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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时代的魔方(2)

喝着喝着,皮书记的话题开始往钢铁厂上引了。而伯父却装聋作哑,不去附和。皮书记讲了市钢铁厂开工以来的压力,以及对注入资金的渴望,父亲喝了一大口酒,指点着皮书记说道:“你这个老皮啊,五八年大炼钢铁还没折腾够呀!打你进了地委,大项目小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别的咱就不说了,就说我的工资单吧,经常是缺胳膊少腿的,你搞集资上瘾是不?你瞧瞧你搞的那些项目,有几个天长地久的?咱们这一带,有矿石,还是有焦炭?你搞的什么钢铁厂啊!”

管书记正想替皮书记辩护,却让皮书记给止住了。他看似很动情地对父亲说道:“老营长批评得对呀!这些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默默地替老百姓做事情的少了,浮在表面上,不计后果,不管长远,做一些假大空的事情多了。问题看似出在个别人身上,其实,主要是机制问题啊!考察干部,不看实在东西,让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给遮住眼睛了。”

管书记也随即说道:“还是皮书记看问题深透呀!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都迫切需要改进呀!”

父亲并没有被他们的反省所感动,相反,看到他俩这番表现,情绪更加高涨了:“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呀,不光是在我这里,一说到问题,比谁都清楚,讲得是一套又一套的,可偏偏就是讲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为啥?你们变了,变成了‘官’,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公仆’!”

父亲的话,像连珠炮,把皮书记整个儿给打懵了。他鼻尖上泌着汗珠,有点儿坐不住了。这时,恐怕他是不会再考虑外商的问题了。

管书记像吃了一粒苦药,难受的面部表情都扭曲了。

作为半个东道主,黑大牙窘迫之状更加明显,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寻机赶紧散场。

伯父也觉得父亲有点儿过,但局面已经这样了,他再怎么圆场也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干脆不轻不沉地也递上了两句:“世勇沾酒了,说了些过头话,大家别往心里去。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是靠老百姓起家的,暂时糊涂了,很快就会改的。脱离了老百姓,对老百姓都没感情了,还有不败吗?老蒋往台湾跑,咱总不能往海南岛跑吧?”

就在这时,黑大牙偷偷一脚,踢倒了一只暖瓶,随着砰地一声,大家拔地而起,三位客人赔着笑脸,逃走了。

可惜我家一只暖瓶呀!

没法子,我只有进了镇上的供销社。

幸好,供销社孙主任跟我伯父好面,根据我的身体状况,他在火车站票房附近开了一个小文具店,让我一个人照料,可以随时开门,任意关门。孙主任越是这样,我越发不好随意,我天天像坚守哨所那样守候在文具店里。文具店,也因为我的坚守,变得风生水起。

文具店除了文具,还有图书和工艺品。自打开业以来,我发现有一个扎着短辫,穿着白运动裤的女孩经常光顾,她的眼睛很精灵,身材也很柔美,即使穿着宽松的运动裤,也会时不时地闪现出苗条的曲线。那时,一些“文革”违禁的书刚刚“解放”,她抱着一本《林海雪原》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我看出她喜欢,也看出她没钱买书,就略施了讨好她的一计:那天上午,在我开了店门不久,她又来了,我告诉她,接到了物价员的通知,那本陈列的《林海雪原》半价处理。她一听,特高兴,说了声“你给我留着”,就跑了。不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拿来了几张毛票,并珍重地接过了我亲手递交的书。

可是,没几天她就看穿了我的伎俩。她又一次到店里来,转悠了一圈儿,用漂亮的眼睛瞟着我说:“我不信你了--你这里怎么就一本半价书呢?”

我像做了什么错事,脸上火辣辣的。

她扑哧一声笑了,冲着我说:“看你的脸吧,谎话都写在上面呢。”

我更是不好意思,垂着头。

“还抓过特务呢,连个玩笑都抗不住。”她嗲怪道。

听话音,她是了解我的。

就这样,我们正式相识了。她叫于莲莲,一个很土的名字,但长得却不土。她小我一岁,刚刚从县卫校毕业,由于是农村户口,一直没能安排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竟是刘医生的养女。原来,刘医生受迫害期间,妻子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返回了广东老家,后来,刘医生平了反,娶了在沙埠村干赤脚医生的一个寡妇,那就是于莲莲的母亲。

我跟于莲莲的恋爱正在悄悄进行中,就被母亲给发觉了。向来对我不太关心的母亲当着伯父伯母的面,对我说:“你怎么不动脑筋,你是城镇户口,怎么找一个农村姑娘?你让我们的老脸往哪搁呀?”

