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太小心了，”威尼弗烈德说。“我要是你，就把从前的事情讲给她听。把女孩子看做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不成的。她们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知识，我也说不来，不过她们好像什么都懂。”
索密斯那张眼睛舜子拼在一起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威尼弗烈德赶快又说：
“你假如不愿意谈的话，我可以替你谈。”
索密斯摇摇头。想到自己的爱女获悉那件旧日的丑事，脸上太难堪了，除非碰到绝对必要时，否则不能轻易讲出去。
“不要，”他浣，“还没有到时候。能够不讲我绝不讲。”
“这真没有道理，亲爱的。你想想那些人怎么会不讲呢！”
“二十年的时间很长了，”索密斯低声说，“除掉我们家里人以外，哪个还会记得？”
威尼弗烈德被他堵得没有话说。近来她变得愈来愈喜欢平和恬静了，因为蒙塔谷·达耳提在她年轻时总闹得她心绪不宁。由于油画总使她感到沮丧，所以她不久就下楼去了。
索密斯走到屋角上挂着的那张郭雅真迹面前，那张《摘葡萄》的壁画摹本并排挂着。他买到这张郭雅真迹很能说明人们的既得利益和欲望是多么的牢固，这些就像蜘蛛网一样把生命的美丽翅膀束缚在上面。这张真郭雅的高贵主人的祖先是在一次西班牙战争中弄到手的-换句话说，是抢来的。那位高贵的主人始终不懂得这张画的价值，一直到90年代才由一位有胆识的批评家发现西班牙画家郭雅是个天才。在郭雅的作品中，这只能算是平凡的一张画，可是在英国差不多是独一无二了，因此那位高贵的主人便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他本来收藏宏富，而且具有贵族的高雅修养，这使他除掉感官的享受外，还坚持一种更健全的原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什么都懂，而且必须对生活极端感兴趣。有这些原因，所以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护守着这张曾给他带来名气的名画，而在死后它捐给国家。索密斯的运气极佳，1909那一年英国上议院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弄得那位高贵的主人又惊又恨。他私下跟自己说，“如果他们认为二者可以兼得，那他们就完全想错了。只要他们能让我安静地享受，那么我死后就可以把一些画捐给国家。可是，如果国家要诱惑我上当，而且这样掠夺我，我就把全部收藏卖掉-我活该！他们不能又要我的私产，又要我热心公益-不能都要。”他这样考虑了几个月之久，后来一天早上，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政治家的演说，就打电报给他的代理人到他的乡间别墅来，并且把波得金带来。当时波得金对于古物的市价是再内行不过的了。他把那批藏画看了之后，就说，如果让他全权处理，把画卖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对艺术有兴趣的地方去的话，这些画要比在英国卖的钱多得多。主人热心公益-他说-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画的确是独一无二的。那位高贵的主人认为他的意见值得考虑，并且足足考虑了一年。一年之后，他又看到那位政治家的另一篇演说，就打电报给他的代理人：“让波得金全权处理。”就在这个当儿，波得金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张郭雅和另外两张难得的画给这位高贵主人的祖国留了下来。他一方面把这些画送到外国市场上，另一方面拟了一张英国私人收藏家的名单。他先从国外获得了他所认为的最高出价，然后把这些书和价钱再交给英国私人收藏家去考虑，要他们超过那些价钱，以显示出他们热心公益。