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江村、抗洪、下海潮、进城潮、进口大片年代、提速的列车、网络纪年、体彩、三峡工程、国债违规、香港回归、神州一号、中美双边贸易
1994网络兴起
互联网是中国向世界敞开的一扇门户，互联网是中国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当他悄然洞开的时刻，恰逢这个国家经历了对理想探索的阵痛之后，社会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巨大的变革，冲击着人民的心灵。
1994年底，张树新跟丈夫一起去美国游历。在一位同学的家里，她看到了一份印有E-mail地址的通讯录，由此了解了美国一家Internet接入公司。
那一刻，互联网这只“蝴蝶”飞进了她的心里。直觉告诉她：这可能是一个比她正在做的传呼机大上许多倍的生意，更重要的是，这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可以从“鱼头”吃起的全新行当。
1995年初，张树新把全部家当抵给了银行，到手1500万元人民币，以700万元注册了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于是，1996年早春的一天，北京中关村南大门零公里处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这一天被认为是中国网络业的一个纪念日。此时，距1994年4月20日NCFC（国内第一个示范网络）接入Internet还不足一年，被视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其科技人员大多连电子邮件的账户都没有。瀛海威迅速开了个电子邮件商务中心，把电子邮件和电脑、modem一起搭配出售，赚取了入行后的第一桶金。
做着做着，张树新有了更大的想法——自己建物理网。她先到中国电信租用了DDN（数字数据网）专线和所有的电话中继线，然后购买设备、路由器、系统软件等，组建了一个与中国电信并列的互联网络系统。张树新与丈夫一起设计出的“瀛海威时空”网络是挂在中科院之下的全中文界面的交互网络，是当时国内惟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网络上漫步……”登陆瀛海威的用户必须登记在册，并需缴纳一笔入网费。这基本上是“美国在线”早期模式的翻版。
张树新扛起了网络的大旗，瀛海威铺天盖地的广告也让普通民众逐渐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曾经陌生的名词。
“当时，为了免费上网，很多人在赢海威门口排队，风雨无阻。”这样的场景，已经深刻在很多老网民心里。但最后，瀛海威却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的第一个悲情故事。1998年6月，由于亏损严重，并且后继资金匮乏，大股东与张树新产生冲突，张树新宣布辞职。当这位业界女强人走出瀛海威时，神情恍惚，此刻正值日渐西斜时。
外界总结了瀛海威失败的原因，比如曾耗时三年，耗资千万打造的容200个网页、500幅图片、10万多文字于一题的“网上延安”，这种如今很常见的网络“专题”在当年却遭遇了点击率的“滑铁卢”；还有花巨资集合大量精英开发的“网上缴费系统”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等。
而张树新则讲述了这样一个桥段：“当时电信体制是垄断的，我们每条电话中继线的月租费是6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这条电话线24小时全占线，客户交给你很贵的钱，也是永远赔钱。所以我当时闯过电信总经理办公室，跟他们讲，你们这样下去会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罪人。对方笑了，说我佩服你，但是我们的财务不归我们管，归财政部，我们并不是企业。”毕竟，网络这个新鲜事物的前景是那么的诱人，因此，一些有相当知识基础和社会关系积累的创业者，仍然将目光投向了互联网这个全新的领域。
1997年至1998年间，瀛海威从鼎盛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人带着梦想与憧憬踏上了中国互联网的征途。
1997年5月，一个名叫丁磊的宁波青年敲开了时任电信广州数据分局局长张静君的大门，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他那份关于丰富Internet内容的建议书，并成功说服张静君给他即将创办的网易公司提供办公室、服务器和线路。
1998年年初，张静君在丁磊创业资金即将结束的时候和他签订了一份163电子邮局的系统解决方案，这套方案连硬件、软件系统一共卖了119万，其中硬件成本就需要100万，因此，丁磊并无多少收获。但这个样板工程一出，网易的生意开始好了起来，其他城市的电信数据分局纷纷上门拜访，要买网易的免费电子邮件系统。
丁磊的成功带动了很多人，就在其免费电子邮件系统大行其道之时，一个叫马化腾的年轻人也决定自己开公司，取名腾迅。几乎在同一时间，自称“如果说方正只有一个高级程序员，那就是我”的周鸿祎也决定自己干，注册了一家公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3721。
