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干不干，三餐饭”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厨师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注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的想法，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人民公社的终结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1958年，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未经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原来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4000-5000户的人民公社，一般一乡一社。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沮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备方面的任务，这同农业合作社有重大区别。所谓公，指集体化、公有化程度高。除了原有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有财产归公社所有外，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私有房基、林木等均为公社所有；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社队内部贫富拉平，大搞平均主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等公共事业。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公社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往往无偿调拨，甚至对社员的财物也无偿占有。
这一切的结束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讨论并决定将《农村人民会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和试行，全会还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条件具备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必须调整时，应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分别报请省、地、县领导机关批准。”此后随着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在广大农村的迅速铺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愈来愈显现出优越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则更为暴露。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终于作出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这样，作为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就随之走向了结束。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引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胜利。历史表明，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和提出，都必须尊重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和兴起，充满了乌托邦色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的。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批判胡风运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三大改造完成。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1957年，中共进行整风，反右斗争扩大化。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开始。炮击金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