二十一张画里，有三张画算是达到了目的，包括那张郭雅在内。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里面的一位私人收藏家是钮扣制造商-他因为造了无限若干的钮扣，总想使自己的妻子得到“钮扣夫人”的称号。因此他就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画送给国家。他那些朋友都说，“这是他的总策略的一部分。”第二位私人收藏家是一位反美派，他买了一张也是无与伦比的画“给那些美国鬼子一点颜色看”。第三位私人收藏家就是索密斯，比前面两位收藏家头脑要冷静些，他亲自上马德里跑了一趟，认为郭雅的价钱还要看涨，于是买了下来。目前郭雅并没有涨价，不过它总有涨价的一天。索密斯这时望着这张肖像-又像霍迦斯，又有点马奈的毫不做作派头，但是在使用油彩上却有种独特的、生辣的美-虽然买进的价钱相当庞大-他从没有出过这样的价钱，但是他仍旧觉得十分满意，自命没有走眼。肖像旁边就挂着那张《摘葡萄》的摹本，你看她-这个可怜的小鬼一神情恍惚地回望着他：索密斯最喜欢芙蕾的这种神情，因为这样子使他放心得多。
他正在继续端详这张画时，鼻子里忽然透进一股雪茄烟的味道，同时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说，福尔赛先生，你打算把这小小一批画怎么办？”
就是那个比国佬-他母亲是亚美尼亚人，就好像法兰德斯的血统还不够似的！他从心里感到冒火，可是勉强说：
“你也是藏画的鉴赏家吗？”
“哎，我自己也藏了几张。”
“后期印象派有吗？”
“有，有，我比较喜欢他们。”
“你看这一张怎么样？”索密斯说，指指那张高更。
普罗芳德先生的下层和两撇又短又尖的小胡子鼓了出来。
“倒还不错，我觉得，”他说；“你打算卖吗？”
索密斯抑制着那句“无所谓”的口头禅没有说出来-跟这个外国家伙犯不着罗唆。
“对啊，”他说。
“你要卖多少钱？”
“照原价。”
“好的，”普罗芳德先生说。“我很愿意买这张小的画。后期印象派-这些人已经完全过世了，不过很有趣。我对藏画不大感兴趣，不过也有几张，就那么少数几张。”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普罗芳德先生耸一下肩膀说，“人生非常之像一群猴子在抢空果壳。”
“你年纪还轻，”索密斯说。这个家伙如果一定要发什么议论，也用不着暗示财产不牢算。
“我电不愁，”普罗芳德先生说，微笑着，“我们生，我们死。半个世界在饿着肚子。我在自己本国养了一群小孩子，可是这有什么用？等于把我的钱扔在河里。”
索密斯望望他，转身去看自己的郭雅。他不懂得这个家伙要的是什么。
“我的支票上要开多少钱呢？”普罗芳德先生追着问。
“五百镑，”索密斯简短地说，“不过你假如并不怎么感兴趣的话，我看你还是不要买吧。”
“没有关系，”普罗芳德先生说，“我很高兴买下这张画。”
他用一支镶了很多金子的自来水笔签了一张支票。索密斯望着他写支票，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家伙究竟怎么会知道他想卖掉这张画呢？普罗芳德先生把支票递给他。
“英国人对画表现得真有趣，”他说，“法国人也是这样，我的国家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全都很有趣。”
“我不懂得你的话，”索密斯说得口气很硬。
“就像帽子一样，”普罗芳德先生扑朔迷离地说，“一下大，一下小，一下翻上去，一下翻下来-这就是风气。真好玩。”他微笑着，重又飘然走出画廊去了，和他抽的上等雪茄的烟一样淡，一样不实在。