虽然我反对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却也理解母亲。那年月,城镇居民跟农村百姓的差距太大了,可以说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城镇子女跟一个农村子女谈情说爱,社会上就会有人笑话,说那个城镇子女无能;也只有被挑剩下的城镇子女才会去选择农村对象。更何况母亲是个要脸面的人啊。看来,遇到了具体问题,佛祖的信徒也会变得众生不平等起来。

我毕竟是母亲的亲生儿子,她这么一说,闹得宽和的伯父和慈祥的伯母也不好表态了。我的爱情只好转入了地下。

初恋的人都有体会,当你的情感遇到了阻力时,迫切需要一股力量的支持,那怕这股力量只是一句干瘪瘪的话啊!我曾寻求过信赖的伯母,她却只是无奈地叹气。我又找到了敬重的伯父,他却哈哈笑了。真让我摸不透啊!

见我沮丧,他又说道:“老四,你还见过世面呢,遇到了事就一根筋呀?”

他又比画着说:“我做了大半生买卖,这婚姻呀,也好比一桩买卖,需要各种条件的平衡对比。当你遇到了障碍,就不会把条件给它转换了吗?”

当时我的确似懂非懂。

他却把话题换了:“我快退了,还有些生意上的老关系。我想利用火车站的优势,将来自己做一个货栈。明天,我就去胶东,找地区粮油进出口公司的赵经理。”

这,哪跟哪的事呀?跟我的爱情靠边吗?

伯父从胶东回来不久,于莲莲就接到了一纸通知,让她到胶东地区粮油进出口公司卫生所上班。虽然属于合同工,农民身份不变,但她毕竟在城市工作。

这时,伯父才跟我交底儿:“赶紧找你妈去,就说于莲莲是胶东人了。要是再有多嘴多舌的,你妈也有挡箭牌了--我儿子是乡下的,人家可是城市的呀。哈哈哈。”

伯父笑得很自信,笑完了,忽然悠长地说:“刘医生一生太苦了,我盼着你们成呀!”

果然,我跟母亲一说,她就把头扭了过去:“你爱咋办就咋办,我不管。”

哈哈!

往后,谁再把爱情说得那么纯洁,小心那些光棍汉们给你耳光。在中国农村,可有六百万光棍汉,难道他们都不值得爱吗?

有了桃花运,其他的运气就不在话下了。

我的文具店由于经营额越来越高,把孙主任给惹恣了,他一声令下,由两小间扩到了四大间,还给派来了两个营业员,我也摇身一变,成了门市部经理,大小也算是个官了。

说句不恭的话吧,我的运气也给家人带来了福分。伯父退休了,在火车站开办了一家“关东货栈”,由东北发来了一车皮黄豆,转手给了胶东赵经理,一把挣了六千元;父亲吃了刘医生配制的戒酒药,作用虽然不太明显,但至少见成效了,喝酒的数量减少了一些,缺少了酒精的催化,他为人处事就不再那么张狂了,这样,人们也就愿意接近他了。

更可喜可贺的是,于莲莲在胶东渡过了一年的试用期,劳动合同续签了三年。带着这种喜悦,她回了趟家,要与我搞一个定亲仪式。在我们那一带,男女定亲甚至比婚姻登记重要。

伯父高兴,在车站新开的“胶东大酒店”订了一桌大餐,约着亲友们一聚,顺便把我跟莲莲的关系明了化。用伯父的话说:“咱们来个土洋结合。定亲就不搞通俗的仪式了,双方亲人一起喝喝酒,热闹热闹就行了。”

双方亲人陆续聚集到了酒店。莲莲她妈以及莲莲一出现,我的家人就围拢了过去。由于同在一个镇上,相互有所了解,所以聊起来无拘无束。

父亲指着金碧辉煌的酒店说:“你瞧瞧,你瞧瞧,多浪费啊!”

