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作不到六千字，手法陈旧思想幼稚。要搁今天这个文学花样翻新，出手就是长篇，十二岁小女孩儿都能写出诸如找男朋友要找“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这个词我就不解释了）”这样文字的年代里，我那东西只能是汪洋大海里的一个泡沫。但在当时不同，当时那的确是一件挺了不得的事。来自医院的夸奖羡慕嫉妒自不必说，我甚至还收到了读者来信。姜士安给我打来过一个电话，其时他已调到深海一个更小的岛上。电话中他说：“祝贺你！”那几天我正美得晕头转向，不假思索或者说是有点习惯了的，就把那祝贺收下了，都没想起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我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刻我的反应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就好比一件你喜欢的东西，虽说放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你可能都把它忘了，但一旦有一天发现它没有了，属于了别人，你会若有所失蓦然一怔。
在连队时姜士安一直是我的施爱对象，怜爱、友爱的爱。这是我从小的毛病了，看到弱小的或不幸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起。那时就常有大人说我将来适合做医生了，我想我那个当医生的理想，可能就是这样给怂恿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觉着姜士安是我接触过的人里最可怜的人了。刚下连有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识他，分不清他和排里的其他几个男新兵谁是谁。一律的瘦，矮，黑，一律的家乡土话。连队里农村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形象；一个连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村兵，加上穿着同一样的服装，短时间内他们在你的眼里会完全一样，如同一片树叶和另一片树叶。后来，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天两顿饭，下午，连队改善生活吃发面包子，他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他。那天的包子是白面的，馅儿是剁碎了的萝卜、油条和粉丝，炊事班为图省事把包子包得巨大无比，一个足有三两，我对面一个小黑瘦子一气儿吃了十二个：两只手一手掐俩，几口一个，吃完了转身再拿，拿了三次，直到摆在两排餐桌中间那几个巨大笼屉里各剩下一团湿漉漉的土黄色笼布，才住了腿、手和嘴，满脸的意犹未尽和幸福，那时我一个包子还没有吃完，顾不上吃了，只顾看了，看得都傻了，三两一个十二个大包子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啊，都吃到哪里去啦？老兵们含笑看着新兵们的吃相，时时对个眼神儿，带着过来人的优越、宽容和刻薄。新兵能吃这是常规，都是些农村来的穷孩子，多少年吃不饱饿过来的，而我对面这个小黑瘦子，似乎又是他们中间饿得最狠的一个。那天吃完饭洗碗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是：“姜士安啊。”颇使我不好意思，毕竟一个排的战友相处这么些天了。才发现他其实挺与众不同的，比一般的男兵都黑，都瘦，更突出的是矮，跟我差不多高，小孩儿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是山东农村人，初中毕业，今年十九岁。除了头一条，后两条都有点出乎意外，初中毕业在那时得算是高学历了，他这样的农村兵大多高小都没有毕业。
回宿舍发现雁南正躲在上铺吃桃酥，连队三令五申不准乱花钱吃零食，这规定似乎格外针对着我们女兵，雁南不怕。雁南的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员，即使她本人品格端良，也架不住来自各级领导的密不透风的另眼相待，毕竟她才十五六岁，是个地道的孩子。除了敢花钱买，为了吃，她还敢去偷。也是我们连的伙食太糟糕了，不知别的连队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我们连的司务长有问题，一天三顿两顿咸菜，尽管有时给炒一炒蒸一蒸，再炒再蒸，咸菜还是咸菜。主食一顿大米两顿玉米面饼子，一周两次白面。姜士安们也许无所谓，比起他们过去的吃不饱来说，生活是向前进了；对于我们，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倒退。雁南最常偷的，是猪油。趁炊事员不在，溜进伙房内部，从黑棕陶瓷罐里撅出一大筷子猪油，再舀点儿酱油，一块儿拌进热热的大米饭里，味道好极了！很快，猪油拌米饭在女兵里风靡。男兵没人敢干，女兵干这事若被发现，恶作剧而已，男兵被抓住被报告连部，那就是偷。话虽这样说，我每次干也是提心吊胆，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偶尔为之，但是，每一次，成功之后，吃的时候，我定要分出一份来给姜士安，不管多少。他太瘦太矮了，纯属营养不良。看他大口大口吃着我调制的猪油拌饭，我很满足。那满足有点像小时候为给一只没人要的小狗多一会儿温暖抱着它一块儿在外面挨饿受冻，为满足一个乞丐的索求奉送了自己的早点因此饿一个上午——是一种牺牲了肉体需要换取来的精神上的满足，雁南曾说我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做修女。我尽其所能对姜士安好，不拘是猪油拌饭，谁家来人带来好吃的我也会把分给我的那份分他一些。我对他比对所有其他男兵都好，因为不在意他，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他好。我所谓的“不在意”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比如，一个个子高而挺拔，从城市入伍或者是干部子弟的人，一个当时我所认为的我的同类，我就会在意，会矜持地保持距离。
