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孕育和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辉煌过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如同燎原的星星之火，引发了更多城市的开放，并将先进的思想与思维辐射向全国。从经济特区的建设上，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繁荣和昌盛的方法，如：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对外开放成为推进我国改革的“催化剂”。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而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会让更多非公有企业拥有自主进出口权，一些国有外贸企业的传统优势逐渐丧失，不少地方外贸公司发展遇到了诸多困难，甚至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一现状逼迫国有外贸企业不得不走上战略重组和企业转制的改革道路。
不仅仅是外贸企业，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绝对主角的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从股份制试点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微观的制度创新到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借鉴成熟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通过30年的艰难探索，让国有企业终于走出了一条繁荣发展的新路。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成为热门话题。“一站式”服务等曾经只为外商服务的模式已经不再是新闻。今天，多个部门集中办公的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在许多地方大大提高了国内外客商的办事效率。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是在2001年11月，历经15年艰苦努力，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从此，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经济学家王梦奎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建立与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其实质，就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自然会有新的特征、新的任务，也必然要实施新的战略。
从新的特征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下，中国进一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国内市场的竞争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从新的任务看，就是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几年来，随着大规模地清理、修订法律法规，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和会计制度的逐步建立，“透明度”和“非歧视”，全球视野、创新眼光，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法治观念、知识产权观念等这些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和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大大加快了步伐。“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对外开放促进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之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研究院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说，“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竞争，而对外开放引入了竞争压力，使企业和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最大程度地促进了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转变”。
3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历程昭示我们：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中国才能坚定不移地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开放的强国之路上奋勇前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新形势下，我国必将进一步完善适应对外开放要求的体制环境，在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的同时最有效地规避风险，以切实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使我国经济最大限度地实现腾飞。总之，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通过它，可以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找到了一条出路。经济特区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也为解决港澳台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铺垫行动！
1986中国硅谷
这一年，北京中关村正悄悄酝酿着一场变革。
位于首都西北角的海淀区中关村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几十家新技术开发中心、公司，就像是常设的技术商店，在这里有买有卖，还做牵线搭桥的“中介方”，生意兴隆，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技术市场。
当时海淀区集中了三十二所高等院校、八十多个研究所，科技人员及高校教师达四万五千人，还有十万名本科生、研究生，其智力密集程度居全国之冠。与人才结构十分不相适应的是海淀区工业落后，经济不发达。傻大黑粗的钢铁厂、锅炉厂占地面积大、产值低，还污染首都空气。北京工业学院的一位教授曾难过地说：“我们这些有声望的大学、研究院，如果不能把家门口建成一个高技术的产业区，脸上无光。”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后，使中关村的科技人员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也使海淀区有希望成为我国知识密集的产业区。一位研究员找到海淀区科委说：“我进科学院三十年，写过三十篇论文，大都锁在铁柜里。想到这些心里难受，愿在有生之年为技术开发做些工作。”
从1981年开始，海淀区陆续兴起了一批民办科研机构。一大批科技人员、大学教师与海淀区联办各种科技开发公司，他们在不要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据对141家的统计，他们创办时共集资5000万元，现已基本还清，并已有资产9000万元。从1984年到1986年3月的总收入达1.7亿元；上缴税利5800多万元。他们共开展了3700多个科研和技术服务项目，其中十六项达到国际水平，二百多项属国内首创。
科海新技术开发中心组建了中间试验厂，推广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三十多项，使多年放置的成果转变为生产力，协助海淀区建起九个小工厂，这些工厂一年取得直接效益400万元。他们向鞍钢转让一项节油技术，一年就节约油费46万元。海华科技中心为清华大学教师配备年轻助手，开发科技成果40多项。他们为学部委员茅于海教授提供人、财、物等条件，使他半年就研制成功“激光打靶”技术。四通公司每年都有一个拳头产品投入技术市场。他们开发的M2024打印机淘汰了日本东芝的TH—3037机，为国家节约外汇900万美元。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设计建造的计算机机房，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已创收6200万元。民办科技机构的兴起，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注意。电子工业部的一位领导称赞说：“我们多年想搞而未搞起来的微机应用推广工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开展起来了……”一些老科学家说：“我们这代人希望看到‘海淀硅谷’的雏形，下一代人一定要把它建成。”
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北京中关村一场悄悄变革，中国硅谷正在这里孕育》为题，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与发展情况。与此同时，7个城市的100多位从事软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中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第一次系统、全面、理性地研究了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规律，这两个课题不仅从理论上肯定了我国搞高新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系统地对高新区发展的概念、模式、项目、选址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两年后，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发展到了400多家，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1988年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88治理整顿
这一年，由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潮，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