索密斯已经把支票拿在手里，他的心情就好像占有权内固有价值受到质问一样。“他是个丝毫没有国家之偏见的人，”索密斯心里说，同时看见普罗芳德和安妮特从走廊下面钻出来，漫步穿过草地向河边走去。他妻子看中这个家伙什么地方，他可不知道。要么是他能够讲她的祖国语言。就在这时，他心里掠过一点普罗芳德先生会叫做的“小小疑虑”：安妮特太漂亮了，跟这样一个“没有国家之偏见”的人一起走，是不是合适。即使距离这样远，他也能望见阳光中普罗芳德的雪茄袅出的一缕缕青烟，望见他的灰色鹿皮鞋、灰色帽子-这家伙是个纨绔子弟！他还能够望见自己妻子的头迅速地转动一下，在她可爱的颈子和肩膀上竖得那样笔直。她头的这种姿势总使他觉得太有点卖弄，有种目空一切的派头-并不很神气。他望见他们沿着花园尽头的小径走去。一个穿法兰绒裤子的年轻人在那里和他们搭上-一定是星期天来的客人，河那边来的。他又回过头去看自己的郭雅，眼睛瞪着那个芙蕾的替身，心里烦着威尼弗烈德还来的消息，忽然听见他妻子的声音说：
“米契尔·孟特先生，索密斯。你约他来看你的藏画的。”
就是他在科克街附近画廊里碰见的那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
“你看，我来了，先生，我住的地方离庞钵尼只有四哩路。天气真好啊！”
这就是一时大方的结果。现在索密斯把这位客人打量一下。年轻人的嘴长得非常之大又弯-他好像总咧着嘴笑。他为什么不把上须全留起来？就留这么愚蠢的一小撮，看上去就像音乐剧院的小丑。时下的这些年轻人真是胡闹，究竟为什么要留这点牙刷的胡子或蛞蝓的腮须，简直是故意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哼！浮而不实的家伙！别的方面还像样子，法兰绒裤子很干净。
“很高兴看见你！”索密斯说。
年轻人的头本来在四下张望，这时忽然变得呆看了。“呀！”他说，“好画！”
索密斯看出这一句话是指的那张郭雅画本，真是百感交集。
“是啊，”他淡淡地说，“这不是郭雅。是个摹本。因为有点像我女儿，我才找人临摹下的。”
“难怪哟！我觉得这个脸好像见过。她在家吗？”
这样坦率地感兴趣简直使索密斯招架不住。
“她傍晚就回来，”他回答，“我们看看画怎样？”
索密斯和他就这样兜着看起画来，这是他从来不感到厌倦的。他想一个人会把摹本当做真迹，就是懂画，他的认识也就很有限了，可是两个人一段接一段，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画看了过去，年轻人一些坦率而恰当的话却使索密斯有点惊异起来。他生来就很精明，甚至在他的伪装下也能感觉出来。三十八年的时间花在这惟一的嗜好上，并不仪仪使他只懂得这些画的市价，而不懂得一些别的。他可以说是画家和画商之问不可少的一环，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一切相似的话，当然是狗屁。可是高雅眼光和良好的鉴赏力却是要紧的。一件作品能得到相当多的有赞赏力的人称赏，就决定了这张画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就使这件作品真正成为“艺术品”。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的分歧。他而且对那些绵羊似的哑巴客人，睁着一双大白眼的客人，相当的熟悉，所以听见孟特看见一张毛甫随口就说：一挺不错的干草堆！看见一张詹姆士·马里斯就说：“他不过随便画了就裱！马休才真正了不起，先生，你能够钻得很深，”索密斯并不觉得稀奇。一直等到年轻人站在一张惠斯勒面前，吹了一声口哨说道，“先生，你觉得他真正看见过裸体女人吗。”索密斯才忍不住问：
“孟特先生，恕我冒昧，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先生，我本来打算做个画家，但是被大战捣掉了。后来你知道，我在战壕里，时常梦想着做证券交易，觉得交易所里又舒服，又暖和，而且嘈杂声音不大不小。可是和平又把这个捣掉了，股票现在好像完结了，可不是。我复员不过一年光景。先生，你看我干哪一行好？”
“你有钱吗？”
“啊，”年轻人回答，“我有个父亲，在大战期间我养活了他，所以现在他非养活我不可。不过应不应当容他抱着财产不放，当然还是个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先生？”
索密斯微笑一下，脸色苍白而且戒备起来。