雁南在连里待了一年就走了，上大学去了，我却去不了。当时我父亲已由军区司令部二级部长调任某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正师到副师，降职使用，那个年代这类事很多。母亲来信只简单陈述了这个事实，别的没说，但我本能地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再为我们做什么了。雁南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我正在值班。中午下班回来，雁南床上只剩下了一个光板，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没能送她，更为了我自己。下午是我们值勤分队补觉的时间，排长让女兵班出一个人查线，副军长家的电话不通了，我就积极主动地要求去了，这种时候睡也睡不着的，与其睁着眼干熬，不如出去走走。男兵班也出了一个人，是姜士安。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据老兵说海岛的冬天还没有这样冷过。近海的海水都结冰了，白花花一片，夜晚看时，假面具一样阴森可怖。海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通航，听深海几个小岛上的电话守机员说，他们早就不洗脸了，那些岛上的淡水全得靠船运去。后来还是海军派来了几艘破冰船，犁地也似的在冰海里轰轰地跑了好几天，才算开辟出了几条航路。那天的路面上，薄雪与冰冻在一起，又硬又滑，电线杆子朝北的一面一律半雪半冰。我们一路走着一路查，电缆没有问题，电话没有问题，是明线出了问题。明线出问题最麻烦，要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爬上去，一截一截线地试，我们从下午开始，一直查到天都黑透了，一直查到副军长家前最后一个电线杆子了，还没有发现故障在哪里。由于心情不好中午没怎么吃饭，这时候就感觉到饿了。走前灌了壶热水的，要喝时才发现水已结成了冰，军用水壶被冰撑成了一个球形。姜士安以为我渴了欲去给我要水，机关干部住宅区家家都亮起了标志有人的灯，我说我不渴就是饿令他颇为为难。是啊，要水可以，要饭——要饭怎么可以？
“韩琳，你坚持坚持。我抓点儿紧！”他说。说完，迅速套上铁鞋，咣咣咣，几下子爬上了最后那根电线杆子，手套都忘了戴。这一路，所有的电线杆子都是由他爬上爬下，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在下面看着东西。海风嗖嗖地刮，小刀子似的，我将两手笼在棉袄袖子里，仰脖看他。他笔直地立在天上，身体微向后仰，身后就是那屏深宝石蓝的夜空。那天的月亮很亮，冷冰冰的，他紧闭双唇两手不停，开单机，夹线夹，振铃，测试……一板一眼，如一尊无知无觉的铁人。
“你冷不冷？”看了一会儿，我喊。
“还行。”
“快好了吧？”再看一会儿，我又喊。
“从这到总机也没问题。……你现在去窗户下找电线接头，咱们测一测到那里的这段线。”
我背着磁石单机和沉甸甸的工具包来到副军长家窗下。这是这家人餐厅的窗户，副军长一家正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餐，窗子开了一道小缝，一股由各种气息混合成的家庭气味儿从窗缝里泻出。屋里一大桌子饭菜冒着腾腾热气，热气中是数不清的碗和盘子。屋里人都只穿毛衣，副军长毛衣都不穿，穿毛背心，脸上仍兀自亮光光一片像在冒汗……
“韩琳。”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站在我的身后。
“好了？”我一阵高兴。
他抱歉地摇头，在窗下找到了电线接头，却撕不开裹着接头的黑胶布，手指头不灵活了；再看他的脸，皮下已冻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的青，我赶紧把接头从他手中拿了过去，他叮嘱我弄好后把单机接上，他再上电线杆子，试一试这一段线路。
“你何必下来呢？叫我一声嘛。”我埋怨。
“叫了。”停停他又说，“你没听见。”
我再不好意思装腔作势，集中精力低头干活。
故障出在接头处，将锈蚀的线头用钳子剪掉，捋出一段新的，两下里接好，用绝缘胶布缠紧，通知总机试线。铃，电话响起来了，从窗外看到屋里的副军长向电话走去，我们收拾工具返部。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了中天，这天的月亮是满月，水银般倾泻进大海，使冰冷阴郁的大海漂亮了，生动了。我们踏着月光下闪闪的薄冰走，放眼望去，前前后后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冬天，没有风的海岛真静啊，静得像一汪水，一坨冰，静得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两双大头鞋一重一轻，咔咔咔咔，薄冰在鞋下时而发出细脆的破裂声。姜士安胸前交叉背着磁石单机和工具袋，两手拎两只大铁鞋，我只背一部单机和自己的水壶，却仍是感到疲乏。饿倒是不饿了，也不再冷，木了，只有心头的忧郁挥之不去……