就在年轻一代崛起的同时，中关村的老一代程序员也在积极地投身互联网，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个叫鲍岳桥。1998年3月，他和两名志同道合者凑了20万元，在北京上地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简陋的房间，不声不响地成立了联众；谁能料到，以后他们能做出著名的休闲游戏中文平台——联众游戏。
1998年，一头一尾诞生的两家公司都成了中国互联网的品牌，一个是搜狐，一个是新浪。
张朝阳这个有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中国互联网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CEO等诸多身份的男人，以高姿态出现在各类报纸上。随即一股海归潮汹涌而至。
在那批海归中，当初最有名的是ChinaRen的三剑客——来自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的杨宁、周云帆和陈一舟。短短9个月，ChinaRen就名列全国前十大中文网站。更重要的是，此三人在今后的互联网中依然不断地“兴风作浪”，其中，杨宁和周云帆联合创办了日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空中网，而陈一舟则成立了web2.0的代表性网站千橡公司。但以现在而言，有名可能得用“李彦宏第二，无人敢称第一”。1999年10月，李彦宏受旧金山领事馆邀请随留美学生代表回国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自1995年起，李彦宏都要回国一趟，但这次感觉不一样：“一是，这次是政府请我回来；二是，我正想离开原本服务的公司，考虑是否回国创业”。这次回国后，李彦宏说服他的朋友徐勇，和他一起创办了百度。此时的中国，网络是最时髦的名词。网站像田野的杂草一样疯长，北京平均每天诞生两家．COM公司。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使得B2B、B2C、NASDAQ等字眼妇孺皆知，街头巷尾议论的是“注意力经济”和数字英雄们的光辉事迹，跳槽到网络公司成为当年最明智的选择和最时髦的工作方式，而北京希格玛大厦、嘉里中心还在以网络公司纷纷进驻为荣。互联网在2000年4月达到高潮，风险投资家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一次门票定价3800元的风险投资研讨会，竟然有近300人报名参加。4月6日第四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聚集了100位总裁、300多家企业、100余家国内外媒体，参会企业之踊跃、到场人数之多、水平之高都大大出乎主办者的预料。
就在同一天，漫天的沙尘暴袭击北京，各式各样精美的宣传纸袋在会场附近飞舞。
但这些暗流涌动的人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在大会召开前后，NASDAQ股市巨幅下跌，并且在两周内形成“崩盘”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到7月27日，亚马逊股票跌到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一代电子商务的典范亚马逊被拉下“神坛”！
从这开始，持续走低的股市、裁员、并购，构成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寒冬。
千年之交，“人类劫难”的无疾而终并没有避免这一场网络劫难的爆发。
当烧钱被迫转向求生的时候，先天不足的“超前企业”、“概念公司”暴露出了全部漏洞。管理混乱，竞争无序，付费网民的匮乏，社会信息环境滞后，行业自律协作薄弱，单打独斗的网站、电子商务公司战斗至最后一滴血。
就连中关村的“卖水业”都挣的盆满钵满的时候，就在上网开始成为街头大妈口中的常用词的时候，网络淘金者们却满怀着疲惫和悲壮陆续撤离了矿场。那些动辄千万的闲散资金、数万家大大小小的网站、近百万熬夜加班的年轻人都消失了。他们被迫重新选择职业和生活。
风险投资＋硅谷经历＋美国网站成功商业模式≠中国网络‘风流人物’！
相对于以上张朝阳、丁磊等那些稀缺的成功者来讲，更多的奋斗在网络中的年轻人失败了。梦想化作泡影，青春遭遇重挫，激情难堪愚弄。第一代互联网业和互联网人付出了惨痛代价。
网络是彻头彻尾的泡沫，还是人类发展的未来？网络人的网络之爱难道仅仅是出于对财富的迷狂？那场网络的历史大动荡给后来者留下怎样的启示？无时无刻，人们不在探究与反思。
其实，在一个处于启蒙期的行业中生存是很困难的。难上加难的是，张树新极其他网络探索者们所领导的企业恰恰又是早起的领跑者。他们必须经因行业成熟过程中所有的阵痛，还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启蒙成本以及技术进步和道义上的双重责任。此外，还必须时时追问自己：我是否依然适合领导这样的企业？我是否依然适合领跑？
大雾当道，山穷水尽，人们这时才发现，那些意气风发的领跑人在大雾中跌倒了，流血了，失踪了。一个年轻产业的成熟，往往需要无数浸满鲜血和泪水的失败来作为祭奠。只有当一种失败的原因被这个行业中所有的人记取之后，才可能不再出现下一个牺牲者。
