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变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和主管部门的做法，由国家财政集中一部分企业折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即50%上缴国家财政，50%留给企业。
4.恢复企业基金制度。从1978年起，国营工业企业凡是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8项年度计划指标以及供货合同的，可按职工全年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设施以及职工奖励。
5.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国务院于1978年5月决定，经过整顿，领导班子强、供产销正常、各种管理制度健全、定额和统计工作搞得比较好的企业，可以试行奖励制度和有限制的计件工资制。
上述5项措施的前3项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工业管理中的混乱、分散现象，后2项措施基本上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这些措施，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农业十六条”规定的农业基本制度的破坏，重申了有关规定。主要是：
1.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2.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3.反对“一平二调”，实行等价交换政策，同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和奖售化肥标准；
4.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5.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
6.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重大问题由社员大会决定，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反对瞎指挥。
7.召开了多次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等在内的专题性会议，还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虽然仍然包含一些“左”的错误，但在当时对恢复农业仍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8.增加对农业的资金和物质投入。1976~1978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由44.5亿元增加到56.5亿元，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由110.5亿元增加到150亿元，国家银行对农业贷款由90.4亿元增加到115.6亿元。9.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
10.实行农业增产技术措施。主要包括推广和开展家田基本建设等。经过针对工业及农业等的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一些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经济工作中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农业生产1977年因遭受自然灾害比上年略有下降外，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
文革后的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为不久后的大规模化的改革开放垫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978真理标准
十年“文革”中，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严峻的现实说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而当时领导者华国锋依旧十分保守，他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的，这些都要“坚决维护”。
而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两个凡是”还有很大的影响，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真正的复苏。
推倒“两个凡是”，必然要进行一场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横空出世！
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一名教师，每天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因为“文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曾被禁锢得比较厉害。老师讲课很少用自己的话，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份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了苦头。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但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使中国前景再蒙阴影。“‘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么？而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坚持‘文革’路线，如此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二是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应当走哪条路才是好呢？”胡福明痛苦地思考着。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当年7月，《光明日报》哲学版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参加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的“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研讨会。在会上，42岁的胡福明公开为“唯生产力论”平反，认为批“唯生产力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在会上和反对者激烈辩论。王强华欣赏胡福明“敢于突破框框，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会间主动结识了胡福明，欢迎他给《光明日报》投稿。胡福明经过两个月的构思、写作、修改，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并很快寄到了北京。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二三月，文章应编辑要求多次修改，却迟迟未予发表。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并叮嘱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于是，杨西光走马上任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为了《实》一文，杨西光和胡福明有了一次深谈。杨西光说：“《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胡福明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光明日报》的范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百家争鸣，探索真理路坎坷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章强调“唯一标准”，排除了“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权力标准。文章虽没有点“两个凡是”，却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如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后来所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此文。
该文被视为当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广泛的赞扬和支持。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却遭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无理指责和粗暴压制。“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在关键时刻，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尖锐地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实即“两个凡是”），这个讲话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有力的支持。
罗瑞卿同胡耀邦一起，指导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系统批驳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错误观点。此文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有力地推进了讨论的发展。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长谈话，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广大理论工作者采取开研讨会、撰写文章、讲演等方式，大力推进讨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标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连续报道，影响巨大。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到1978年8、9、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二十天，实际开了三十六天。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共二百多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工作会议。
与会者突破了会议原定的以经济问题为主的议程，陈云同志带头，以实践为标准，提出并讨论了“文革”中的一些重大案件和一些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特别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撤销了关于批邓的文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与会者议论的一个热点。许多同志阐述了坚持实践标准的重大意义，指名道姓地揭露和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
之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面上的讨论一度放松了。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同志发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阻力主要还是“左”的思想、思想僵化。从1979年5月开始，四川、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都提出，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
在邓小平等倡导和支持下，从1979年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就在多数省、市、自治区逐步开展，到这年的秋冬，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普遍开展起来了。通过补课，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观点深入人心，成为他们总结经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文革”，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这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东风压倒西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一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其涉及主题之重要、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是检验“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对一些重大案件平了反，重新评价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落实各方面的政策，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这些检验，导致了对十年“文革”的彻底否定。再进一步，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今年是建国60周年。联系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恢复并丰富发展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保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一切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否定错误的理论，抛弃不合时宜的观念，不断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束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78小岗村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