“你想家了是吧？”走了一会儿，姜士安打破静寂。
“你呢？”我扭过脸去。他摇头。我问：“为什么？”
“……部队就是我的家。”
我不说话了。并不是反感他这样说——那时大家常这样说，带着相当的真诚——只是谈话的欲望没有了。
静静的海岛，静静的冬夜，只有大头鞋踏冰的声音，咔咔咔咔……
“什么是家？”姜士安又开口了，像是问我，又像自问。
这倒是我小时常思考的问题，还在幼儿园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家，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加上爸爸妈妈。但是此刻，我没有跟这个人说这种话的心情。见我没开口的意思，姜士安只好自己回答：“家，不就是亲人吗？来到部队，我觉着很温暖，特别是——”他猝然打住，停了停，才又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没爹没妈，我没有家。”
我大吃一惊。“没爹没妈也得有家啊。……当兵前你住哪？”
“爷爷家，姑姑家，叔叔家，轮着住。他们对我都很好，特别是爷爷，家里穷成那样，也得让我上学，学费也是由他出面，从各家敛。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要少吃饭。每到吃饭，有剩的不吃新的，有孬的不吃好的，而且，从不吃饱，只吃到觉着不那么饿了，就放筷子。”
“你爸妈呢？”
“听爷爷说我刚生下来不长时间妈就死了，后来爹又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吧。”
这是一件超乎我经验之外的事情——我父母双全家庭温暖——不知该对此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才好，泛泛说几句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也不大像话，想了想，就说了。“其实呀，谁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辈子，是不是？……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这番话之于我纯粹是鹦鹉学舌，是一种我认为与己无关的理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父母离我而去，至于结婚，也觉着只是别人的事情。却不料姜士安竟会被这种有口无心的话打动，闻此后那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幸而他什么都没有说。
几年后，我被我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
那天夜里，我一夜没睡，在医院靠海边那间单身宿舍里整整写了一夜。那是我第一个中篇小说，以父亲为原型。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以父亲为原型，写了一个从戎一生的老军人面临离休时的心态。小说发表后姐姐来信说：“你的小说对爸爸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开头还好，不到四十岁时第一次授衔，就是两杠四星，大校。那会儿，为了父亲我多自豪啊。同时，内心深处又那样热烈地希望父亲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将，将军，我崇拜将军！对一个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小孩子来说，军衔就是她用来衡量父辈成就和荣誉的唯一可见的标志。但是父亲再也没升，“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偏离了原先可能的轨道。先是被降职，后来复职，去了军区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地方任军分区司令。父亲是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经我们部队驻地，头一天我乘船出岛等候他们。北京吉普风尘仆仆开来，在我面前停住，车上母亲和父亲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和父亲一起，不管父亲是升是降，是去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说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当时的状态和神情。父亲满脸长途跋涉的尘土，仍遮不住由里向外渗透着的一种光辉，沉静，坚定，激奋，昂扬。母亲脸上的神情就是父亲心情的镜子，或是父亲心情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诠释：笑眯眯的。决不会单单因为官复原职，从大军区机关、正规军平调到地方部队，算什么官复原职？但那终究是一方相对独立的领域，他终究是要去那方领域里当一把手，就好比农民渴望自己的一块土地，一个军官，渴望的不就是一个指挥权吗？尽管那里穷，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隐约懂得了一点父亲，懂得了一点男人。但是，父亲的仕途到此为止，几年后，他被免去司令员职务，为该军分区的顾问，顾问即离休的缓期执行，父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阴暗的一段日子，父亲被降职时都不曾有过。母亲和我们姐妹之间的通信往来中，充满了担心忧虑。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把这一切写了进去：
