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十多天前，广东省委已经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几乎就在同一天，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谢非讲了一句只有他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其时，陈开枝正在南海市检查工作，他立刻向南海市委领导辞别。对方问：“有什么急事？吃了饭再走嘛！”陈开枝回答：“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
“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多年来老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直觉告诉我，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这也意味着，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陈开枝如此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开枝的判断是正确的。
专列，向南方的专列风驰电掣，向着遥远的南方。车厢里，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除了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谈话、聊天外，更多的时候是在沉思。
小平的神情中，有一丝忧虑：那两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致使市场疲软、生产萎缩。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东山再起，甚至有人提出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偏离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关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曾经的改革开放弄潮儿心有所忌，在很多事情上不敢为不敢闯。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低谷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老人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但小平的神情中，更有一份舍我其谁、义无反顾的大气和坚定——1989年11月9日，是他正式退休的日子。四天以后，他在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是说给全党全国人民听的。而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他就要挺身而出，将中国这艘巨轮，重新引向正确的航线。
专列，向前疾驶。小平静静地看着前方。前方是深圳。想着深圳，小平的思绪不由地回到13年前，回到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时，他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他那时早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需要一个试验场，可以放开手脚搞，为全国开个窗口探条路子。但在哪里实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里，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后，他把习仲勋留下谈话。他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第二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也因此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浪潮和令无数中国人为之振奋的经济腾飞。
为了验证设立特区的决策，从1984年1月24日开始，他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特区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气象让他高兴。高兴之余，他挥笔为深圳特区题写了一行大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想到这里，老人阅尽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一缕笑意。
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在车下迎候。谢非向前一步，搀扶着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八年了！”——自小平1984年视察深圳，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简短的休整后，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八年前的一些羊肠小路和低矮的房舍不见了，代之以宽阔的马路、成片的高楼和色彩斑斓的广告招牌，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一览无余。看到这些，小平特别高兴。
那天晚饭后，小平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第二天上午9时35分，小平来到国贸大厦参观，并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的，是高楼林立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21日，小平结束了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游览，驱车回迎宾馆途中，他告诉身边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小平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作了重要讲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月23日，小平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此后，直到2月21日，88岁的老人又先后视察了珠海、顺德、江西、上海，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比如，在珠海，他鼓励人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江西，他说：“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在上海，在参观贝岭微电子公司时，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他还为在场同志讲解前苏联因为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些讲话与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共同构成了小平南巡讲话的完整体系，对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月18日，也就是小平抵达深圳前一天的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宣传部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到了之后，他被告知，自己将作为唯一的文字记者第二天随同市委书记李灏等人一起去迎接邓小平并进行全程采访。
多年以后，陈锡添回忆说：“当时很激动。那次只派一名文字记者采访，说明市里对我很信任，但如此重大的任务也让我紧张。因为，我觉得小平那个时候到深圳，意义很不一般。自从1984年视察深圳之后，小平已有八年没有到过深圳，那次来决不是一般度假。因为当时国内姓‘资’姓‘社’的争论非常激烈，更严重束缚了人的手脚和头脑。改革开放的步子放缓了，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怎么走？小平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我那时被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着，我想，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陈锡添回忆说。但是，在跟踪采访一两天之后，深圳有关领导说没有发稿任务。理由是，小平此次视察，曾向深圳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陈锡添得知后，深为可惜，觉得小平谈话这么重要，这么有针对性，对现实有如此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能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广大群众，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心喜，他相信，总会有一天，小平南巡的相关内容可以见诸报端。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以为日后的正式动笔写作做必要的准备。
小平走后两个月，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到办公室取当日送达的报纸，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他不由得眼前一亮：如果一千多字的通讯可以发，不是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吗？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而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一旦闸门打开，文思泉涌。仅用了一天时间，1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便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稿件小样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当夜，《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没有欣欣然，而是突然生出了一丝惶恐：“我那时的心里只有担心，而且不是一般的担心。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引用了那么多小平的讲话，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欠妥的地方？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在我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那还是第一次。”
但事实证明，陈锡添的担心是多余的：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见报。当天，羊城晚报就调整版面，详细摘要发表。3月28日，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原文刊登这一报道。同日晚，光明日报打来电话索取小平视察南方的照片。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直到这时，陈锡添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讲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名人。他那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甚至将《东方风来满眼春》与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人大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
小平南巡迄今已过去了16年，但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留在他们脑海中的记忆，依然深刻而清晰。
比如黎子流。1990年-1995年，黎子流任广州市市长。黎子流至今还能回忆起小平南巡前广州那种沉闷和举步维艰的局面，对当时的许多关键性数字也是张口便能道出：“1990年，整个广州的GDP只有357亿……明亏40多亿元，暗亏近100个亿，国企亏损面近30%。而小平南巡一段时间之后，广州的GDP迅速增长到了2600多亿。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广州、深圳，全国上下，都因此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所以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凭借高超政治智慧和胆魄扭转乾坤的一代伟人。在内心深处，我跟全国人民一样，对他老人家心存感激。”黎子流说。
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现在依然能如数家珍般地道出小平南巡时的许多细节。李灏记得，小平到深圳后第一天观光市容时，自己曾向小平介绍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回答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1／4。”小平点了点头，不无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