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谈判的整个历程，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正确决策。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这场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1.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2.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3.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些原则对入世谈判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坦率地说，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时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这是龙永图所说一句十分精彩的话语，十分形象的描绘了当时中国入世的艰难。
龙永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中国加入WTO的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问：“为什么1993年10月是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呢？”
龙永图：“世贸组织1987年开始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体制进行审议。一般来说，其他国家这个阶段是很简单的，花不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为什么花了6年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有能力执行那一套多边规则的。但是当时我们又不能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当时我们叫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国际上不知道什么叫做商品经济体制，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客观范畴的东西，反映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调节手段，是主观范畴的东西，这确实是当时很大的一个理论上的分歧。
“当时，他们追问最厉害的就是你们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企业是整个经济的细胞。当时我们讲，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你这个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你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的，可能是代表你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当中，在整个工厂的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最高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当时我们确实讲不清楚。我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到日内瓦，试图讲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但是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呀！
“我们当时绕来绕去，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份，我还记得在日内瓦的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我们代表团的团长非常自豪地对全场的代表讲，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的日内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
“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所以我们今天想起这件事情，确实很缅怀小平同志当时的那种魄力。”
问：“1999年11月为何是第二个转折点呢？”
龙永图：“在1993年初以后，谈判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开放市场的谈判，这个谈判又搞了6年。这个谈判也是非常艰难、非常复杂的。谈判的焦点是，一方面我们中国是愿意开放市场的，因为我们是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力，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决定我们开放的速度，而且我们的开放必须要有条件。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开放市场。所以，这6年谈判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市场开放的范围、速度和条件进行的，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和美国、欧盟谈判的焦点。
“开放市场包括各行各业。汽车工业开放是什么条件，采取什么样的速度？钢铁工业开放采取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速度？银行开放是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条件？商业零售要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速度？谈判的复杂性就更大了。谈判涉及到国务院系统几十个部门，国内协调也提到日程上来。谈判进入到一个更艰苦的阶段。
“在整个谈判中，美国的谈判最为艰难。可以说在开放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是代表世界贸易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跟我们进行谈判。美国一贯认为，只要跟他谈成了，其他成员都会接受。美国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比如我们和美国达成协议，欧盟马上跟我们说，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你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动地让我们吃美国的剩饭。不过，由于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块头最大，所以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仍然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第二阶段的基本结束，为后来中国加入WTO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那一刻，龙永图的眼睛里，泪光盈盈！
这一天，距1986年7月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已经过去了15年。
15年间，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跌宕起伏，艰苦卓绝。如此艰难漫长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经过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昂首跨入WTO大门！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15年来，伴着复关和入世谈判，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
15年的谈判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程，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历程，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历程，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真实写照。15年间，中国从追求温饱到实现小康，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在日益强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也是我们全面重返国际经济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