可是，明显消瘦的爸爸并不因此多吃一点。每次晚饭后他总是默默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阵风掀起他灰白了的头发，他一动不动，显得那样苍老孤独。以前，妈妈总嫌他不知着家，现在，他在家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前，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尤其到节假日，简直让人心烦，电话也总是跟着爸爸追，睡觉都不得安宁。现在，家里实在太静了，因为已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尽管爸爸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但从他日见衰老的脸上来看，这样下去，简直要他的命。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不论年龄性别还是阅历，都无法准确揣摸出一个经历坎坷、五十多岁男人的切实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时，作者非得出来说话时，在小说的结尾处，我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出路，让他写回忆录。小说发表后不久，父亲就离休了。一次我回家探亲，就说爸爸你真的可以写回忆录嘛，要不，我来做你的助手？记得当时父亲笑了，没说话；我固执地要他说。他说：写回忆录，是需要一定职务的。心“嗵”地在胸腔里一跳，震得耳朵里一阵轰轰，我不敢再看父亲。这个事实我是知道的呀，这不是规定，是规律，规律比规定更无情更不可抗拒：谁会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感兴趣呢？你自己觉着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顶峰的胜利旗帜，所谓名将名人明星。以前我们从来不跟父亲谈论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谈论他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今，父亲自己坦然说出。面对父亲我检视自己：对于小说中的父亲，我安排他写回忆录凭的是想当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种偷懒；对于小说外的父亲，我得承认，我这样说纯是为了安慰，带着年轻人的粗疏和不负责任。就是那一次，我对我自己和父亲开始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剖析和审视，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对父亲的关心观察了解，恰恰是从他的要离休开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因为恰恰在他离休的时候，我长大了。
我把那次以及以后的许多经历感受，统统写进了夜里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我让主人公对他的女儿说：“我想过了，离休后，看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比如找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提供一些你需要的生活。”但这再不是凭着想当然和不假思索了，生活中的父亲真的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甚至在干休所我们家那幢二层小楼楼上——父亲离休前被调为副军职，也算是一种补偿——专为我留出了一间房子。他以平静达观的心态，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人生交替过程。我怀着天真真挚的情感，怀着与父亲交流的渴望，怀着得到父亲欣赏的期待，怀着给予父亲安慰和满足的热切，夜以继日，改完了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书稿，打算写完后亲自带回家，再让父亲看——初稿他已看过——再提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起床号响时我刚好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身心无比轻松地脱下棉大衣准备出操，夜里起风了，屋里很冷。刚下楼听到有人叫我，说教导员让我马上去科里他的办公室。我感到奇怪，一路上做了无数的猜测，但对即将到来的，竟是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告诉我，早晨，医院接到上面的电话，我的父亲于昨日晚上在军区总院去世，死于心脏骤停。父亲住院我是知道的，臀部疖肿引起轻微发烧。在跟妈妈通话时我还就此开过玩笑，说凭爸爸这样的年龄能因一个疖子发烧，说明他机体反应能力很好，很年轻——为什么会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通知我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可是没有船出岛，头天夜里海上就起了大风。我给家里打电话，中间经过了无数总机，电话是妹妹接的，声音很小。