“当我告诉老头子他还得工作时，他几乎气昏了。你知道，他有田地，这是他致命的痛处。”
“这是我的真正的郭雅，”索密斯淡淡地说。
“老天！他真行啊！我有一次在慕尼黑看到一张郭雅，一下子就打中我的中柱。它描绘一个面貌极端凶恶的老太婆穿着一件最华贵的花边衣服。他就是不迁就公众趣味。这位老兄脾气好暴躁，在世时一定打破了不少旧习气。他远不会画画！他使维拉斯凯都显得板滞了，你说对不对？”
“我没有维拉斯凯，”索密斯说。
年轻人眼睛睁得多大。“没有，”他说；“我认为只有国家和暴发户买得起他。唉，那些财政破产的国家为什么不把她们的维拉斯凯和提申以及别的名作全强迫那些暴发户买下来，然后通过一条法律，勒令凡是藏有大名家作品的-根据名单-都必须拿来挂在公共美术馆里。这好像是个办法。”
“我们下去喝茶好吗？”索密斯说。
年轻人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不傻啊，”索密斯想，跟在他后面离开画廊。
楼下一群客人正围着安妮特的茶盘聚集在客厅靠壁炉的角上。以郭雅的讽刺和卓越的笔力和独特而新颖的“线条”，以及大胆的光影处理，他一定能把这一群人画得很动人。从藤萝里透进来的阳光、锅器的可爱的苍白色、古老的雕有花纹图案的玻璃、淡琥珀色红茶里的薄薄的柠檬片，恐怕画家里面只有他能够画得好，也只有他能够把穿着黑花边衣服的安妮特画得好，虽然安妮特缺少这种稀有女性的灵魂气息，她却有一些金发西班牙女子的美；你看，威尼弗烈德虽然头发花白了，可是她穿着紧身的身子仍旧很坚实；索密斯的头发确实很灰，两颧瘦削，却相当出众；米契尔·孟特轻松活泼，正在全神注意；伊莫金黑黑的头发，眉眼传情，身体有点胖了起来；普罗斯伯·普罗芳德，脸上的那种神情好像在说，“怎么，郭雅先生，你画这一群人有什么用？”最后还有杰克·卡迪更，眼神奕奕的，肤色红红的，一脸孔的生活规律：“我是英国人，我要保养得很好。”这一切，也只有郭雅画得了！
奇怪的是-这里得顺便说一下-伊莫金当初做闺女时，有一天在佣摩西家里曾经说她决不嫁好男人-好男人都是单调乏味-却偏偏会嫁给杰克·卡迪更，你在这个人身上简直找不到一点原始罪恶的痕迹，而伊莫金可以试着和千千万万的其他英国人睡在一起，而分别不出这些人和她选择的同床共枕人有什么分别她有时谈到他，总是一副那种“有意思”的神情，“唉！杰克把身体保养得简直太好了：他一生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大战时从头到尾连头都没有痛过一下。你实在想像不出他多么的健康呢！”的确，他实在太健康了，连伊莫金跟人家调情取乐他也看不出，这对她说来倒也慰情聊胜于无。可是她照样非常喜欢他，只要他是个转动机器和两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卡迪更的父亲就行了。她的眼睛这时正带着恶意把他和普罗芳德先生对比。普罗芳德先生好像什么“小”运动和游戏都玩过，从九柱球到海上捕鱼，但是每一个运动，每一种游戏，他都玩腻了。伊莫金有时也希望杰克能玩腻一下，可是他仍旧像女学生玩曲棍球似的继续玩着，而且继续谈着；她有把握，杰克到了倜摩西外叔祖那样的年纪一定会在卧房内地毯上打室内高尔夫，而且赢得了人家。
这时他正在告诉人家今天早晨打高尔夫球打到最后一个洞时，怎样“赢了一个职业球员-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球也打得不错”，同时，还谈到他午饭后怎样划船一直划到卡弗山姆，并且想鼓动普罗芳德先生吃茶后和他打一场网球-这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可以保持健康”。
“可是健康有什么用处？”普罗芳德先生说。
“是啊，先生，你保持健康为了什么？”米契尔·孟特轻声说。
“杰克，”伊莫金也说，就像受了传染似的，“你保持健康究竟为了什么呢？”
杰克·卡迪更拿出全副健康的样子，张着大眼睛望。这些问题就像蚊子嗡嗡叫，他举起手来挥开。在大战期间，当然，他保持健康是为了杀德国人，现在大战结束了，他或者不知道，或者为了体贴别人，不愿意讲出自己的生活规律。
