能着地呢。”
他毫无体恤：“脚背上五根骨头呢，断一根，着地是没有问题。就算没骨折，你现在也不适合到处跑，还跑那么多地方。”
我早就知道我不适合了，出门后不久就知道了。只是因了惯性惰性才走到这一步，现在经人一说，立刻觉着非回去不可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要真是骨折了，打上石膏，我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好办。要不，回家？……回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就有一次回家的列车。
一想到家，想到家里的妈妈，顿时觉着天宽地宽心胸开阔，眼睛都潮湿了。我到底还是有着一个家的，有一个无处可去时的去处，一个随时可以接纳我的地方。决心一定，立刻考虑行动方案。兰州的票就不退了，用它进站，进了站就去返家的列车那里，上车后补票。到了那边家里要是能来车接一下就好了，可是，怎么通知家里？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检票四十分钟发车，如果我腿脚正常，四十分钟赶到车站对面的邮局拍个电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只这么想想左脚就是一阵剧痛。要是有雷锋就好了。我扭着脖子前后左右张望，没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下意识打量坐在左右的这二位，右首的那个汉子，这回是真睡着了，鼻息粗重均匀；左首的那位已又开始看书，都是一副踏踏实实等着到点进站的样子，叫人没有勇气打扰。收回目光时无意瞥一眼那人看的书的封皮，眼前一亮，那居然不是金庸也不是地摊书刊，而是一本《现代军事武器》。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穿着便服的军人呢，跟我一样。心中虽然兴奋，但也没敢贸然开口。首先，即使他是军人也不一定就是雷锋；再者，学雷锋也不是不分场合没有下限的。让人在就要检票的时候跑出北京站，跑到马路对面去，为了一个素不相干的生人，冒着可能会误车的风险，谁干？这远不是顺便帮人拎个箱子或扫扫车厢那么简单。可我现在只有他了。
他约三十来岁，中等个。五官平淡，没什么特点，好的不好的特点均没有。肤色偏黑，毛色很好，板寸头漆黑放亮。服装随意得体，上身一件深蓝Ｔ恤，下面一条白棉布裤，凉鞋线条宽大简洁，穿着袜子。拿书的手指甲红润，修剪整齐。看样子还行。这时他扭过了脸来，我方意识到研究他的目光是过于专注了。我正好与他的目光相撞，脸上不由红了一红。他笑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说：
“快检票了。你就这一个箱子么？”
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确切地说，乐于助我的人。想也没想地，我突然就把我的打算请求对他和盘说出。不出所料地，令人难堪地，他没有回答。先是看了看表，想了想；又想了想，又看了看表。这时我再不说话再等下去就是愚蠢了。我说：“来不及了是吧？……其实也无所谓，到那边再说也行，反正是到家了，怎么都好办。”
“时间倒是来得及，停止检票前赶回来就行，我是卧铺，不愁没座儿。问题是我的东西怎么办。”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不假思索地道：“东西好办，我给你看着。”话一出口就后悔，我想请人帮着拍个电报还研究了人家这么半天，我凭着什么就能让人让我帮着看行李了？情急之下马上补充说，“我也在部队工作。”
“从前？”
“也是现在。”
他看我，明显审视的目光。也是，我这副样子，一件皱巴巴的布连衣裙，一条瘸腿，孤零零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哪里有一点点人们概念中女兵的影子——飒爽英姿？尤其是在这个当口说出，更像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一个无聊的玩笑。想到他会不信，且有充分理由不信，我有点急。事到如今，拍不拍电报都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关乎荣誉。我想也不想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那上面有照片有姓名有我就职的工作单位，当然还有年龄。我这个年龄已经避讳向别人说自己的年龄了，但是当时全然忘记。显然他没想到，颇有点惊愕，完全是凭着下意识把那个红皮小本接了过去。接过去后就像是接过了一个烫山芋，两难：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当然，“折衷”一说是我的揣测：看，但不细看；匆忙打开，瞄一眼就合上，就还给了我。然后，起身，走，走几步又回来。
“打个长途电话岂不更好？”
“我们家是军线。”
他又那样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把地址姓名电报内容写一下。我写给了他，他看着脸上浮上了一丝淡笑。我禁不住又一阵脸红，那正是本人的重要缺点之一，字难看，这也是日后我换电脑写作的重要动因。他拿着字条走了，我想起又一件该我想着的事。
“哎——钱！”我喊。
“回来再说！”
他答应着就跑远了。他的个子不是中等而是中上，站着看比坐着看要高得多：腿长。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分人材。对于男人来说，身材比脸蛋重要。
一刻钟后，开始检票。前后左右的人纷纷起身，拎着、拖着、招呼着，去排队。这时我尚能沉得住气，从检票到发车，还有二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着急，伸手将所有行李拢在腿边，以让腿能感觉得到它们存在，一双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候车大厅入口。又过去了五分钟，检票已基本结束，看着由拥塞变得冷清空阔的检票处，心里阵阵发慌。万一他误了车怎么办？我误了车怎么办？真不该去冒这个险，电报拍不拍真没什么要紧。万一，万一他因为着急撞了车呢？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就是在这一刻，他出现在候车大厅门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看到我时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如释重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拿着东西就走，前方检票员已经解开铁链子往栏杆上拉了，我们边喊边走，那一刻，我瘸着一条腿居然还能够走得飞快。
他是在差一分钟的时候踏上了他的那次列车，都没能来得及走到卧铺车厢那里，只能上车后再拖着行李一节一节车厢地挪了，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他刚上车列车员就收踏板关门了，接着，列车启动，我冲站在车门后的他欣慰地挥手告别，忽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钱！
这件事梗在了我的心里。为这个日后我还专门去邮局查了一下，所得结果使我越发难受：发那样的一封加急电报需五块多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多块，折合折合，这五块多钱得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多块。
我忘不了他拍电报回来看到我时脸上的如释重负，那一瞬，我心里有一种骄傲的快意。当时是没机会说，如有机会，我肯定得告诉他：别说你那只是两件行李，就是两箱子钞票，我心不动！这件事他做得也漂亮，在于己无害于人有益的情况下达到了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好事，那五块钱却成了瑕疵，我的瑕疵。他对此有什么感受？懊恼还是窝囊？
曾有一段盼着他能主动联系，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他知道我。但是他一直沉默，使我又想起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的工作证上那样匆忙地一瞥，未必知道我。
下火车后妹妹在车站门口接我，妈妈从干休所里为我要了车。看到我的脚伤后妹妹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工作的医院为我挂了急诊拍了个片子，还好，没有骨折。回家后同妈妈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妈妈津津有味地听完了道：
“这孩子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