我喊：“爸爸怎么了？”
她说：“爸爸……没有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爸爸！我要最后摸一摸爸爸的头发，爸爸的脑门，爸爸柔软爽滑的大手……可是没有船出岛。各船艇在接到大风警报后就躲到了安全地带不再出航。十级大风刮了两天两夜，阴云低罩，海面墨黑，一排排巨浪咆啸拔起顶天立地如面目可怖的黑色怪兽。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大风之后是大涌，大涌两天才停，从岛里乘船乘汽车乘火车日夜兼程到家还要两天，于是，六天。六天里亲爱的爸爸早已化作青云飘然飞去，去了一个为女儿所不知的远方永生不得相见——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
我返回部队，乘一艘军用登陆艇进岛。
正是秋季，傍晚，海上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刻。来自八方捕捞对虾的渔船云集码头，各自开始生火做饭，支支炊烟笔直上升，上升着融化于无形，变作了海上的氤氲；海水平滑如镜，映照出天空的脸，大红大金大蓝大紫，色彩浓重无羁奇异诡谲，美得令人心碎。从前我们常在这个时候结伴来到码头，在各个渔船上跳进跳出跟渔民们讨价还价。不要鱼，不要虾，只要螃蟹。鱼和虾水产收购，渔民们卖给我们时就不会便宜多少。螃蟹水产不要，冰冻了没人敢吃，活着运出去当时没这个条件。水产不收购的渔民们就会卖得便宜，最便宜时我曾跟他们讲价讲到螃蟹七分钱一斤。回到宿舍，点上小煤油炉，将螃蟹用脸盆煮，上面扣一只脸盆做盖。随着水温上升，螃蟹将脸盆抓得咔咔作响，需要人将上面的脸盆紧紧按住。煮好了，就着盆吃，另一只盆吐皮儿用，两三个人一晚上就能吃出一脸盆的皮儿。
那时候的我父母双全，幸福得像个傻子。
“是韩护士吧？”我回头，一个士兵，看着面熟，大概是在我们科住过院的病号。我对他笑笑，不知姓什么，就不叫。“韩护士干什么去了？”
“探家。”
“家里都好吧？”
“好。”
“小韩！”又有人叫。是曲干事，宣传处的头号笔杆子，戴一副白边眼镜，脖子奇长，按身高应该穿一号军装，实际上才穿三号就刚刚好。“小韩，最近又有什么大作？”
“哪有。没有。”
“给你提供个素材？”
接着他便说了起来，是一个有关领导的讽刺笑话，还没说完自己率先笑成了一团。此类笑话我听过无数，这是其中比较拙劣的一个。但我也跟着笑，拼命笑，笑得直咳，大笑中恍惚听到又有人叫我，心里禁不住一阵厌烦。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我累了。可惜我们医院是岛上唯一的医院，认识我们的人必然多我必须接受折磨。但这回这人对我的称呼跟别人不同，既不是“韩护士”也不是“小韩”，他叫我：韩琳。
是姜士安。站在离我不远处的船舷边。一认出是他，泪水夺眶涌出。我从护训队分回岛里医院时他已调走了，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迎着他走去，泪水在脸上狂奔。他向我伸出了双臂，倏然间，又缩了回去，两只手因不能作为而不停地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
“韩琳，怎么啦？……韩琳，你别哭啊！……说，怎么啦？别哭，别哭啊！”他连连发问，担忧，焦虑，焦灼。
我深深吸口气正待说时，一个人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冲他叫了声“姜营长”，姜士安回叫那人“高参谋”。高参谋道：“前天打电话找你，你们营文书说你回家了，老婆生孩子，男孩儿女孩儿？”
“有男有女。”
“双棒儿？”
“双棒儿。”
他有孩子了？他结婚了！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他自己的家了他已不再是我的同类！奔腾不止的泪水刹那间止住迅速干涸。他和高参谋说话。我掉头看船后的大海。大海被船身犁开了一个巨大的锐角，雪白的浪花在船边翻卷，跳跃，时而飞溅上甲板，刷，从甲板上流过，复返归大海，带着无数的泡沫。
高参谋终于走开，姜士安得以转脸向我，没容他开口我便问他：“你结婚了？”
“啊。”他看着我的脸，急急道，“这事我告诉过你呀，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在护训队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信，那年的五一节。”
“噢，对。”我点点头，冲他笑笑。然后不论他怎么问我刚才怎么了，我都不说，直到我下船，直到那船载着他继续向大海深处驶去……
晚上，我从床底下拉出了我用来盛信的纸盒子，找到了他说的那封信，褚黄色的信封，盖着三角形的军邮戳。我把信抽出，打开来，看，一字一字。在信的最后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
我慢慢地把信合上，装好，收起，怀着一种“永别了”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