中国入世，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促使全国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入世后我们将获取进军国际市场的入门券，也要履行中方在谈判中所承诺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非歧视原则等义务。这样，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我们承诺遵守WTO规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要按市场经济的牌理出牌，这必然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促进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备，促进有关法律体系的健全，从而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律体制的确立。此外，入世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新型收入分配机制、新型就业格局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消费者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更好地保护和壮大自己，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
不过，入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各种机遇，还有各种挑战。随着市场准入的扩大、关税的削减和非关税措施的取消，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有可能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一些产品、企业免不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那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将经受“与狼共舞”的严峻考验。从单个产业看，虽然如农业中的水果、肉类和蔬菜，工业中的一般机电产品、轻工产品、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服务业中的建筑、旅游等，都将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农业中的粮食，工业中的汽车，服务业中的银行、保险、电信等，均将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其次，我国现行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完全符合WTO的规定，对外经贸管理在观念和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滞后之处，政府机关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也有相当大的不适应，这些都会加剧我们与WTO规则磨合期的阵痛。再者，国内企业普遍对WTO规则了解不够，经验不足，因此入世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也可能出现于我不利的结果。
利弊当辩证观。确实，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在享受WTO权利方面，如果利用得好，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扩大出口，更多地吸引外资，更恰当地保护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更有效地对付某些WTO成员的贸易歧视；利用得不好，以上利益就难以充分获得，有的甚至会丧失。同样，在履行WTO义务方面，如果我们能变开放压力为改革动力，变外来挑战为自身机遇，切实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大胆实行科技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减失增得，兴利除弊。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敢于向全球开放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孤岛。站在WTO的门槛上，面对未来十年、百年，我们满怀憧憬与信心。在竞争中发展，在风浪中搏击，是发展中成员实现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获取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
让历史铭记这风雨15年。
让我们续写更辉煌的明天！
2002振兴东北
在南方人眼里，东北除了一个“冰天雪地”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印象了。殊不知，正是这冰天雪地孕育了五谷丰登的黑土地，这三个月的寒冷季节，恰好给了土地以休养生息的绝佳机会，一旦春风吹来，那黑黝黝的土地便以其天然的养分催生着各种植物，用籽粒饱满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令东北人津津乐道，最为自豪的也莫过于此了。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话：“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他们似乎还沉浸在计划经济时代老东北的荣耀中。可是他们却想不明白，进入市场经济后，东北怎么忽然就不行了呢？
东北负重前行
有的老年人感慨说，计划经济的时候，东北提供了差不多全国三分之一还多的商品粮，可是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国家却不管了，南方人也没良心了！言外之意，东北被国家抛弃了，东北被南方抛弃了。
有记者曾采访过几位东北地区县政府的干部，也采访过乡长，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要想发展东北，国家要给政策，但当问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政策的时候，他们却回答不上来，也没什么可回答的了，最后他们只好说，国家要给钱啊。
其实，国家也不是没给钱。据专家介绍，国家仅仅是粮食补贴的钱，每年中央财政就要给东北拿出500多亿，这还不包括各种专项性质的资金投入。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国家在千方百计地增加东北的项目，比如，东北玉米多，国家便拿出钱来搞玉米的项目、搞淀粉的项目，但有几个真正是赚了钱的？还不是白白打了水漂。没有优秀的管理者，有好的项目也没用，很多干部是当官从政的人才，但却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人才。”
丁力说，其实在粮食主产区，政府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是有工作可做的，但现实是，东北很多这样的地区，政府人员臃肿、超编，而且还都吃着一份稳定的“皇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如果不是为了老百姓增收盈利，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盈利，那就麻烦了，这就必然导致这些人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这种作风上行下效，不但致富不了一方百姓，反而会带坏整个环境。也就是说，人们都不去考虑劳动致富，都考虑去托门子、找关系，设法当个小官，因为这种人有地位有收入，这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且这种危害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在东北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7000多人的大企业，在国营企业的机制下难以运转了，便想到了招商引资，但当外商前来考察的时候，提出了一套人家自己的用人办法，而政府部门却不干了：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就这用人的事情得我们管，2000多科长、处长以上的人，都是国家的干部，下岗了让我们怎么办？
还有一件事，东北一个小镇拿出一个很不错的项目搞招商引资，外商也愿意为此投资3个多亿。在考察时，这个镇政府官员研究后认为，人家外国人来了，咱这小镇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多没面子，干脆领着外商到省城去消费吧，没想到外商反而不干了：我是来投资的，不是来消费的，拜拜！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此没了音信。
这也许是些非常极端的例子，但却从中让人体验到几多的辛酸。
说起南方，东北人往往都是这样的印象：南方人狡猾，不实在——他们因为自己的“忠厚”而这样评价更加适应市场搏击的南方人。
有一位女士，她跟记者讲，她先生是教师，教课非常不错，但因为是民办教师，被解聘回家了，县城里有几所私立学校，她很想让她先生到私立学校去教书，问记者能不能给说个情。记者问她，既然知道自己教课教得很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到学校去应聘呢，她笑了：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同时补上一句，现在没关系哪行啊，总得有个人先说一下吧？
在大家的印象里，东北人高大、豪爽、勤劳，那富庶的土地无疑是上天赐给的财富。在东北家庭的对联中，“五谷丰登”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词句，正是这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东北人，如果说“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民生活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到底是谁造成了东北人今天饿不死也富裕不起来的局面呢？一句话，东北被市场抛弃了，被观念抛弃了，被自己抛弃了。
相比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浪潮、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百姓富足，京津唐地区的加速发展，东北悄然沉寂了，明显落后了。
温总理三次东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