母亲瞪了他一眼:“不懂,就别瞎说!”

父亲仍然改不了指点江山的习惯:“你再瞧瞧,再瞧瞧,不就是一个饭馆子吗?还叫啥大酒店!”

“叔,”莲莲的嘴今天特甜,“改革了么,啥新兴啥呀。”

伯母却抚着莲莲的手说:“其实哪,这也算不上新,早年在哈尔滨,这种称呼多着呢,尤其是老毛子开的饭馆子,都叫大酒店。”

“呀,伯母还到过哈尔滨?”莲莲感到惊奇。

伯父却在旁边笑了:“莲莲,你伯母可是有来头的。一门双烈士,走过南闯过北啊!不但到过哈尔滨,苏联、朝鲜,都有她的足迹。”

“你就别提那些陈年旧事了。”伯母朝着伯父笑道。

父亲趁机插科打诨:“大嫂,你的双枪是不是也百发百中啊?哈哈哈……”

“什么枪呀炮的,我最不喜欢那些东西了,要不,我也是个女将军了。”伯母瞥着父亲,不咸不淡地说。

伯父正想说什么,却又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他走到莲莲妈跟前,小声问道:“刘老弟啥时来呀?”

莲莲妈答道:“他只说让俺们娘俩先走。”

伯父一寻思,立刻给了我一个眼色。我心领神会,跑了出去。

进了未来的泰山大人刘医生的家门,发现他还仰在沙发上看那台黑白电视,一点儿也没有将要出门的意思。

见到了我,他不失礼节地说道:“我还有个预约的病号,有莲莲她妈去就行了。再说……”

他后边的话没说完,但我明白画外音,无外乎他觉得女儿不是亲的。

见他态度坚决,我只好告辞了。

听了我的悄声汇报,伯父顿时皱起了眉头。他对我说:“你先帮我照应着,我去!”

还是伯父有本领,不一会儿,伯父回来了,后头跟着微微垂头的刘医生。

开席了,父亲建议按照年龄每人整两句。伯父义不容辞,说起来声情并茂:“这人可真不禁混呀,我们还一直没觉得长大的,孩子就要成家了。其实,人这一辈子折腾来折腾去,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子女吗?只要他们心满意足了,当父母的,就是受点委屈、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刘老弟,你说呢?”

他把话题递给了刘医生,本来也轮到刘医生发言了。

刘医生神色凝重,望望莲莲母亲,望望莲莲,又望望我,最后把目光转到了伯父脸上,他未等开口,眼睛已经红润了,莲莲和她的母亲,几乎同时也闪动起了泪光。不知道是来自刘医生的情绪,还是来自伯父的感动。

“世文老兄,”刘医生的声音有点儿颤,“你若是当了大夫,有时恐怕就用不着药了,用你的话语就行了,我不是贬你啊!我听得出来,你前面的一大半话,是说给我的。是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我的心伤透了,也给扭歪了。该受罪的没受罪,不该受罪的偏偏受罪,我能不忿吗?可是,人生如梦啊,为了孩子,为了他们的幸福,我们这些老朽,还有啥放不下的呢?莲莲,来,给我倒上一杯酒,尽管我从来不喝酒,但是今天,我要先敬你们苏家兄弟一杯。”

父亲还在仔细品味着他刚才的话,一听到有人敬酒,忽地站了起来。

伯父却咂着嘴,很木讷地端起了一只酒杯。

“世勇啊,”刘医生先将酒杯擎到了父亲跟前,“你整了我也不少吧?可我不恨你。”

刘医生又将酒杯转向了伯父:“世文兄,你的为人,我是没的说呀!有些事情,都是命呀!我慢慢也明白了,是命,谁都抗不了啊!我们成亲家了,更要成为好兄弟呀!”

三人干了一杯,那酒飘着心酸,飘着芳香。

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刘医生不愿意来的真正原因。

酒这东西,真是神奇的粘合剂啊!三巡过后,场上的热烈气氛几乎燃烧了起来。

酒店公经理走进了我们的雅间,他拿着一张节目单,说是要给我们助兴。父亲问他怎么个助法?他指着节目单介绍说:“如今,老电影都解禁了,我们这里有一百多部新老片子,你们想看啥?只要是有的,咱都能办到。”

母亲问道:“你是不是也安了那个……”

“录放机。”公经理答道。

“好,那就来个战斗片吧。”父亲一喊,大伙儿都随和。

“来啥战斗片呢?”公经理问。

“《兵临城下》,打长春那段。”父亲喊道。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活得最恣意的战争年代。

伯父却巧妙地阻拦道:“哎,老三,听听人家刘医生的意见嘛!”