于是，一个风雨飘摇中的瀛海威、一大群消亡的网络公司和一个曾经饱经沧桑的女人，在此刻显出了特有的意义。
一位曾经为国内网络界重量级的人物这样说道：“网络公司给了我们机会也给了我们梦想，但也亲手将梦想打碎。互联网毁了中国一代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但下一代网络人会踩着我们的肩膀找到出路，而我们也必须‘自废武功’，重头再来。”
泡沫背后，是一部与狼共舞的悲壮史诗，一串浮躁盲目的圈钱故事，一曲发人深省的无尽挽歌。
网站的遭遇绝对不能抹煞网络的价值。互联网那时体现为是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就象加速的新陈代谢一样，必然有一批批跟不上潮流的企业倒下，而有一批批更为壮观的新手冲上。从单个企业看、从局部看，的确可以感受到剧烈的泡沫泛起和破灭，但是从全局来说，必然是不断增长。这种趋势才是理解互联网本质的关键。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在2002年元旦致词中说，互联网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生活有用，因此它注定有光辉灿烂的前程。泡沫淘汰了投机者，真的勇士在严冬里前行。网民人数持续增长、网络应用走进家庭。随着第一批盈利网站的出现，随着宽带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络行业正在迎来掀起第二次革命的重大机遇。
1995王海打假
“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这项针对消费者的权利在1995年以前，恐怕只有少数通晓法律的人才会主张。就在这一年，经由一个叫王海的人而引发的索赔事件，让更多的人如梦初醒般认识了实施已逾一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牢牢记住了第49条的惩罚性条款。
1995年11月24日，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赛特俱乐部一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的会标格外醒目。座谈会的主办方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参加会议的除部分在京商家外，还有全国工商总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权威部门领导。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不久前因在京城“知假买假”而名声大噪的王海，借此讨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普及工作。
那个“跑遍京城10家商场，专买假货、双倍索赔、赔偿金已近8000元的王海”，那个大多数人想象中“老谋深算、专靠损招儿发财的年轻人”，此刻头戴棒球帽、敦敦实实、楞头楞脑地在座谈会上大念《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这一天，这名来自山东的青年王海有了一个意外收获：会议结束后，他颇有特色的打假行为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王海现象”自此火遍全国。即使多年过后，“王海现象”不再抢眼，但王海这个名字，却被牢牢嵌入“普及消法先锋队”的名单中。
1995年初，陪人来京考试的王海在书店里与“消法”不期而遇。买回家随手翻几页后，王海的目光被其中的第49条牢牢锁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个性十足的王海对这条规定产生了兴趣。
3月25日，抱着“试一试”想法的王海来到北京隆福大厦。在二楼电讯商场，王海盯住了一款标价85元一副的日本索尼耳机，细心的王海发现，这种索尼耳机的包装上居然印着日本另外一家株式会社的名称。他怀疑这是假货。先是犹豫不决的王海最终还是掏了腰包，以170元的价钱购得两副耳机。
买假耳机简单，退假耳机就难上加难了。王海的第一站是北京市东城区消协，但寻找未果。北京市消协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王海，找消协处理应先将商品送至技术监督局鉴定。王海在技术监督局得到的答复是：耳机真伪，应送至索尼公司鉴定。
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确认耳机是假货，但表示，想从该办事处获得书面证明，则需要法院或者工商等部门介入。这让王海很失望，思前想后，他决定再买10副耳机去工商局“拼”一次。
接到12副耳机的东城区工商局在一个月后找到王海：索赔属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
隆福大厦表示，后10副耳机属于“知假买假”，只退不赔。
民法关于“欺诈”这个概念有三个要件，一是主观故意，二是实施了欺诈行为，三是造成了他人的错误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