刘医生苦笑了一声:“世勇当然愿意放《兵临城下》了,打长春,他是胜者为王,我是败者为寇啊!”

“内战的咱不放了。”伯父摆摆手说道。“放个打鬼子的吧!”

公经理把抗战的片子目录递给了伯父,刘医生也凑了过来,端详着说:“都是些游击战的。”

“咳,这话说的!”父亲喊道。“打小鬼子,不就是靠着游击战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嘛!”

“这只是一种说法罢了!”刘医生不轻不沉地顶了父亲一句。

伯父也说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光靠零打碎敲的,那是不成的。编个小说,弄个戏文还可以,当真了,就是扭曲历史了。打小日本,如果没有英、美、苏三强,没有正面战场的二十多次大会战,恐怕得打到现在。”

“大哥,可别这么说。”父亲有点儿急。“八年抗战,八路军敌后武装抗击着一大半日军,几乎全部的伪军,这是事实吧?”

“这就看‘抗击’这个词儿怎么解释了。我一个人到了美国去,回来说是抗击了全部美军,也行吧?”

刘医生默默地笑了。其他人也跟着偷偷地笑了。父亲却窘在那里。

母亲小声告诫伯父说:“大哥,小心啊,再搞文化大革命,革了你的命。”

伯父满不在乎地答道:“都土埋半截了,不在乎了。再说,现在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不会再那么乱了。”

父亲仍揪着刚才的话题,非要跟伯父论个长短:“大哥,你没听一首歌吗--‘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赶走了蒋匪兵’。”

伯父不紧不慢,反问道:“一首歌就能说明一场战争吗?”

刘医生中间做开了调和:“以我之见,就中国大陆架来说,打败了日军,主要是国共双方的紧密配合。”

“拉倒吧!”父亲哈哈笑了。“国民党是干什么的?就知道搞摩擦,消极抗战。”

伯父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没完没了,就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别争了,再争,就都看不到电影了。”

他对在一边看笑话的公经理说:“赶快放,随便放一个。不然,耽误了孩子和家属。”

当公经理输送磁带时,伯父拿出一副极为公正的姿态,说道:“我也不说共产党,我也不说国民党,我只说中国人--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甭说别的,就说咱山东吧,日本人才多少兵力?加起来不过五六万,而且都是乙等建制,咱们呢?沂蒙山区、昆嵛山脉,国共两党三四十万兵马啊,论步兵装备,比日军差不了多少,为啥让人家折腾了八年?不和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伯父说得我们都怔住了。在座的,有国共三个军人,伯父一生经商,咋懂得那么多呢?

公经理可真逗,他既没有播放抗战的,也没播放内战的,而是播放了反映“八·一五”光复后,国共两党谈判的《停战以后》,这样,谁也没话可说了。

父亲看得很忘情,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摸出了一张“大团结”,朝我喊道:“去,买两挂鞭炮来。”

大伙认为他这是为了庆贺我的亲事,都兴高采烈,可是,当我把鞭炮买回来,父亲却说:“去,挂到酒店门口。忘了?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

我正要离去,伯父偷偷给了我一个眼色。

我停下了。

伯父对父亲说:“都在这里看着电影,放什么鞭炮呀。等等再说吧。”

父亲没辙,只好作罢。

但电影结束了,伯父却将两挂鞭炮藏了起来,父亲嚷嚷着,找了一圈儿,没找着,也就算了。

又过了十几天,伯父突然对我说:“老四,把鞭炮挂在我的‘关东货栈’门口,给镇上的人提提神!”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得镇上的人直问这是咋啦?不过年不过节、不开张不镇邪的……

我百思之后,忽然开朗:那天,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忘记的日子?“八·一五”光复日。

1983年夏天,一位大人物到了青岛,避暑之余,对加快经济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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